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志在富民：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研究

在1980年重新获得学术研究和参与国家政策研究的机会时，费孝通先生已经年届七十，他当时表过一个态，要用10年的时间将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失去的20年“补回来”，完成以前未完成的“两篇文章”（《费孝通全集》第十卷，1984g：534）。这“两篇文章”是指费先生早年两个主要的经验研究内容，后来费先生又将其称为做活全国人口这盘棋的“两只眼”。其中第一篇是指费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在广西大瑶山的少数民族调查，但是意外发生，研究中断。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参加过一些民族识别工作的调查，也未能一了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的心愿。另外一篇文章则是指由《江村经济》所开创的农村发展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费先生于1956年再赴江村，可惜《重访江村》的文章未发表即被划成“右派”而中断。1980年费先生得以三访江村，家乡的变化激起了他接续乡村研究的兴趣。在此后20多年里，乡村发展一直是费孝通先生研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

对于乡村的发展，费先生的认识在不断的调查研究过程中，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个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另一个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下面我就分别从这两个方面追寻费先生的思考路径，试图理解这些实践经验与其晚年思想转向的关系。

农村发展模式，费先生总结为“有农则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有智则进”四句话（《费孝通全集》第十卷，1984d：369）。早在1937年的《江村经济》中，费先生就指出“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这是基于江南农村人多地少和农副结合的历史事实得出的结论（《费孝通全集》第二卷，1938：226）。在1956年重访江村时，费先生对当时片面发展农业、轻视副业的状况忧心忡忡。到1980年三访江村时，他就非常敏感地注意到了当时的社队企业在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开始追踪乡村工业的发展踪迹，称之为“工业下乡”（《费孝通全集》第九卷，1981b：150）。这些社队企业大多是在“文革”期间创办起来，是“乱世出英雄”的结果（《费孝通全集》第十卷，1983d：214）。由于苏南毗邻上海，大城市里的正常生产秩序遭到破坏，下放插队的干部、知青以及一些退休工人通过牵线搭桥，解决了办工业所需的原料、设备、技术和产品市场等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苏南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仍然保留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社队企业，成了后来名满世界的“苏南模式”乡镇企业的基础。乡镇企业所代表的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使得费先生异常兴奋和激动，因为这和他半个世纪以前所思考的农村问题若合符节。费先生“感到自己盼了数十年之久的东西就在眼前，农村真正的工业化、现代化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费孝通全集》第十卷，1983d：222）。他像是找到了一把能够使中国农村开启飞跃发展的钥匙，迫不及待地想要将乡村工业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农村。1984年，他考察了苏北五个地市，其中最为关注的内容就是当地乡村工业的发展情况。他发现江苏省从南到北，工业产值的比重呈现阶梯形的下降，所以得出结论说，“怎样发展工业和发展什么工业是当前苏北经济发展的主要课题”（《费孝通全集》第十卷，1984e：428）。此后几年，费先生去赤峰、包头、定西、甘南、洞庭，“心焦情急”“坐不暖席”，到处所思所想，就是如何“从农业里长出工业来”，直到1986年2月的温州之行。

温州调查使得费先生对自己提出的“无工不富”的“法门”进行了反思，他果断地摒弃了在全国推广“苏南模式”的思路，提出了“一个目的、多种模式”的战略方针，这是他晚年对自己乡村研究的第一次重要反思。

我看到了各个地区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发生了一种想法，就是江苏像是在金字塔的顶端。当然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苏南的今天就是其他地区的明天。

这个推论是不完全正确的。我通过去年初的温州之行才意识到在我的认识上有毛病，发生了偏差。中国农村的发展有共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假如只看到相同的一面，就发生片面性，而且会导致政策上的一刀切，工作上的一般化。……苏北的一些基层领导很想把苏南的一套搬到苏北去，可是搬了几年还是不行，效果差一半还多。原因就是各自的条件不同。……温州和苏南历史条件不同。……温州人的老祖宗传给子孙的看家本领有了用武之地。……这种发展模式只有温州人能够做到，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1986c：240-241）

在反思的基础上，费先生提出了“以商带工”的“温州模式”。温州人多地少的情况比苏南更加严重，而且也缺乏苏南的地理区位优势。温州模式之所以成功，一个关键因素还是“温州由于有他们的历史传统，懂得自己搞流通市场”。这是对费先生的第一个冲击。“温州模式”给费先生带来的另外一个巨大的冲击是对家庭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看法。

家庭是费先生一直关注的重要研究内容，对于中国家庭的研究他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集中表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生育制度》一书中。他在书中提出了“接力模式”和“反馈模式”，以区别西方和中国的家庭结构。“反馈模式”虽然表面上看要求有大家庭的形式，但是如果考察家庭结构的变化，却会发现小家庭即使在传统中国社会也是占多数的家庭形式。费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大家庭并不能适应小农经济的农田经营和劳动（《费孝通全集》第九卷，1982c：255）。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包产到户以至乡镇企业兴起，小家庭也是普遍的形式，80年代初江村较为常见的大家庭只是由于农民住房紧张导致的。因此，费先生不无焦虑地提问：“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是否会靠近甚至趋同于西方的接力模式？”因为“具体的经济和人口等因素又从不同方向影响着家庭结构的具体变动，也正在改变赡养的方式和内容”。“反馈模式”只是靠“伦理及法律确认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得以持续（《费孝通全集》第十卷，1983a：56）。无疑，费先生是认同“反馈模式”的，但是他也感到其经济和人口的基础正在受到侵蚀，而在当时的条件下，造成这种局面的恰恰是费先生最为看重的“苏南模式”的集体乡镇企业。虽然这种集体经济模式有些“像是传统家庭手工业的扩大和集体化”^[4]，但是在费先生看来，这可能是在苏南这种人多地少和农工相辅的地方不得已的选择，“要实现工业现代化，这些是应当改进的”（《费孝通全集》第十卷，1983d：220）。苏南与苏北相比，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有集体社队企业的基础，“通过公社、生产队等各级集体经济实体，自己投资创办了工业；工业里累积的资金除一部分分给社员，实际上是以工补农，扣一部分支持各级社区的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外，都用来作再生产的资金。这是通过集体渠道的积累，效力是比较高的”（《费孝通全集》第十卷，1984e：416）。相比之下，苏北则面对“从什么渠道能把这些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使其成为发展工业的资金”的难题。实际上，不只是苏北面对这样的问题，全国大部分没有社队企业且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地区都有这样的难题。这些“难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费先生足迹遍布包产到户的农村，却几乎没有对包产到户的赞誉之辞，直到1986年的温州之行。温州之行引发的反思，使他似乎突然发现了传统家庭在经济发展中的“新活力”。

严格说，如果个体的意思是指个人，温州街上的作坊也并不真是个人所有的，而是家庭所有的。家庭里有不少成员，而且通常并不限于直系亲属组成。许多是已婚的兄弟甚至亲亲戚戚组成的家庭作坊。（《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1989c：215）

在温州看到的家庭企业，也使他对“苏南模式”有了新的重要认识。

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在概念上可以有严格的界限，这种界限在现实中是相当模糊的。……如果允许我在这一点上再作一些发挥，我想说在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在生产队的具体运作中，我看到了传统大家庭的影子。……从这个角度看去，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社队企业是社队的副业。我并不想贬低新生事物新的一面，只是想指出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是常常是脱胎于传统模式的。（《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1989c：216）

“传统大家庭的影子”是说尽管“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在各方面差异很大，但是作为其发展基础的社会结构仍然是传统的。到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形势和格局发生较大变化时，费先生就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并由此上升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大量的“民工潮”的出现之所以没有带来很大破坏力，“就是以农户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我们中国特别密切的传统家属关系，发生着西方人士所不易理解的社会保险的巨大力量”“我们不就是摸着农村里有家可归的石头在渡工业现代化的河么？”（《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1996b：285）。在大量国企职工下岗、社会保障工作不够完善、部分人员生活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家”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所带来的“父母、子女、亲戚的互相帮助，增强了渡过困难的能力。这种状况体现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修身、齐家、治国’的中国文化的特点”（《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1997c：60）。

费先生对农村经济发展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对以小城镇为基础的发展区域的高度关注，这与他带有功能论色彩的思想方法有关。小城镇研究是费孝通先生晚年经验研究的突出成就，其发端也是1980年那次的“三访江村”。

早在30年代写《江村经济》时，费先生就注意到小城镇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从三访江村开始，小城镇与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发展的关系便成了费先生关注的核心问题。他发现，小城镇的繁荣与衰落实际上是与农村的工副业密切相关的，众多类型的小城镇发挥着人口集中、商品流通、工业生产以及文化、政治等不同的功能。小城镇既是农民脱离农业、从事工副业和商业的起点，又是连接农业和工商业的关键环节。城镇以周围的农村为“乡脚”，没有了“乡脚”，小城镇就没有了源头活水。费先生将吴江县的小城镇分成了“三层五级”，五级之间也是层层包含的关系。苏南的小城镇被费先生看作与苏南的乡镇企业“共生”的生态关系，小城镇及其周围的农村“乡脚”构成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母体”，而乡镇企业则像是个儿子。费先生多次用到这个比喻来形容这种生态关系，并将苏南的“以工补农”以及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看作中国式的母子“反馈”关系（《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1987c：430）。

费先生这种重视功能关系和系统关系的视角迅速扩展到了其他地区的发展研究上。在苏北，他看到了“集”“镇”的差别以及联系；在赤峰，他强调农业和牧业之间“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关系以解决当地非常严重的生态失衡的问题；在包头，他重点考察包头钢铁厂与包头市的关系，发现“包头是包头、包钢是包钢”，两者虽然同处一个城市，但城市与企业两不相干，包钢就像在包头市中的一个“孤岛”。费先生就此提出一个“人文生态失调”的概念。所谓人文生态，“是指一个社区的人口和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间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1989c：230）。包钢作为一个“三线企业”，走上了一条典型的“企业办社会”的道路，导致企业本身的负担越来越重，产生“失调”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包头市却又不能从包钢的落户中获益。费先生的看法“就是企业的小社区和所在地的大社区这两张皮，必须贴在一起，向社企分离的目标迈进”（《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1989c：234），达到一个“两利”的结果。如果说农村是小城镇的“乡脚”，费先生在此处的思路就是要把社区、城市变成大企业、大工厂的“厂脚”。大企业可以通过在社区、城市中办分厂、办小企业把根扎下去，发展自己的“厂脚”。在对陕西宝鸡市的调查中，费先生说：

小企业同大企业的关系，我叫它儿子同父亲的关系，是“分房独立”。分房是我们中国的老习惯，儿子大了，分出去，给他一笔财产，自己独立门户。由于有了这些小厂，老公司职工的子弟全都就业了，工人安心了，这个厂长就好当了。（《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1989e：265）

费先生这种以“功能”“体系”为核心的思路在他1989年考察珠江三角洲时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并提出了以发展区域经济为核心的“珠江模式”。“珠江模式”是香港的“蜂窝工厂”在省港两地工资和地价的落差下扩散到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发展模式。这种扩散最初所采取的主要是“三来一补”的方式。费先生将省港地区加上周边的广西、湖南等地设想成一个以香港为中心的扩散圈层，希望“港风”能够吹及民族边区的广西（《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1989c：221）。等到1992年再赴珠江考察时，他对自己区域发展的思路展开了进一步的反思，他看到了珠江三角洲四小虎各自不同的发展战略，以及以“造船出海”的方式对香港的经济辐射做出的反应，即主动地引进外资和现代技术、现代经营方式，提高了本地企业的实力，而不是一味作为香港企业的后方工厂。

自1992年到1994年年底，费先生又重点考察了河南、山东等地，足迹几乎遍布两省各市。1994年10月，费先生第17次访问江村，年底在南京参加了《小城镇大问题》座谈会，写了一篇《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这是继1986年温州行之后对农村发展研究的第二次重要反思。

这次反思的起因是费先生在重访苏南时注意到的几个新现象：一个是乡镇企业有变成“小国营”的趋向，一个是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还有一个就是“民工潮”开始初步涌现，“离土不离乡”开始变成“离土又离乡”了。后面两个现象对费先生形成了更大的冲击，使他觉得他过去的研究“只吃了小城镇这颗核桃的肉，而丢了核桃的壳”，只想着小城镇如何能发展乡镇企业而富民，却很少去想人们住在小城镇是否舒适。这个经验研究中的反思导致费先生展开了对自己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他说自己的“缺点是见社会不见人”。

我费了不少笔墨来描写社会结构，就是人们需要遵守的由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有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类，而没有讲过一个个人怎样在这套规矩里生活。人的生活是有悲欢、有喜乐、有爱恨、有希望又有懊悔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就这方面的生活内容讲，人各有别。我的缺点就在只讲了社会生活的共性而没有讲社会里生活的人的个性，只画了乐谱，没有听到琴音，只看了剧本，没有看到台上演员的精彩表演。（《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1995b：33-34）

费先生在1990年过80岁生日时，朋友问他一生的志向，他脱口而出：“志在富民。”为了富民，他虽然垂垂老矣，但仍“行行重行行”，而且在思想上也是不断反思。如果说农村发展研究中的第一次反思使费先生看到历史传统和家庭的重要性，那么这第二次反思则使他看到人、人的心态的重要性。第一次反思使费先生看到富民的多样性和多种模式，第二次反思则使费先生看到富民的难度和艰巨性。20世纪90年代初的反思正是费先生从“生态”研究转向“心态”研究的关键时期。在费先生看来，只是靠摸清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及其关系，并不一定能解决人的问题，不能增进对人的喜怒哀乐的了解，甚至也不能解决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他在余生里奔走全国，提出长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开发战略、西部边区开发战略，在年逾90岁时仍然计划着沿京九铁路“串糖葫芦”，促进纵贯中部的城市区域开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亲笔记录”了中国农村城市化及其发展问题（《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1998e：320）。在2003年他有一段深有体会的总结：

比如，在很多欠发达地区，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方面，诸如制度、法律、规章等方面，因为同处于中国的基本制度之下，所以与发达地区并没有什么差别，很多表面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一样的，但这些地区在相同的政策、体制条件下，发展的效果却很不相同。我们通过深度、“参与观察”的研究就会发现，这里的人们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和发达地区有相当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大多是这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部分。这部分东西，实际上常常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真正原因。

根据这些年的实际调查经验，我觉得在地方社会中，越是我们“外人”看不出、说不清、感觉不到、意识不到、很难测量和调控的文化因素，越可能是一些深藏不露的隐含的决定力量，越可能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的难点，也越值得我们社会学研究者关注。（《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2003a：451）

这可以看作费先生对其农村发展研究的关键问题的最后总结。从开始关心农民收入到后来关心经济和社会结构，再到后来关心人的观念和心态，这种转变正是费先生“行行重行行”的结果。当他年届九十，很难再从事实地调查的情况下，他也仍然做出过努力，试图用重视“人”、重视“心态”的思路去分析经验问题，这集中体现在他92岁时写的《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一文中。这种探索无论成功与否都为我们后人开辟了重要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