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池田对话”与日本当代佛教
回顾历史上东西方文明、宗教对话，一个现实问题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与关注，即日本佛教在当代东西方宗教对话中的地位与产生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至今，东西方宗教的对话集中表现为西方天主教等代表性宗教与日本佛教团体展开的对话。日本佛教始终以东方宗教代表的姿态活跃于世界宗教对话的舞台。近年来，日本当代佛教团体又成为积极参与“对话”与宗教合作的新兴力量。
在日本当代佛教团体中，创价学会是会员人数最多、发展最快的新佛教团体，据不完全统计，仅日本国内就有创价会员800余万户。[16]创价学会会员坚持大乘佛教的基本佛理，奉《妙法莲华经》为第一宗经，其主要信仰为日本特色的日莲佛法，以日本佛教日莲宗创始人日莲的思想为实践指南。池田大作是日本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现任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SGI）会长，是世界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长年积极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教育、文化事业。通过深入研读传统天台佛学、日莲佛学典籍，池田提出许多融汇现代观念的独到见解，在大乘佛教之慈悲救世、日莲佛法之“立正安国”的强烈宗教使命感驱动下，长年致力于自身与教团之自利、利他的佛学实践。他秉承“对话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信念，主张世界各国、各领域的人士应该通过对话的方式共同探讨和解决当今世界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在他的领导下，创价学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起，池田大作与世界各领域的杰出代表与知名人士展开广泛对谈。池田的对谈人物包括政治家、知名学者、诸宗教代表、艺术家等，对谈活动持续了40余年，会面与交流总人数超过7000人[17]，进行正式谈话、讨论的对象人数超过1700人。其中，多次会面并围绕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相关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近百人，正式出版了对谈集70余部，多部对谈集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其中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对谈文稿以日文题目『二十一世紀への対話』出版，并被翻译成28种文字在多个国家出版发行。
无论从对谈时间之久、人数之多的角度来说，还是从话题的焦点性、对谈范围的纵深度、对话之影响范围的角度来看，池田大作的对话实践活动都值得具体例证分析。此外，笔者将“池田对话”作为范例展开研究的原因并非单纯停留在其表象，还考虑到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话研究的实证性。池田对话有大量文字记载，可对其对谈实录展开实证分析。就笔者目前涉猎到的资料来看，近年来展开的文明对话、宗教对话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展开的实证性研究并不多见。事实上，从对话实践的发展角度而言，亟须有参照性和启发性的实证研究。
第二，从国内研究池田大作思想现状来看，从哲学、佛学、人学、教育学等视角展开的思想研究已有一定积累，正处于进一步规范的阶段。从宗教学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池田大作展开研究，有利于提升池田大作思想研究的客观性，推进学术规范化。
第三，笔者关注“池田对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池田大作的“对话实践”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几乎与当代世界宗教对话活动的兴起同步，池田坚持对话40余年，可谓东方宗教代表人物参与世界宗教对话、文明对话行动的“先行者”。池田大作总体思想的表述基本都是通过对话、对谈的形式呈现，且“池田对话”并未单纯囿于“宗教对话”一隅，无论是在对谈对象的选择方面还是在对谈内容的热点性与纵深度方面，都呈现出一种十分开放的状态。池田大作自身有东方佛教信仰背景，对谈对象既有他宗教信仰人士，亦有无宗教信仰人士，而其热衷探讨的话题，诸如人类和平、人权、环境、文化、教育等都是当代文明对话的热点问题，探讨方式又是灵活多样。对于“池田对话”的关注与实证性研究是否有利于把“对话”问题的思考具象化，并逐步引向深入呢？池田大作是在怎样的思想背景之中建构并拓展其对话理论的？他的对话模式与经验是否对我国宗教对话研究与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呢？
鉴于上述思考，笔者立足日本当代佛教的视角，以文献为主要依托，从对话人物思想发展脉络、文明对话主题及其现代意义、宗教对话理念及其佛学理论根基、对话范式与学理反思等几个主要方面将“池田思想研究”进一步学理化，推进“文明对话”“宗教对话”研究的例证化。在此基础上，探讨“池田对话”模式对我国诸宗教开展宗教对话的借鉴意义。
[1]黄保罗：《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对话神学》，民族出版社，2011，第146～147页。
[2]宗教对话还可以细致分化为宗教内不同派别之间的对话与宗教间对话，本书主要以池田大作与代表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等不同宗教立场人物之间展开的宗教间对话为研究对象。
[3]〔法〕博尼法斯：《透彻分析当代世界》，许铁兵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186～188页。
[4]稲垣久和、金泰昌編著『公共哲学——宗教から考える公共性』，第Ⅲ期，全5巻，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117ページ。
[5]参见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绪论，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第11页。
[6]《国际宣教研究学报》（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2001-1。
[7]张志刚：《宗教学前沿问题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2014，第111页。
[8]マジッド·テヘラニアン／デイビッド·W·チャペル編『文明間の対話』、潮出版社、2004、前書き1～2頁。
[9]〔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24～25页。
[10]〔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85页。
[11]关于佛教未能与某种代表性文明相结合的原因，韦伯分析其原因在于主要是因为佛教融入了其他文化，因而没能构成某种现存的主要文明的基础。
[12]张志刚等著《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第181～184页。
[13]星川启慈：『対話する宗教——戦争から平和へ』，大正大学出版会，2006，51-54ページ。
[14]星川启慈：《宗教对话的难题及突破困境的方法——基于语言哲学视角的宗教对话用语“层次化”问题考察》，陶金译，《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1期。
[15]徐以骅：《拆墙搭桥——宗教对话在中国》，《中国宗教》2016年第7期。
[16]创价学会作为日本新佛教团体，会员多以家庭为单位入会，呈现出家庭成员共同信仰的状态，故统计数字以“户”为单位。据2007年的统计数字，创价学会在日本共拥有会员827万户。参见『日本の新宗教』，宝島社，2014，44ページ。
[17]東洋哲学研究所編『池田大作 世界との対話 平和と共生の道を開く』，第三文明社，2010，15ペー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