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多元一体：民族与边区开发研究

民族和边区研究是费孝通先生“两篇文章”中的另外一篇，构成了他“第二次学术生命”的重要部分。回顾费先生从事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的历程，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费先生通过不断的观察、实践、反思，实现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转变的心路和学术历程。

据费先生自己说，他对于少数民族和边区研究有着特殊的感情（《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1998c：291）。在恢复新的学术生命、三访江村之后，他就逐步展开了一系列的“边区行”。与江村相比，边区的少数民族普遍面临贫困和发展落后的问题，费先生“志在富民”的思想也完全适用于少数民族。这种急迫的心态最为鲜明地体现在他的一篇游记式的文章里。在甘南，看了当地落后的经济后，费先生游览了当地喇嘛教的圣地拉卜楞寺。费先生看到“许多信徒心甘情愿地把一生劳动的积累，一下子都施舍给寺庙，自己再去过乞讨的生活”，又看到当地的藏民对自己这样的上宾顶礼膜拜，不禁感叹说：

他们那种忠厚虔诚的性格只应引起人们的尊敬，但是他们所得到现世的报答却是艰苦和悲惨，那又怎能使我心安呢？……我对他们真是感愧交加。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是有理想的人，没有理想怎能这么虔诚？但是他们自小从社会接受的理想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如果一个无神论者也可以用祈祷来表达他的心愿，我很想祈求他们所信奉的神明能允许他们在现世预支他们后世得到的报应。（《费孝通全集》第十一卷，1985b：198）

可见，在这个时期，费先生心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发展”，并且这种边区发展不能只是汉族的发展，而且必须是“少数民族的发展”。在他看来，民族间平等相待、和谐相处的实质是必须有“事实上的平等”，而这种平等“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同样适用于民族的范围内”（《费孝通全集》第十一卷，1985c：290）。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费先生不遗余力。在广西瑶山，他生平第一次喝了猕猴桃酒之后就开始为这个产业到处做“广告”（《费孝通全集》第九卷，1981a：113；《费孝通全集》第十卷，1983b：139）；1986年，在甘肃临夏，他“串门闯户”，发现当地经商跑拉萨的大部分都是回族或者信伊斯兰教的小民族，这使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地区历史上是连接西藏和甘肃的一条贸易走廊，而回族善于经商的历史传统使得在这条走廊上奔波的人有着鲜明的民族特点（《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1986b：163）；在海南，他看到当地橡胶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但是受益的都是国营农场，而黎族、苗族的农村还是茅草房（《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1987a：306）……这些现象使得费先生开始从富民和办工业、发展经济转向更深层次的思考：民族关系到底与少数民族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费先生早年之所以涉足少数民族领域的研究，与他在清华大学跟随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构成了他早年基本的民族观。从英国学习人类学回国之后，他写了一封信反驳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并在报纸上刊出。接着顾颉刚又撰述长篇大文进行反驳。费先生表示当时并不能理解顾颉刚的意思，认为不符合中国多民族的历史事实（《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1993d：269）。新中国成立以后，费先生参加了当时民族识别工作，这给他带来了认识上的很大提高。通过实际调查，费先生认识到，中国社会既不能用苏联斯大林所定义的“民族”概念简单地进行划分，也不能用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去理解中国的民族差别，“‘民族’的概念是活的，不是死的，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民族识别不能从定义出发，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费孝通全集》第十一卷，1985a：28-29）。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民族”概念本身包含了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决定的，确确实实存在一个中华民族。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整体的各个具体民族，……第三层是中华民族里各个民族内部的各种“人”，如广西金秀瑶山里的五种瑶人。（《费孝通全集》第十一卷，1985a：29）

在对广西金秀瑶山的研究中，费先生对民族关系的研究呈现更加深刻的认识。广西金秀的瑶族根据自称可以分为五种，从语言上看，他们可能分别有不同的来源，进入大瑶山之后，逐步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但是又保留着各自的特色。大瑶山呈现的民族间“成分复杂、既有融合、又有分化”（《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1986a：13）的复杂情况，在费先生看来，就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的缩影，一个“宏观研究中的微型调查”（《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1986a：14）。

在这些考察和思考的基础上，1988年，费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论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了他对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这篇著名的论文既可以看作费先生一生对民族问题研究的总结，又可以看作此后所思考的重大问题的开始，对于理解费孝通晚年思想的转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篇文章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由一个“华夏”的核心，随着历史的进展，像滚雪球一般地将周围的异族吸收容纳进了这个核心并不断壮大，同时也不断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个民族实体经过了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对于理解费先生晚年思想尤其是社会学方法论的反思和转向，这篇文章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费先生在本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自觉”的概念，并认为这是民族形成的关键所在。自觉是在“自在”的基础上产生的。费先生说：

汉作为一个族名是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周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生活中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作为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1988c：116）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1988c：109）

费先生在此文章提出的“自觉”的概念与十年后（1997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的说法并无实质性的不同，只是在此时他还没有明确意识到文化与“自觉”之间的深刻联系。事实上，费先生之所以在1997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也是直接与民族问题有关的。^[5]那年1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有个鄂伦春族的学员提出了这种人数极少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存亡问题。鄂伦春族的狩猎文化很显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但是狩猎文化就是鄂伦春族的标志。如果族人放弃这种文化，适应现代社会，那么还能称为鄂伦春族人吗？所以这里有一个严酷的选择：是保存文化还是保存人？由此，费先生由民族问题进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问题的思考。

我近来正在思考一个令我烦恼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国内人口极少的民族当中特别突出，但在我看来它并非只是这些少数民族特有的问题，而是个现代人或后工业化人类的共同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文化的人重视和深思的难题。（《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1997b：49）

充满“东方学”偏见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常成为非西方政治的指导思想，使作为东方“异文化”的西方，成为想象中东方文化发展的前景，因而跌入了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的陷阱。（《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1997b：51）

其次，费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也提出了引导他余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导致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要素到底是什么？在此文中，他也尝试性地进行了解答：

看来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虽则政治的原因也不应当忽视。……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王朝都是力求压低汉族的地位和保持其民族的特点，结果都显然和他们的愿望相反。政治的优势并不就是民族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优势，满族是最近的也是最明显的例子。……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1988c：141-142）

在这个阶段，费先生还是着眼于他一生秉持的社会经济分析。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乡土中国》一书中，他就倾向于用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解释代替文化解释。在1985年的《社会调查自白》一文中，他还是在强调“土地”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人是由土而来、归于尘土的自然循环的一部分，这种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和谐的农业。

随着90年代费先生转向重视文化的思考，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发生了变化。实际上，从费先生一系列著作中很难搞清“文化”到底是如何第一次出现在费先生关于民族融合问题的思考中的。细读全集，有两处线索可以参考。

第一处是1996年《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意犹未尽”的思索。

热心于文字和语音结合的人们没有注意到“方块字”在中国几千年文化中所起的积极作用，那就是阻挡了以语音差别为基础、由方言发展不同语言而形成分割为不同民族的历史过程。最清楚的例子是多语言和多民族的欧洲，到现在还不容易合成一体，在东亚大陆上我认为正因为产生了这个和语音脱钩的文字体系，汉族才能保存地方方言而逐渐统一成一个民族，而且掌握着“方块字”作为信息媒介的汉族才能起到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的作用以成为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同时还起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核心作用。（《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1996a：275）

这是将中华文字作为凝聚力来源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一处则出现在中国社会学学术史上必将成为重要事件的《孔林片思》一文中。

这个思想是我在山东游孔林的时候，突然有感而发的。人的思想有时候是很奇怪的，往往是突然受到启发而悟到的。我在孔林兜圈时，突然意识到孔子不就是搞多元一体的心态这个秩序吗？而他在中国成功了，形成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像前捷克斯洛伐克及前苏联那种分裂的局面，是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而中国人的这种心态是怎样形成的，汉族怎样形成这样一个大民族，11亿人又是怎样会形成这样一种统一的“认同”（identity）？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而是一种具体的东西，影响深远的东西。（《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1993c：244）

这已经很明确了，费先生从此开始在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中寻找民族凝聚力的答案。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是“社会学”式的，即并不是从理论和文本出发、离开具体的人的行动来谈文化。例如他认为，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的智慧就来自中国文化，只不过“邓小平想到这一点，不一定是从理论上边想，他是从实际生活里边感觉可以这样做，后来实践也证明可以这样做。这就伟大了”。“我是看到了文化在里边发生作用，中国文化骨子里边有这个东西。在他身上，在一个特定的时候，这个东西发生了作用，他来了灵感。”（《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1998b：269-270）中国文化里有的“这个东西”，“必然有一种力量，一种容忍的同化力，也可叫它凝聚力”（《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1993e：294），具体而言，费先生认为是“和而不同”的包容性：

“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多元互补”是中华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得以连绵延续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我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格局》一文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多元一体”理论，得到了学界同人的广泛认同。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1998d：304-305）

这可以看作费先生为他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找到的答案。在晚年绝笔之作《“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一文中，费先生又一次强调了他的答案。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分分合合”的历程中，终于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的族群，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所以，在中华文明中我们可以处处体会到那种多样和统一的辩证关系。……儒家学说中又有什么东西使它成为一种联结各个不同族群、不同地域文化的纽带，从而维系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2004：545）

费先生从少数民族研究、边区开发研究到对中华民族的研究充分体现了他“从实求知”的治学气质，从志在富民到区域发展，再从挖掘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特色文化到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考，一步步走来，由微观到宏观，由经济、社会到文化，其思考的问题、思考的广度和深度也像百川融汇一样，用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将“两篇文章”写得大气磅礴。这“两篇文章”是志在富民、务实求真的经验文章，但是贯穿于这两篇文章背后的，则是费先生一生恪守的“从实求知”的方法论原则。当然，在其生命最后的二十多年里，费先生对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论反思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正是这种反思为社会学的发展和中国化留下了巨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