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问题意识与文化自觉

——从费孝通江村调查谈起

李建新^[1]

2016年是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80周年，在新世纪，中国社会学已然从筚路蓝缕的重建过程中逐步稳健地发展起来，学术专业性和社会影响力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重新回顾和认识费孝通先生的开创性的工作仍然能够给予我们以深刻的洞见和长久的指引。如何认识江村调查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不同学术背景或相同背景，读出一样或不一样费孝通都很自然，任何“所见略同”或“见仁见智”的解读都在情理之中。本文与许多学者一样从费孝通江村调查开始，从费孝通导师高度评价与同门批评质疑入手，来重新认识江村调查以及由此带来的争论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讨论了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对其江村调查的定位和评价；接下来介绍同门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对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包括江村调查的两个质疑与费孝通对此的初步回应；然后重新梳理费孝通后期的两部分主要学术活动，即“行行重行行”的学术实线和晚年的学术反思。而这些持续的实践与反思对我们当下的社会学研究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