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上述是我重读费孝通的人类学作品尤其是《江村经济》及《乡土中国》两本代表性作品后的所思所想。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关于乡村经济的核心理论是：在地少人多、低产出低收入的乡村社区发展非农产业。农村产业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便利，因此，保证了农村社会经济繁荣的稳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结构功能的视角与想法被政府用来发展乡镇企业。
自2000年开始，我们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即土地政策有了新的评估体系，这一新体系与城乡空间更加紧密，经济机遇更加宽广有着密切关联。作为流动人口，农民可以自由地在不同地区之间往来，巨大产能的新型工业正在悄然摧毁规模较小的农村工业，传统公共结构亦被消减。
虽然《江村经济》一书获得西方知识界的高度赞许，但是在那个年代，我认为费孝通并没有彻底意识到结构与制度的局限性。费孝通基本上只对那些对当下社会环境做出回应和改变的“行动者”感兴趣，他对农民如何评价生存环境、如何做出回应、如何找到策略应对挑战等问题怀有敏感性。费孝通通过观察、倾听，并与当地农民进行交流，最终他发现，人具有文化属性。因此，人们的行为产生不仅是理性判断的结果，亦有社会与经济因素下的文化考量。所以，费孝通开了一门课，并促成了《乡土中国》的诞生。
然而令我们失望的是，此后，费孝通并没有合适的机会去追寻他的梦想蓝图与极具挑战的想法，即把结构与制度的社会学分析（《江村经济》）和文化的人类学观察（《乡土中国》）充分结合，以此展示中国人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全貌。半个多世纪后，在费孝通80多岁高龄之际，他才提到“文化自觉”的概念。
正如弗里德曼提到的，文明、国家及历史应该被纳入中国研究的考虑范畴。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人在所有社会情况及实践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通过与外界的冲突、协商或妥协，来达成一种平衡——现实由人类文化实践构建。
费孝通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我们开始批评他的研究并没有关注这一理论项目之前，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并未充分向我们展示这些想法，但是他已经开始考虑到这些想法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认识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强调的“乡土性”并非随着现代性简单地消逝，而是通过与新历史环境进行多种形式的妥协与斗争，产生和实践了文化认同，并最终维持了下来。在此种背景下，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展开对“人的中介作用”的研究，以及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探寻，并通过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共同努力来实践它。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费孝通最终将问题的重点放在“文化”之上。我记得，1990年冬，我们在东京举行的庆祝费孝通80岁生日的国际会议上，费孝通写了那首著名的诗句，以此向我们传达人类学的哲理与方法。会议闭幕时，他写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Fei Xiaotong，1992：223）在这几句箴言中，“美”具有双重含义：其一，作为名词，指“文化”；其二，作为动词，指“理解欣赏与承认包容”。所以，这句话应理解为：每一群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并认识不同的文化，那么所有文化都会和谐共存，而这将会创造一个多文化的和平世界。[6]
这距1947年费孝通出版其对中国文化体系杰出认识的著作《乡土中国》已经过去了53年。从1996年至2001年，费孝通组织了现代社会人类学高级讲习班，以此来培养可能成为当代中国人类学学科支柱的年轻学者。在培训过程中，他大力强调“文化是人类学努力的核心”。当然，费孝通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继续他关于文化、文化理解与文化活力的相关研究，但他为我们留下了文化自觉的概念。“美美与共”及“文化自觉”并非费孝通的发明，而是人类学的核心概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费孝通用他优美而清晰的语言总结了这一方法论。
不仅如此，我个人认为，费孝通创造了中国人类学历史的另一个重要拐点。费孝通以人类学家的身份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他对农民经济的结构及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底层文化体系的重要性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他意识到了“人促成了文化的变更”，并提出了与文化相关的后续研究议题。费孝通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一方面是对曾经的结构分析局限性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对当代多种族、多文化背景下人口迁移、跨文化流动这一全球化现象的认识。
对于我们来说，评价费孝通的早期著作有诸多不易。1939年，《江村经济》在英国首次出版，但直至1986年才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行。而费孝通的重要著作《乡土中国》在中国更是“禁书”，直到1984年才再次出版发行，西方读者则到了1992年才真正读到此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书都是自第一次出版以来，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才真正进入学术界。因此，当整个社会形势发生剧烈的变化之后，评价费孝通的早期作品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自然，一方面，迄今为止我们将注意力放在理解费孝通的观念和思想上的时间还不长；另一方面，我们在不断地为他的作品添加注脚，以便在当代或后现代社会科学的背景下使他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思想能够日臻完善。无论如何，对我们来说，到了朝向费孝通的社会科学新维度起航的时候了。
在《乡土中国》第二版的序言中，费孝通写道：
搞清楚我所谓的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就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小误差……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奉献给新一代年轻人。这里所说的看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费孝通，1998：4-5）
现在，除了补充说明，我们“如何有效地参与费孝通的社会科学实践”将是摆在我们面前最为重要的问题。
费孝通教授将继续作为人类学与社会学领域思想、知识与方法的源泉，在中国研究领域更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记住“Ad fontes”，即“回归本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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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光亿，首尔大学人类学系荣誉教授、山东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2] 当时，芝加哥学派已经开始涉足城市人类学和文明社会的研究。在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的指导下，人类学家约翰·思布里（John Embree）在1935年至1936年对日本西南部农村展开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并于1939年出版了《须惠村》一书。后来，这本书被研究日本农村的后续学者奉为圭臬。但《须惠村》一书是外国人书写的，而《江村经济》则是本土人类学家所著。
[3] 本信息来自作者于1975年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弗里德曼办公室与弗思博士的私人对话。
[4] 在2009年举办的第一届纪念费孝通先生的国际研讨会上，近三分之一的演讲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差序格局”（参见Feuchtwang，2009；王思斌，2009；马戎，2009；闫云翔，2009；黄国光，2009）。
[5] 原文为：“回顾我这十年的研究成果总起来还是没有摆脱‘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我着眼于发展的模式，但没有充分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是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我虽然看到现在的农民饱食暖衣、居处宽敞，生活舒适了。我也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来表示他们生活变化的速度。但是，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都没有说清楚。原因是我的注意力还是在社会变化而忽视了相应的人的变化。”（费孝通，1998：344）
[6] 东京会议的与会人员有费孝通、乔健、Ismail Ahmat、伊藤亚人、金光亿、李万甲、李沛良、李亦园、Adrian Mayer、中根千枝、潘乃谷、Lisa Peattie、末成道男、鹤见和子、宇野重昭和横山广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