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

——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

张静^[1]

费孝通先生的著作《江村经济》，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燕京社会学派的代表作。其令人深思之处在于，当时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讨论仍未结束，这就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形态何以在中国存在。

《江村经济》试图证明，中国乡村的经济结构不是纯粹的农业土地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即分散于农户的手工业和农业相互配合的经济形态。农户把丝织作为副业，可紧可松，随做随置，这样灵活利用了农闲时间，补充了农业收入的不足。如果不是这一补充增加了收入，单靠农业生产，农民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更不可能养得起地主阶级，并支撑起20世纪30年代城市消费的繁荣。

有评论者由此看出了“不同发展模式”，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乡土工业没有走西方的道路——它不是以更有效率的集中生产方式呈现，而是以分散的形式，存在于乡村农户（甘阳，2007）？这样的提问不是来自实践本身深究缘由，而是来自对立模式的预设——集中化的工业形态与分散化的工农混合形态——两个模式的差异，类似于现代与传统的对设，目标在于指出中国的特殊模式，说明西方式的工业化道路在中国乡土社会不能成立。

但这似乎并非《江村经济》的意思，而是后来的学者基于模式建构意图，施加的过度演绎。因为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特别指出，机械化丝织业的冲击，使得乡村原本发达的分散丝织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甚至被逐渐摧毁。如果工业化的集中生产在中国无法成立，为何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浙地区缫丝业纷纷实现机器生产（刘扶英、俞敏敏，2015）？如果有规模的缫丝工业根本无法立脚，那么费孝通观察到的它对“乡村经济形态的巨大冲击”从何而来？

来自模式对立预设的提问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使用这一对立预设的目标，是学术政治竞争，还是学术研究竞争。指出这两个“竞争”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对于研究目标的必要识别：一个关注学术地位，一个关注事实知识。在研究工作中，这两个目标常常容易混淆，但是它们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区别事关两个重要认识：第一，农工混合经济形态是一种独特的道路“模式”，还是历史条件限定下的经济形态？第二，燕京社会学派的真正角色，是不是提出这一“本土模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如果不是为了独特的模式地位，而是基于事实提供认识，那么“农工混合经济形态”为中国乡村社会所“特有”（的道路），这个结论就不一定可靠，因为很多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都出现了这种经济形态，即使现在，不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仍然保留了部分混合经济形态。如果这一现象是不少国家和地区存在的事实，就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它们为何是中国特有的“道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