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宗教对话”与“文明对话”

“对话”缘何要先以“宗教对话”“文明对话”的形式展开呢？对此，我们或许可以从如下两组统计数字中找到答案。

据1996年的不完全统计，各类宗教信徒人数约占世界人口的4/5。其中，世界三大宗教的信徒人数为：基督教徒19.55亿，占世界人口的33.7%；伊斯兰教徒11.27亿，占世界人口的19.4%；佛教徒3.11亿，占世界人口的6%。其他传统宗教的信徒人数占前几位的是：印度教徒7.93亿；犹太教徒1385.8万；锡克教徒约1700万。另外，各类新兴宗教信徒1.23亿。^[5]

估算至2001年，世界人口约61.28亿，其中基督教徒20.24亿，伊斯兰教徒12.13亿，佛教徒3.63亿，印度教徒8.23亿，犹太教徒1455.2万，锡克教徒约2368万，各类新兴宗教信徒1.03亿。^[6]

出于数据的可靠性与参照性的考虑，此处选取了两组略有时差且来源不同的数据，从其统计结果来看，全世界信仰人数约占全球总人口的80%，^[7]这一比率两组统计基本吻合，也充分说明了宗教对当今人类生活的重大影响。换言之，当今世界人类的“对话”，是不同的信仰状况与生存方式的人们之间的“对话”。这也有待唤起我们对于“宗教对话”之重大社会意义的深刻反思。正如宗教学者麦克斯·缪勒的名句所言，“只知其一，一无所知”。不同宗教的对话，能够让更多的宗教信徒不再囿于自身的信仰世界，能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自身的信仰体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异质的信仰体系存在，并且尝试在与他宗教的信徒交流、交往的过程中更加理性地反观自身，更深入地理解自身的宗教与信仰。关于“宗教对话”及其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最具代表性与震撼力的评述当属当代著名天主教神哲学家、《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思的总结发言：

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民族、国家乃至文明之间的和平；

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

没有宗教研究，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8]

在此基础上，人们难免进一步思考：“宗教对话”与“文明对话”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如上所述，在21世纪的今日世界，“对话”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语。“宗教对话”是国际宗教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一个前沿领域。伴随着宗教对话实践的开展，世界各大文明之间如何更好地交流、交往与对话，即如何拓展“文明对话”问题也成为备受瞩目的关键议题。关于“宗教对话”与“文明对话”的关系问题，从前期研究成果来看，或许由于两者内涵与外延的交集过于重叠、宽泛、难以界定，学者们或选择从宗教学、哲学视角单纯进行关于宗教对话理论的论证与思辨，或倾向于围绕文明对话的作用、意义及未来发展问题展开理论性分析，就目前笔者所涉猎的资料，尚未对二者关系展开深入思考与论证。

事实上，在宗教对话与文明对话关系问题上，较有特色的见解当属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论述。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由七八种文明构成的世界”，“超级大国竞争”已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宗教是划分文明的主要根据”，“宗教信仰是区分文明的主要特征”^[9]，宗教可以视作“人与人之间的最根本的差异”^[10]。此外，宗教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1889-1970）也曾指出，“伟大的宗教乃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也曾对五大世界宗教进行过考察，其结论证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与儒教都是与现存的一种主要文明相结合的。^[11]

如上，引申至“宗教对话”与“文明对话”的关系问题，我们不难推论，宗教对话是文明对话最核心、最具代表性，也是难度最大的内容。如果我们回顾开展了半个多世纪的宗教对话史，面对宗教对话实践中不断凸显的各种困惑与难题，太多事实让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宗教因素的积淀性、弥漫性、渗透性与深层性问题。无论是领土争端、资源争夺、和平安全、政治利益，还是意识形态、信仰习俗、种族或民族矛盾等，宗教因素深藏与纠葛于文明冲突的各种表象之中。正如我国宗教学学者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所指出的，或许那种“文明冲突论”中过分夸大宗教因素之影响力的“宗教决定论”有一定的武断性^[12]，但宗教因素的影响绝不可轻视，这是毋庸置疑的。21世纪以来，以宗教因素为由引起的各类事件频发，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理论研究和长期对话实践的结果表明，宗教对话是根本的意识形态与信仰层面的对话，是文明对话中难度最大、张力最大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