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佐藤春夫与鲁迅
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文坛掀起的一股翻译鲁迅作品、评价鲁迅其人的热潮中，有一位日本文坛宿将佐藤春夫的译介工作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因为佐藤春夫是日本文坛声名显赫的大作家，他所译介的民国时期文化革命主将的作品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还由于他接触鲁迅角度的不同而做出的独特评价。回顾佐藤春夫译介鲁迅的工作，梳理他与鲁迅的文字缘，不仅有益于中日文学交流史的建构，也有助于我们今天从文化历史传统的视角去重新看待鲁迅。
1932年1月，佐藤春夫翻译的鲁迅的小说《故乡》，在日本著名刊物《中央公论》上发表，并附有他写的《关于原作者小记》，介绍了鲁迅的简历，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
佐藤的翻译，在日本是《故乡》的第二种译本。《故乡》的第一种译本，前面已经说过，发表在1927年白桦派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主办的《大调合》（10月号）上，译者不详，那是鲁迅作品的日译本第一次在日本国内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后来，井上红梅、松浦圭三、山上正义等人相继翻译发表了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狂人日记》等作品，已如前述。1932年，日本京华堂、文求堂和改造社分别出版了《鲁迅创作选集》《鲁迅小说选集》和《鲁迅全集》。这样一种译介鲁迅的热潮，鲁迅在书信中也曾谈到。1932年5月14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说：“近数月来，日本忽颇译我之小说。”对于翻译质量，鲁迅也表示过意见。山上正义翻译的《阿Q正传》，鲁迅曾亲手校译过，自然不成问题。但井上红梅的译文则不够严肃，鲁迅曾多次在日记和书信中表示过不满。1932年11月24日鲁迅日记记载：“下午收井上红梅寄赠之所译《鲁迅全集》一本，略一翻阅，误译甚多。”同年12月19日在致增田涉信中又谈道：“井上氏所译《鲁迅全集》已出版，送到上海来了。译者也赠我一册。但略一翻阅，颇惊其误译之多，他似未参照你和佐藤先生所译的。”在这封信里，鲁迅颇不满意井上红梅的译文，但却肯定了佐藤春夫和增田涉的译文。后来，佐藤春夫成了日本主要的鲁迅作品的翻译家和介绍者。1932年7月，佐藤春夫译的《孤独者》在《中央公论》上发表；1933年3月，佐藤春夫编，改造社出版的《世界幽默全集》第12卷《中国专集》，辑录了《阿Q正传》和《幸福的家庭》；1935年6月，他与增田涉合译的《鲁迅全集》（岩波书店），收小说、散文、杂文12篇。
佐藤春夫翻译介绍鲁迅，在日本影响是很大的。这也决定了他在中日文学交流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他不仅介绍过鲁迅，还译介过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与许多中国作家如郁达夫等人有过交往，特别是因为他在大正、昭和文坛上声名赫赫，所以他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作家交往，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丸山昇就曾认为：“由于已经确定了第一流作家地位的佐藤春夫，在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杂志《中央公论》上翻译了鲁迅的作品，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从此以后，鲁迅的名字，终于为日本文化界所知晓。”[8]日本另一著名作家正宗白鸟，就是读了佐藤等译的《鲁迅全集》之后，十分感佩，才写了引起鲁迅同感的《摩勒伊爱斯与鲁迅》一文的。[9]
佐藤春夫（1892～1964）明治末年倾向于自然主义，曾师事生田长江，后又与堀口大学、与谢野夫妇等相交往，深受他们影响；倾慕森鸥外和永井荷风，先以充满古典情绪和唯美的浪漫主义诗歌为文坛所推崇。后转写小说，《田园的忧郁》《都会的忧郁》是其代表作品。由于表现得深切和新颖，并且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驱迫下人们精神上产生的倦怠之感，甚至被说成是近代小说的代表。
也许正是由于佐藤春夫的文学创作具有这种近代意识，20世纪20年代初期，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时，才劝周作人增译佐藤春夫的小说的。[10]此后10余年，鲁迅几乎未再提起他，因为鲁迅思想的发展，表明终与佐藤春夫不是一路人。日本左翼文艺运动蓬勃高涨时，佐藤春夫是被称作“右翼之雄”的，而鲁迅后来却成了中国左翼文坛的领袖。但是到了1932年，佐藤春夫的名字却常在鲁迅日记和书信中出现。1932年1月5日，鲁迅致增田涉的信中说：“一月号《改造》未刊载《某君传》，岂文章之过耶？实因某君并非锋头人物。……佐藤先生在《〈故乡〉译后记》中虽竭力介绍，但又怎么样呢？”[11]
这《〈故乡〉译后记》[12]便是前面提到的《关于原作者小记》。佐藤春夫这篇评介鲁迅的文字，是日本继山上正义的《谈鲁迅》以来最重要的文章。他在该文中介绍了鲁迅的简历，谈到鲁迅由于作《中国小说史略》而成为被人推重的学者之后，说：
他的作品中，的确具有很深的传统意味。他从学者生涯蝉蜕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面诱掖指导建设新文学的运动，一面自身也从事新文学的创作……1921年终于有一代杰作《阿Q正传》问世。其他作品短篇中篇30种，都使他名闻天下。创作之外，也不怠慢日德俄等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中国近代文学之父，完全尽到职责。他的成长，即使放在中华民国近代发展史上来看，也是非常伟大的。在今天，他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全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而且还因罗曼·罗兰的介绍而名噪法国。之后其作品有法德俄英及世界译本。鲁迅是世界的。
佐藤春夫对鲁迅的评价，应该说是很高的。他和林守仁在《关于鲁迅及其作品》一文中所做一样，也引用美国《新群众》杂志评论鲁迅时所说的：“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全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这种对鲁迅文学地位的首肯，表明佐藤已经冲破了自身文学地位的囿见。但是，这样的看法，终究不过是认同中国文化界对鲁迅认识罢了。其实，外国人的鲁迅观，越是不同于我们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判断鲁迅，越是可能具有不同的启迪意义。诚如丸山昇所说：“我们这些日本人的中国文学研究，尽管对中国的理解上无法与中国人相比，但如果对中国读者有些作用的话，那就在于我们是通过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的日本人的眼光，用不同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学。至少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我想求得中国读者理解的是，在中国所想象不到的解释和一时难以接受的观点中，复杂地反映着生活在现代日本现实中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希望中国读者理解这一点也是同希望加深对日本的理解是相通的。”[13]这是颇有见地的看法。其实，佐藤春夫对鲁迅的理解的重要性，不在于对中国某一看法的认同，而在于他在鲁迅作品中发现了某种被我们忽略了的东西，那就是鲁迅作品中“具有很深的传统意味”。战后佐藤春夫追忆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鲁迅作品的动机时，更是发展了这一看法。他说：“《故乡》似乎令人感到中国古来的诗情（那是我非常喜爱的），完全成了近代文献中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在近代文学中更生……总之是看到近年来我国的近代文学完全与古来的文学隔绝，我深为不满，因而翻译了《故乡》，是要促使人们向它学习。”[14]这就是说，佐藤春夫译介鲁迅，旨在撇开鲁迅作品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意义而强调与传统文学的联系，这在日本的鲁迅译介中也算是别开生面的。
当年郭沫若与鲁迅笔墨相讥时，亦称佐藤春夫为“右翼之雄”[15]，而鲁迅这位左翼文坛领袖竟与“右翼之雄”有着这样的文字缘和密切关系，也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从佐藤春夫那一面看，他的确在立场、观点与创作倾向上与鲁迅不同，他是不可能全面正确理解鲁迅的，但他却从鲁迅作品中发现了别人尚未发现的东西。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评论家冈崎俊夫在战后曾追溯说：“佐藤所以翻译鲁迅的作品，不过是他喜欢中国文学的延长，他是以译种种古典文学的精神，把手伸向了鲁迅的作品。这位诗人和鲁迅在精神上风马牛不相及。”[16]但是，佐藤春夫接触鲁迅的角度，确实是大多数人长期所忽视了的鲁迅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佐藤春夫的鲁迅观才更有其价值。
由真爱古典文学而钦佩鲁迅，由钦佩进而翻译，直至邀请鲁迅去日本写作，佐藤春夫是尽了文人友情的。鲁迅对佐藤春夫也颇为感激，他在致增田涉与山本初枝等人信中几番提到这些事。虽然鲁迅未对佐藤春夫本人做出评价，但起码他是很看重佐藤春夫，珍惜这一友谊的。
1936年10月19日晨，鲁迅逝世。佐藤春夫听到这一消息后，当天夜里便写了悼念鲁迅的文章：《月光与少年——鲁迅的艺术》。文章辞情切切，开篇便道：“我同鲁迅一面之识也没有。偶与这位世上不再容易出现的伟大的东洋文学家生于同一时代而终又永远失去了相会之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恨事，永生的恨事。”嗣后，他在文中又谈到了那个今天令我们极为感兴趣的问题：“《阿Q正传》总是中国风的作品，就是这一点使那个作品得到了成功；所以能魅住了本国的大众，能使国外的识者认为惊异的产物的，这秘密就在这一点上。而且我更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近代欧洲文学理解上决不落于人后的他，在另一方面，虽然总是中国风，然而在欧洲人看来却使他们的作品更易于理解，使人们了解，使人们惊叹中国民族性的深奥的缘故。”[17]这里谈到的“中国风”，也可以说是佐藤春夫在深刻感受和把握住了鲁迅作品中蕴含了“很深的传统意味”的基础上所做的一种概括。实际上，它也正是启迪我们今天从文化历史的角度重新理解审视鲁迅文学世界与传统文化关系的一把钥匙。回顾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佐藤春夫的这段文学因缘，大概对我们今天的鲁迅研究不无裨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