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代对话”的重大实践课题

关于宗教对话与文明对话的研究，从当前海内外宗教学界、教界学者的研究旨趣来看，大多数学者主要热衷从宗教哲学视角展开对话理论方面的思考，而真正基于“对话”的实证性研究并不多见。回顾开展了半个多世纪的东西方宗教对话史，众多西方神学家与宗教学者始终保持对宗教对话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基于“对话”的理论化与范式化问题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入思考，以排他论、兼容论、多元论为代表的对话理论研究也在逐步推进。

日本是参与东西方宗教对话较早的国家，长年的宗教对话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宗教对话理论研究方面也著述众多，日本学者发现了很多宗教对话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如日本宗教对话研究学者星川启慈在其著作『対話する宗教——戦争から平和へ』中指出的，宗教对话的问题点可以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1）宗教自身的积淀性、弥漫性、渗透性与深层性特征导致宗教对话中的“排他性”问题始终存在，围绕诸宗教的教理、教义进行的对话比较流于表面化、形式化；

（2）宗教对话实践虽然在开展，不同宗教的代表表面上在谦虚地对话，但相互之间的深层理解并未达成；

（3）以西方基督教为主导并率先发起的宗教对话在与东方宗教的相遇中出现宗教间沟通的困难，探讨的话题不得不从最初围绕教理教义的比较向现实问题与宗教间的合作转移；

（4）宗教对话仍然囿于部分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宗教的精英人物的对话这一狭小的领域，新宗教团体代表、多神信仰的民间人士等常被排斥在外，许多关注宗教问题却没有固定信仰的学者亦无法参与其中；

（5）人们最初对宗教对话寄予了较高的期望，实践中却不断发现对话过程的艰难性与危险性，能够达成异宗教间相互理解的专业化对话语言问题、宗教对话未来发展问题、宗教对话的阶段性与实践性问题等，都有待进一步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践验证。^[13]

星川启慈的论文还指出宗教对话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有如下三点：

第一，表面上在谦虚地进行对话，事实上却陷于自宗教至上主义的可能性；

第二，表面上似乎达成了相互理解，事实上在更深层次并未达成理解的可能性；

第三，宗教对话陷入简单划一的信仰折中主义的可能性。^[14]

我国宗教学者徐以骅也谈到了中国宗教对话研究的现状及其问题，主要论及了四个方面：（1）中国宗教对话的学术供给严重不足；（2）中国在宗教对话方面经验不足，对实际调解和消解国际宗教纷争更是缺乏手段，并且缺少开展宗教对话研究的现实紧迫性；（3）目前中国国内的宗教对话主要是以学术议题，即对话理论为基础的对话和以灵性认知交流为基础的对话，缺乏实践领域的对话；（4）社会整体对宗教对话的理解尊重和支持欠缺。^[15]

基于上述思考及学者提出的问题，笔者认为宗教对话理论与实践研究在中国尚有较多空白有待填补。正如徐以骅教授指出的，我国宗教对话理论译介研究虽已展开，但仍需结合实际的理论研究。开展有针对性、示范性、目的性的宗教对话实践研究显得十分迫切与必要，应引起重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与诸宗教发展现状来说，文明对话、宗教对话可谓“一体两翼”，都应有所理论突破，并亟须参考性范例研究，譬如宗教对话、文明对话的参加主体问题，宗教立场问题，文化架构问题，对话主题、内容与方式方法，面对冲突的解决办法等，都需展开脚踏实地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