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话定义”与“时代意义”

何谓“对话”？这是一个有多重视角、多种界定方式且至今争议很大的问题。

本书所探讨的“对话”被置于当代宗教学研究的话语背景。事实上，文明、宗教对话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由来已久，正如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之间的相互存在与影响一样，世界历史上，每一种地域文明的形成都与诸宗教的交往与融合有密切关系。同样，文明的接触过程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不断“对话”的过程。

但是，“文明对话”“宗教对话”被作为一种观念提出却是近代以来的事，且率先以基督教学者的呼吁与实践为先导。出于对上帝的虔信，基督徒始终认为耶稣是使人获得拯救的唯一出路。但在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各地域的人们接触得越来越频繁，不同信仰者之间的相遇、交往与相互影响让众多基督教神学家意识到了其他信仰体系的存在及其传播作用，在处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关系的理论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回应策略，“宗教对话”的观念由此而生。

“文明”“宗教”的定义本身即很难准确界定，想要对形式多样的文明、宗教“对话”现象进行完整准确的界定很难实现。从事基督教对话神学研究的知名学者黄保罗曾在其著作《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对话神学》一书中对“宗教对话”做出了界定，即“对话是在两方或者多方之间进行的互动性交谈”，其参与者“至少应是两个宗教团体的权威代表”^[1]。 这一定义是仅就基督教对话神学的立场、着眼于宗教对话的参与者与形式两方面内容而言的，强调了对话的团体代表性、立场性与互动性。

从近年来的宗教对话理论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已经开始思考“对话”的定义，日本学者星川启慈等还多次提出宗教对话参与者范围需拓展的问题。尤其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宗教对话、文明对话实践发展较快，主题和形式上都显现出灵活多样的特点。日本学界所谓“宗教对话”，主要涵盖三方面内容，即宗教对话、合作、交流，并将现代宗教对话大体分为四种类型，即宗教神学对话、宗教合作对话、宗教生活对话、宗教体验对话。但在本书中，笔者希望以更广域的视角来思考和看待文明、宗教的“对话”问题。

追溯人类发展史，“对话”毋庸置疑是人类交流、交往最原初的形态，每个人在进行社会生活的过程之中，都需要通过“对话”的方式达成交流与合作。若从宗教哲学意义上来思考，笔者认为可从广义与狭义角度来给予定义。广义的“对话”通常指各大文明、各大宗教之间沟通、交流和交往的互动性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是代表不同文明与宗教立场的人与人之间展开的语言形式的交谈，也可以是团体之间的相互合作，由于宗教对话通常被理解为文明对话最核心的部分，因此广义上的“对话”统称文明对话。狭义的“对话”主要指代表不同宗教^[2]立场的双方或多方之间进行的语言性互动交流，简称“宗教对话”。当代世界宗教对话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通常以1962～1965年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召开为标志，由天主教率先发起，以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代表性宗教为主要倡导者，得到了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人士的响应与参与，相互围绕教理教义问题、宗教关系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交流、比较与探讨。这样的“对话实践”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至今仍在继续。

21世纪翻开了人类历史的崭新篇章，“对话”成为这个时代的选择与人类发自内心的呼唤。正如法国政治学家帕斯卡尔·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总结和担忧的那样，“20世纪表现为一个战争的世纪，而今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21世纪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纪”^[3]。事实上，今日世界，人类科技与军事力量飞速发展的程度足以证明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即未来一旦爆发全球性的高科技因素参与其中的大规模战争，其后果将是灭绝性的。21世纪，人类需要携手跨入一个学会冷静反思、接纳他者、重塑自我与互助合作的全新时期，而“对话”无疑是最和平、最理性、最具可行性的交往方式。

关于对话的必要性与作用问题，在日本长期开展公共哲学与对话研究的韩国学者金泰昌指出：“关于对话问题，有各种相关的讨论，也不乏诸如‘对话的力量太微弱’，‘仅凭对话能解决问题吗’之类的质疑。那么，仅凭‘暴力’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还是仅凭‘财力’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呢？的确，‘对话’不是万能的。但是，如果人的意识和体验是发展的变化的，至少相比那种依靠‘暴力’来解决的方法或者凭借‘财力’来解决的幻想，‘对话’可以凭借其不折不挠的持久力去谋求共同的协作和开拓创新，这难道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在现实中谋求改变的途径吗？”^[4]2001年被联合国命名为“文明对话年”，呼吁各文明、各宗教之间以相互平等、彼此尊重的姿态开展广泛、深入的“对话”。此举正是缘于这样一种共识，即“对话”，是和平的助力；“对话”，是时代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