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1]
周飞舟[2]
费孝通先生是一个不断对自己进行反思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生活在纵贯晚清、民国、新中国的三个时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生活在中国社会“三级两跳”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激烈变化的时代，他的思想之深邃与他晚年从不间断的学术实践与反思是密不可分的。这使得他晚年的思想在不断变化之中，也与早期思想呈现很大的差异。从表面上看，这些差异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看重实践转变为实践与理论并重。费先生早年有志于学医，后来很快转向社会科学，因为“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他的理想就是要“学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1987c：387）。这种救世务实的想法贯穿于费先生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从而使他在学科问题上格外强调实践，而晚年转向强调理论和文化的变化实际上也正是来源于对学术实践的反思。这方面的转变表现在费先生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可以费先生对严复和伊藤博文的看法为例。
中国的知识界有着“严伊同学”的传闻。两人同赴英伦学习海军，结果回国后，一从事翻译与思想，一从事维新与富国强兵之实务，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多以为严复“比伊才高”但功业实逊于伊。费先生说他最早无条件地接受这个说法，在看过严氏译著之后，则产生了“严胜于伊”的想法：“功虽显赫，昙花易逝；言留于世，流久弥长”（《费孝通全集》第九卷，1982g：418-419）。但是从“文化大革命”时期起，费先生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觉得一个社会的生产技术不改变，生产力发展不起来，外来的思想意识生不了根，会换汤不换药，旧东西贴上新标签。从这方面着眼，严逊于伊了。”（《费孝通全集》第九卷，1982g：419）书和理论固然重要，“我们也有一个风气，书中出书，……书，书，书，离不开书，很少到实践里去。我很崇拜的严幾道先生也没有脱离这么个传统，他没有把真正科学的、实践的精神带回来，带回来的是资本主义最上层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费孝通全集》第九卷，1982a：229）。这是1982年的思想。到1993年，在《略谈中国社会学》一文中，费先生又提到严复的事情，但是这次的看法却是“严远胜于伊”了：“事过百年重评再估，不能不体会到严氏的选择具有深意。他似乎已洞察到思想意识在社会演进中的关键作用。西方文化的勃兴从表面上看是它的坚甲利兵，而其科技的基础实在还是19世纪的启蒙思想，而《群学肆言》即是其中的一块基石。……改革社会的风云从此风靡全国，不能不承认严氏的远见超众。”（《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1993c：246）
其次，是从看重西方文化到中西文化并重，并越来越偏重中国文化。费孝通先生的启蒙和早年都是新式教育，国学基础不够牢固[3]，中学也是留学生办的新学，“接着上了教会办的大学，从东吴转到燕京，又进了清华研究院，并再去英国留学，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新学’教育”（《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2002c：346）。以西方学术训练的眼光观察中国社会而得到的创见使得费先生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最为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其中，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差序格局”和“社会继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但是，费先生晚年对这两个概念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理解和阐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下面以“差序格局”的概念来加以说明。
在早年的《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先生提出了这个中国社会学近百年来最为著名的概念。在用“水波纹”的比喻说明了这个概念的基本内容之后，费先生说出了他对于中国人“自私”和“自我主义”的结构性的解释。
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平等观念）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费孝通全集》第六卷，1948：129）
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收能放、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费孝通全集》第六卷，1948：130）
以西方社会理论来观察中国社会，会比较容易地发现那些熟视无睹的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到晚年，费先生重新提到“差序格局”的概念，但是基本看法则与早年恰好相反。
能想到人家，不光是想自己，这是中国在人际关系当中一条很主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1998b：274）
当你使用这个概念（“心”）的时候，背后假设的“我”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是一种“由里及外”、“由己及人”的具有“伦理”意义的“差序格局”，而从“心”出发的这种“内”“外”之间一层层外推的关系，……从“心”开始，通过“修齐治平”这一层层“伦”的次序，由内向外推广开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2003a：459）
我们对比早年和晚年的说法就会发现，费先生对中国社会结构“差序格局”的客观认识并没有改变，还是以“我”为中心的水波纹结构，但早年认为这种结构是自私和自我主义的根源，而晚年则认为这种结构是“推己及人”的必由之路。这种类似于180度大转弯的态度也表现在对古代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比如宋明理学。1984年，费先生去武夷山，写过一篇《武夷曲》，称自己对理学和朱子“自幼即没有好感”；在1989年的一篇散文《秦淮风味小吃》中，费先生不无讽刺地说：
试想程朱理学极盛时代，那种道貌岸然的儒巾怎能咫尺之间就毫不踌躇跨入金粉天地？……时过境迁，最高学府成了百货商场。言义不言利的儒家传统，在这里受到了历史的嘲笑。……我倒很愿意当前的知识分子有机会的都去看一看，这个曾一度封锁我们民族的知识牢狱。（《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1989f：271-274）
在2003年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理学成了费先生心中社会学扩展界限的关键所在。
理学堪称中国文化的精华和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理学的东西，说穿了就是直接谈怎样和人交往，如何对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道理，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今天社会学所谓的“机制”和“结构”，它直接决定着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
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还没有找到一种跟“理学”进行交流的手段。
理学讲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就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它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这种认知方式，我们的祖先实践了几千年，但和今天人们的思想方法无法衔接，差不多失传了。（《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2003a：461-463）
费先生晚年的这些变化，学术界已经有所注意和研究，有学者将其称为费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陈占江、包智明，2015）。对于这种“转向”，学者们大多认为这是费先生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的“超越”或者“回归”（李友梅，2010；刘春燕，2010）。本文所要论证的是，费先生晚年从实践转向理论、从西方现代转向中国传统并不是一个“文化”的转向，而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学术实践的结果。这两大变化与费孝通先生一生坚持不懈地对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有关。而这些方法论的反思又与他坚持“从实求知”的研究传统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力图对费先生晚年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进行一个文本上的考察，从中找到线索去理解费先生的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所谓“文本上”的考察，是指本文的论据和分析都主要依靠费先生1980年以后的作品。费先生有个特点，就是“有话就写、即兴成章”（《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1988a：6）；“我一贯是心里有什么，笔下就写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不失是后人用来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我在校阅时没有做任何修改”（《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1987b：339）。有些“讲话”文章都是费先生“原汁原味”、略加润色后的想法：“我每次下去，人家总是不肯放过我，要我留下些话头，作现场讲话。跟我一起下去的同志就用录音机把我所到之处的讲话录了下来，一路整理。回家后由我动笔修改成文，送出发表。从《小城镇大问题》到最近的《包头行》都是经过这样的工序写出来的。”（《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1991：422）费先生的这种写作风格使我们有机会通过文本去窥见、理解他的内心想法和反思路径，去考察其思想转向与学术实践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