二 《民钟日报》与安那其主义者的交往
安那其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中文谐音，源自希腊文Anarchism，意为没有首长、没有统治。无政府主义在19世纪初的欧洲出现，是一种否定一切国家政府，宣扬个人绝对自由的激进思潮。旧译中文也称“安那琪主义”或“安其娜主义”。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通过欧洲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传入中国并逐渐扩散。20世纪20年代，随着辛亥革命之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失败，无政府主义逐渐演变为普遍的社会思潮。福建是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的重要地区，时人认为，“安那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两个据点：第一：是上海。第二：是福建闽南。”[15]林憾参与的《民钟日报》是安那其主义者在闽南的主要据点，报馆所在地鼓浪屿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本营。
《民钟日报》的创办与缅甸华侨利用媒体支持孙中山反清革命有关。厦门籍缅甸华侨徐赞周、庄银安等联手在缅甸仰光创办《商务调查月报》后，连续创办了《光华日报》《光华报》《进化报》《缅甸公报》《觉民日报》等报纸，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海外舆论大将。泉州籍缅甸华侨陈允洛也是杰出报人，1911年11月25日，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成员陈允洛携款回厦门资助革命活动。1913年初，陈允洛等在仰光创办《正报》，宣传无政府主义。1913年9月1日，中国国民党驻仰光总支部机关报——《觉民日报》创刊，主笔为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陈允洛担任董事。他们后来在《民钟日报》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1916年10月1日，《民钟日报》创办后，出现资金短缺，陈允洛将回缅甸仰光共和学校执教，报社的名誉社长许卓然托他在南洋招股济急。陈允洛先后在新加坡、马来亚和缅甸的仰光募集股金五六千元为《民钟日报》济急。但《民钟日报》的经费困境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于是陈允洛募集资金带回厦门接办报社。1917年10月中旬，他邀李硕果一起由新加坡返回厦门。1917年11月，《民钟报》迁到鼓浪屿和记崎，租用“似邨”洋楼（今福州路118号）为报社地址，继而前往大宫口（今鼓浪屿人民体育场附近），后又迁至附近平房。[16]
1918年，陈炯明粤军占领漳州并建立“闽南护法区”，秘书莫纪彭早期追随刘师复在广州创办“晦明学社”和在杭州白云庵创立“心社”。经莫纪彭引荐，与陈允洛共事过的梁冰弦担任漳州教育局局长，刘石心（刘师复胞弟）和陈秋霖等人也来到漳州，[17]创办《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报》，都是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重要报刊。梁冰弦作为“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宣传者，[18]在漳州掀起了无政府主义的浪潮。1920年5月，一位北大学生仰慕漳州革命而亲临此地，后来以“如山”为笔名写了一篇《游漳见闻记——漳州文化运动的真相》，发表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上，描述“闽南春季大运动”宣传无政府主义：
第一天在运动场最令人注意的就是有许多人散播一种小册子叫做“我们的运动”，其内容是“无政府党之目的与手段”一篇具体的文章。我出会的时候，看见无论兵士、学生、女子，人人手里几乎都有这一本书。……第三天，有一班青年学生在运动会门口外的小阜上，手摇红旗，竖起两幅大相，我走近看看，原来一幅是巴枯宁，一个是师复，在这两幅相之下，有几位西装少年用北话大声演说，由闽人传译，听的有军官、有兵士、有学生、有农工人和妇女、教师。……后来我跑到运动场里，又看见一队少年学生，人人拿着一面红旗，散播一种小册，题目叫作《无政府浅说》，是师复君著的。[19]
陈炯明退出漳州后，梁冰弦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转到鼓浪屿。梁冰弦担任《民钟日报》总编辑，李硕果担任经理，刘石心等担任编辑，《民钟日报》已经成为闽南无政府主义的大本营，如陈允洛回忆李硕果说：“他在鼓任《民钟报》经理时，拒绝津贴，得罪党要，与人辩论，被封起封，皆做得有声有色，表现其特殊之处。更有一特殊者，当在仰光《觉民报》时，编辑梁冰弦，是刘师复挚友，好谈无政府者，李君在厦时，也邀梁君来任编辑，于是师复之弟石心、抱真及黄尊生亦来，其他好谈无政府者，时有来往，李君皆予以招待，咸称他为李大哥，《民钟报》俨然为一无政府者联络处。”[20]黄尊生（1894—1990年）是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原名涓生，又名鹃声，广东番禺江村人。早年随父母旅居马来亚怡保埠，后来就读并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回广州参与刘师复等人创立的广州世界语学会，后来转到马来亚怡保等地从事报纸媒体工作。1921年，他赴法国中法里昂大学勤工俭学，同时还有刘石心以及刘师复的妹妹刘抱蜀、刘无为、刘天放、刘翠微、章桐（警秋）等人。[21]他们在法国学习和传播无政府主义，参与世界语运动。广东无政府主义者在广东创办《民钟》杂志，与鼓浪屿的《民钟日报》同名，在1923年第4期的“同志消息”中可以看到内外互通声息的状况，“我国同志留学法国的有五六十人，虽分居各处，但声气相投……并且常和各国同志相往来。”[22]可以说，梁冰弦等人到鼓浪屿主办《民钟日报》，带来了全球性的无政府主义者网络。其他人回忆：“当时广东无政府主义者刘石心、梁冰弦、李占标、冯笃明、吕安平、刘抱真、黎昌仁早在几年前于厦门、泉州、漳州等闽南一带活动，创办《民钟日报》，甚有声色。《民钟日报》的经理是李硕果（闽籍），编辑陈范予（浙籍），核心有十一至十三人之多。”[23]虽然陈范予与梁冰弦等人的背景不同，但也是无政府主义者。陈范予早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博物教师王祺的影响信仰无政府主义。文中回忆的“创刊”其实是复刊，吴稚晖作为留法勤工俭学的推手，也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人物，梁冰弦等人主办《民钟日报》自然得到吴稚晖的支持，卷头题字改为了吴稚晖篆书。
1923年，“闽南靖国军”改为“东路讨贼军”，为训练军官筹备“干部训练所”，秦望山请梁冰弦介绍郑文湘为帮统兼训练所教务长，并由梁冰弦制定十大信条，全力灌输无政府主义[24]，《民钟日报》成为重要读物。1923年冬天，梁冰弦以“P.Y.”为名在《民钟日报》发表《物质文明的进展》《工业革命的因和经济革命的果》《进化学说和科学发达》《十九世纪的文艺》《人道主义的趋势》《二十世纪之新生命》等文章，并于1926年7月由上海出版合作社出版，名为《二十世纪之母》。1928年，该书以《现代文化小史》再版，序言说：“这书原名《二十世纪之母》，民国十二年冬在厦门写成，逐日在鼓浪屿《民钟日报》刊登。”[25]1924年初，梁冰弦到海外开展无政府主义的联络活动。2月4日，他在马来亚的槟榔屿皇后街无政府党机关部召开马来半岛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大会代表13人，决议在怡宝（保）、金宝、吉隆坡、亚鲁士打、新加坡、槟榔屿、宋卡等地华人中至少分别建立一个机关，成立一所劳工夜校。大会结束后，梁冰弦等人的活动引起马来亚政府的关注，随后梁冰弦逃往暹罗的曼谷，以“世界语”的名义开展无政府主义活动。
梁冰弦在报馆里进进出出，一直作为核心人物存在。1926年，刘石心离厦，其弟刘抱真担任主编，延续无政府主义的色彩。[26]1927年，《民钟日报》聘请范天均出任编辑，[27]并出版世界语专刊。1923～1930年，《民钟日报》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主要阵营。《民钟日报》前后有多位副刊编辑，“副刊编辑有位王鲁彦者，浙江人，善写小说，后来成为中国名小说家之一。还有林语堂之兄林和清，英华中学校长沈省愚，毓德中学校长邵庆元，也来编副刊，林和清所编时间较长。”[28]林憾赞赏陈炯明、梁冰弦等人漳州推行的社会改革，比如他撰写文章介绍漳州时说：“你别瞧不起它地方小！它却是我国人自己改良市政和建设的起点，曾有一时期做了国民党的革命策源地，差不多党的重要分子都到过这里。那是陈炯明在孙总理指导下，占领闽南十七县，驻了三年。在这里拆了城墙改良市政，兴学校，筑公路，办报纸，考送留学，设农林试验场；一面训练军队。”[29]基于这种认同，林憾与梁冰弦、陈范予、刘石心等人相处融洽，结下深厚友谊。1943年，林憾在桂林去世之后，《宇宙风》刊发了悼念专号，署名“师山”的文章题为《伤逝——哭于憾庐之墓后作》，这是梁冰弦所作。梁冰弦又名梁襄武，笔名有两极、弹指、狮山，“师山”就是“狮山”，文中叙述厦鼓往事，与梁冰弦的行迹吻合。
二十二年前，在漳州作客，早已听说林氏昆仲的不平凡。民十二，我重到厦门大学管理出版部兼主编鼓浪屿的《民钟日报》，不断地有眼光独到批评深刻的社会问题讨论的稿子投来。笔名署一个“憾”字。不久聚晤，就是前此漳州所闻的林氏昆仲之一。和清是他的大名。我尝戏说，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你都兼取了，却自以为憾，可有什么不足呢？他说，人世间可憾的十常八九，我们改造社会的动机，全在对于现状的不满，写点东西吧，何一非憾声憾意？我说，那么减少人世间的遗憾以至于无，就作为一生努力目标吧，他因为知己之言，就此定交了。……此后，我作了东西南北之人，时而在上海碰碰头，时而过厦门见见面，彼此都一文字作为相对晤言。民十三、四间，我在上海办出版合作社，以那时候的种种便利，两个月内能够刊行书籍二十余部，憾翁在闽遥为帮忙，而他对于出版事业的兴趣大抵也是那时候起，渐加浓厚。[30]
1925年，梁冰弦到上海与郑佩刚（1890—1970年）在北四川路创办出版合作社，1926年冬出版合作社迁到江湾永义里（立达学园范围内），编辑出版《吴稚晖学术论著》等书籍，林憾也在福建辅助事务性工作。出版合作社仍以传播无政府主义为主，郑佩刚是广东中山人，其兄郑彼岸是刘师复的好友，其妻刘无为是刘师复的妹妹。作为无政府主义的资深人物，梁心弦、郑佩刚等人与居沪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如巴金回忆：“我1923年到上海，郑佩刚当时在上海办合作出版社。”[31]1925年，以巴金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民众社，16位发起人为：芾甘（即巴金）、健民（黎健民，广东新会《民钟》编辑）、惠林（卫惠林）、仲九（沈仲九）、三木（李少陵）、吕千（张履，上海《民锋月刊》编辑）、索非（周索非，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一波（毛一波）、种因（卢剑波）、不如（陆不如）、抱朴（秦抱朴）、茹秋（沈容海，朝鲜人）、培心（黄培心）、禅林（张禅林）、真恒（郑真恒）。民众社成员的社会背景较为复杂，比如卫惠林留学早稻田大学，曾与日本安那其主义者大杉荣讨论问题。对于巴金等人而言，无政府主义是他们坚定的共同信仰，“无政府主义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假若我一生钟有一点安慰，这就是我至爱的无政府主义。”[32]
巴金的挚友毛一波通过上海与福建的无政府主义者网络，在1927年底至1928年1月到厦门担任《民国日报》编辑。[33]1929年，梁冰弦也重新回到《民钟日报》担任编辑，时值华侨领袖庄银安73岁寿诞，《民钟日报》同人祝寿署名为“李硕果、陈允洛、梁水（冰）弦、刘石心、傅振箕、陈绍虞、陈一民、陈范予、梁唯明、陈铁民、潘运枢、纪昆仑等”，梁冰弦还以世侄身份撰写了《庄老世伯银安老先生七秩晋三寿序》。1928～1929年，泉州无政府主义者秦望山、梁披云开办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也开始邀请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到泉州任教，比如张景由匡互生介绍到黎明高中授课，假期就到“漳州林憾庐家住了一段时间”[34]，这也从侧面说明林憾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密切往来关系。1930年，吴克刚应邀到黎明高中担任校长。8月下旬，吴克刚写信邀请巴金来学校度暑假。9月上旬，巴金乘船离开上海，途经厦门，先在鼓浪屿见王鲁彦，后来他在1944年的《写给彦兄》中说：“我看见你穿一件白衬衫，带着一个本地小孩走到鼓浪屿一家海滨的旅馆里。”[35]1930年，王鲁彦可能由巴金通过梁冰弦介绍到《民钟日报》担任编辑。[36]
虽然林憾在1928年离开鼓浪屿回到故乡漳州居住，但与鼓浪屿《民钟日报》的同仁们仍保持联系。1930年，林憾与巴金在泉州结下深厚友谊。巴金在《纪念一个失去的友人》中记载：“我敬爱的亡友，十三年以前我们在那个武庙里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曾想到十三年后今天的这情形么？”后来巴金更为详细地描述了见面情形：“我和林憾相处很好，我们最初见面是在泉州关帝庙黎明高中，那一天他送他的儿子来上学，虽然谈得不多，但我了解他是个正直、善良的人，而且立志改革社会，这是1930年的事。以后我和他同在轰炸中过日子，同在敌人迫害的阴影下写文章，作编辑工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37]
1936年，林语堂移居美国后，林憾参与管理《宇宙风》的编辑与发行。抗战爆发后，林憾随《宇宙风》杂志辗转于广州、香港、桂林。1938年，他在广州创办《见闻》杂志宣传抗日，巴金是重要撰稿人。1940年7月，梁冰弦以“师山”为笔名并担任主编与林憾出版月刊《中国与世界》，特约撰稿人名单上有巴金、陈范予、叶非英、林憾庐、朱谦之、黄凌霜、梁冰弦等，从撰稿人阵营而言，大部分也是曾经在闽南活动过的无政府主义者，无疑是一份无政府主义刊物。其中巴金在上面发表大量无政府主义论著，如《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蒲鲁东的道德学说》《克鲁泡特金全集序》《居友的伦理学》《“伦理学”中译本前记》等。1943年，林憾最终因办刊劳累过度而去世。巴金对此极为痛心，在悼文中说：
你的死使神圣的抗战失掉了一位热烈的拥护者，使为正义奋斗的人失去了一位忠实的朋友。你是一个理想家，但你又是实际的人；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你又和非宗教者做了好友。你在朋友中间发射着光彩，但是你单单为了一件小小的工作就牺牲了生命。的确，你是为了你那个“该死的刊物”（你骂它该死，更可见你是如何爱它！）死的。你为它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安乐，牺牲了家庭幸福，甚至冒着种种危险；你将自己的心血和精力熬成墨水，给理想多涂一点光彩，为抗战多尽一份力量。这些年来我就没有看见你闲过一天，最后躺在病床上，你还带着焦虑地策划刊物的维持和发展，就在去世的前两天，你还关心地问起刊物的事情，你不会想到就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以后，在你自己的刊物上会印出哀悼你的文章。[38]
巴金为了纪念林憾，在抗战三部曲——《火》的第三部中塑造了主人公田惠世，其原型就是林憾。后来他在《关于〈火〉》中说：“这是我一个老朋友，我把这个基督徒写进我的小说，只是由于一桩意外的事情：他的病故。他大概是患肺炎去世的。他自己懂一些医理，起初自己开方吃药，病重了才找医生，不多就逝世了。当时他的夫人带着孩子来到他的身边，就住在我的隔壁。看见这位和我一起共过患难的年长朋友在我眼前死去，我感到悲伤。参加了朋友的葬礼后两个多月，我开始写《火》的第三部，就把他写了进去，而且让他占了那么多的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