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旧文人”到“文坛泰斗”

鲁迅的作品，第一次由日本人翻译成日文并在日本国内杂志上发表的是《故乡》。1927年10月，它被刊登在日本白桦派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主编的杂志《大调和》上。这一期《大调和》是《亚洲文化研究号》，对于《故乡》的作者鲁迅，编者只是简要地介绍他是“民国第一流的短篇作家”，这似乎仅仅是从文学的角度给予评价的，其他方面则知之甚少。尽管如此，这样的评价本身也还是符合实际，没有多少偏见的。

1928年，中国发生了革命文学论争，这场论争对于促进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在论争中也明显暴露出年轻的革命作家们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而这种思想表现，不能不说是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有着渊源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在两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内部，都有“左”的思想基础。而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是深受过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某些影响的，这已是学界公认的史实。^[1]但反过来，受过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影响很深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对于鲁迅的批评，又严重地影响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阵营和这个阵营之外的人士，使他们一开始就对鲁迅的评介存在严重的误读和错判。

1928年7月，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成员藤枝丈夫在《战旗》上发表《中国的新兴文艺运动》，11月在《国际文化》上发表《中国的左翼出版物》等文章。文章虽然热情地介绍了正在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但对鲁迅的介绍评价却出现了失误，如他在后一篇文章中说：“对于以《语丝》、《北新》月刊为基地，经常发表一些反革命谰言的鲁迅一派，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之所以出现这种失误，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阵营中的某些人有“左”的倾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不能准确认识鲁迅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受到了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围攻鲁迅的影响，而把鲁迅看成是反对革命文学的作家。譬如在《中国的新兴文艺运动》一文里，藤枝丈夫谈到他会见成仿吾与郭沫若时，郭沫若（在文章里被称为k）曾说了这样的话：“现在主要是对旧文学的清算。鲁迅、张资平等人受到了严正的批判。……在日本这类事情不大好判断，请广为介绍一下。”很显然，藤枝丈夫是受到了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批判鲁迅的影响。

应当指出，像藤枝丈夫这样贬低鲁迅的看法，一时之间在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阵营中并非个别现象，总之是把郭沫若看成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代表，而把鲁迅看成反革命文学的旧文人。

同样的思想倾向，在无产阶级文艺阵营以外的人中间也存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研究中国问题佼佼者的铃江言一，1929年11月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其中有关文学革命的章节，对于鲁迅的评价也存在类似的失误。文章的大意是：能显示中国从五四运动兴起的文学革命思想倾向的，是鲁迅的《呐喊》。那时的革命思想主要是反封建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势力。鲁迅当时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他的作品多是描写贫民的生活，表达了自己的同情，其中没有任何的阶级立场。这时代文学史上称之为“阿Q时代”。1924年，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增，革命走向高潮，但鲁迅的作品却依然停留在感伤主义的阶段，不问经济的背景，只是从人类的一般弱点对封建社会加以攻击。所以，此时鲁迅一派作家的创作，已渐趋没落。^[2]从这篇文章的观点来看，显然与中国太阳社批评家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的思想倾向没有多少差别，而其中所说的文学史上称之为“阿Q时代”，又明显是钱杏邨评价鲁迅《阿Q正传》的用语。

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发表在1928年3月号的《太阳月刊》上，后收入同年7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1卷里。据日本学者的研究，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的观点，曾受到过藏原惟人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3]铃江言一是否读过钱杏邨的这篇文章尚无可资判断的确切证据，但他写《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的有关文学革命的章节时，是很可能参阅过钱杏邨的这篇文章的。

此外，确有参阅过钱杏邨的这篇文章并直接受其影响之人。1931年1月《满蒙》第12卷第1期开始连载长江阳译的《阿Q正传》，大概为了配合译文的发表，这一期《满蒙》上还有大内隆雄的专文《鲁迅和他的时代》。文章说：“凡通读过《呐喊》、《彷徨》和《野草》的人，从那里是看不到革命出路的；只有作者在那里呐喊和彷徨，他终于只是野草，而未能成为乔木；他只说了过去和现在，而没有将来。”这几乎是直接挪用了钱杏邨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作者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附白，略谓本稿许多材料是参考了钱杏邨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可见这篇文章是直接受到了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影响的。

类似的思想倾向，在《满蒙》的另一作家大高岩的文章也可以见到。1932年9月，《满蒙》第13卷第9期上刊登了大高岩的文章《鲁迅再吟味》。文章说：“作为‘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品，第一可以举出鲁迅的名字。《阿Q正传》、《呐喊》和《彷徨》是他的力作。在鲁迅等人的作品中，以辛辣的笔调鞭挞了老朽的封建的遗物。有名的《阿Q正传》中的赵老太爷，正是这个阶级的废物。”“然而欧洲大战以后……新兴的知识分子妥协屈服于资本主义并国内的封建势力也不是例外之事。这样的社会形势，在文坛内部也有反映，胡适、周作人、鲁迅等逐渐官僚化了。”“鲁迅后来转向左翼，20世纪3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将资产阶级文学从文坛上彻底击溃。”将鲁迅认作“自然主义作家”的看法，是1924年以来以创造社的成仿吾为中心展开的。时至1932年，我们在日本的大高岩的文章里，仍然看到了创造社的影响。

但是，《满蒙》的另一作者对鲁迅则有不同的看法。1931年5月，原野昌一郎在《满蒙》第12卷第5期上发表《中国新兴文艺和鲁迅》，如标题所示，鲁迅已和新兴文艺挂上钩了。原野昌一郎虽然同意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中的意见，但他不赞成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而能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封建主义长期统治造成人们特殊的心理结构这样的角度，来评价鲁迅及其作品的价值。文章说：

作为文化国家的中国，作为哲学家的中国人，在东方在世界上都具有足以夸耀的广博的心灵的著作……所以它的文学形态能够出现多种多样也是理所当然。然而最具有可靠性并表现了现代人的还是鲁迅。

毋须讳言，中国在世界上是毫无例外的具有传统精神的老大国家，千百年来，祸乱、重压在它的东方性的广泛的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轮回再起，百官的横恣，民众的被压迫，实在是带着无与伦比的冷酷性反复运转着……我们翻开一页历史时，即可看到这痛烈的现实。虽然封建的压制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但达到这种惨烈程度的，世界上何处有之呢？如此看来，他们一面怯懦，残忍，乃至执拗的勤勉性、天命观、乡党间的团结等等，显然具有充分的必然性。

短篇《孔乙己》中的孔乙己，《风波》中的七斤，《阿Q正传》中的阿Q，难道不就是确确实实的中国人的形象吗！……尤其值得我们最关心赞美的，是他的主题几乎全部都是在最下层呻吟的民众的形象，并把它用具有写实的可靠性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赤裸裸地暴露出占中国民众多半的农民形象。

可以发现，原野昌一郎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这一评价，已经从创造社、太阳社否定鲁迅的理论框架中突破出来了。这种从民族风俗、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评价中国文学作家和作品的态度，在日本也不失为理解中国新兴文学的一种类型。

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林守仁对鲁迅的评价。林守仁是山上正义的笔名，山上正义（1896～1938），日本鹿儿岛人。1920年前后在早稻田大学做旁听生。《播种人》创刊时，他开始弄起文学来，在创刊号上发表过俳句。后来因为“晓民共产党事件”^[4]而被捕下狱，被囚禁8个月。1925年来到中国上海，加入上海日日新闻社，后转联合新闻社。省港大罢工时，山上正义正在经香港去广东。1926年北伐开始时，北伐誓师以及革命策源地广东热气腾腾的革命形势，山上正义都有深切的体会。他访问过苏联顾问鲍罗廷，会见了宋庆龄、陈友仁，并和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有密切的交往。晚些时候还造访过鲁迅。他是日本的进步人士。1926年以特派新闻记者的身份来中国访问时，在广州结识了鲁迅，此后开始与鲁迅交往。1929年又来上海，仍然与鲁迅保持着友好的往来。1928年他写了《谈鲁迅——北中国的白话文学运动》一文，发表在同年3月《新潮》第25卷第3期上。文中虽有一些看法不够妥当，但对鲁迅十分推崇，明确指出了鲁迅在革命文学运动中的领袖地位，这是和一些左翼人士的看法不相同的。文章说：“陈独秀和胡适尽管提出了白话文学宣言，但前者忽即转入社会运动，后者则追逐当代的声誉，投进教育界，都走出文学圈子外边去了。之后，鲁迅却忠实地把它负担起来，勇敢而顽强地引导其潮流直至今日。”^[5]肯定了鲁迅在文学革命中的成绩和领袖作用。这种真知灼见，在当时的日本是极为可贵的，它会使日本左翼文艺阵营耳目为之一新，也会促使他们重新评价鲁迅。

1928年，上海的日文报纸《上海日日新闻》曾发表井上红梅译的《阿Q正传》，1929年11月又在日本文艺市场社出版的《奇谭》上重新发表，改题为《中国革命畸人传》。这是日本最早的《阿Q正传》的译本。《奇谭》杂志是昭和初年发刊的。登载《中国革命畸人传》的这一期上，还有《中国恶食考》《近代游荡文学史》《世间澡堂谈议》《男人什么地方能引起女人的注意》等无聊的文章，但在译文正文之前，却有如下的附白：“鲁迅氏《阿Q正传》，作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品，引起欧美各国的轰动，并被译成好几国的文字；但我国好像还没有译本。这里愿借本志的篇幅，改题为《中国革命畸人传》全译成日文。作品取材于成为革命牺牲品的一个可怜的农民的生涯。作者以其深刻地观察和第一流的讽刺手法，表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状态。像这样的牺牲者，在他们那个国家现代的训政时期一定是很多的。”^[6]这样的认识显然是很不够的，而且译文的质量也很低。

1932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收录了《呐喊》《彷徨》两书，并附有鲁迅年谱。鲁迅的作品第一次以“全集”的形式在日本出版是很值得重视的，尽管其所收作品不多，还谈不上什么全集。不过，由于井上红梅早期人品有问题，加上他的译文误译甚多，一直得不到鲁迅的谅解。但持平而论，他倒是在中日文学交流上，特别是在介绍鲁迅作品方面做出过贡献的。1936年鲁迅逝世后，井上红梅还参加了改造社翻译《大鲁迅全集》的工作。

1931年1月，《满蒙》第12卷第1期开始连载长江阳译的《阿Q正传》。这一年秋，继井上红梅、长江阳的译本之后，又有两种《阿Q正传》的新译本出版，译者为松浦圭三和林守仁。松浦圭三的译本同年9月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小说集》的第一编由白杨社出版，其中还包括《孔乙己》和《狂人日记》；书前有译者序，并附有《关于〈阿Q正传〉的各家评语》《作者作品目录》和《作者传略》。林守仁的译本收在《国际无产阶级丛书》中，同年10月由四六书院出版。尾崎秀实以白川次郎为笔名为该书写了绪言《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林守仁也写了译者序言《关于鲁迅及其作品》。

林守仁在翻译《阿Q正传》的过程中得到过鲁迅的热情帮助，鲁迅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已成为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的佳话。值得注意的是收有林译《阿Q正传》的《国际无产阶级丛书》中有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介绍鲁迅的文章。尾崎秀实是日本的革命作家，他曾作为特派记者到过上海，经史沫特莱介绍与鲁迅相识，十分友善，对鲁迅有较深的了解。他在这篇绪言中全面介绍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现状，谈到鲁迅，则评论说：“鲁迅不但是声名卓著的作家，而且自从他成为自由大同盟的领导之后，他的活动更值得钦佩。诚如大家所知道的，他是左联的泰斗，至今还在果敢地参加着战斗。”而山上正义的序言则认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的唯一代表者，就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来说，今天也依然是当前文坛的泰斗”^[7]。同时，山上正义还在序言中引用美国《新群众》评论鲁迅的话，说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

总之，松浦圭三和山上正义的两种《阿Q正传》译本的出版以及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对鲁迅的评论文章，说明了日本左翼文学家和进步人士对鲁迅的评价有了转变。鲁迅作为革命作家，作为左翼文坛泰斗的地位，也已为日本文坛所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