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理解当今时代社会文化的不同形式。在政府的文化革命政策下，我们看到了传统制度的解体。与此同时，正如许多学者报道的，这是社会组织的地缘性与历史性波动，及其与之相关的集体活动。从田野观察中我们可以提出许多问题，诸如为何传统制度成为政治关注的重点对象？为何某一特定区域的人群如此坚持恢复他们的传统而其他地区则放弃了他们的传统，改用现代化制度？

明显地，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私有财产集体化，因此，许多传统组织被剥夺了它们的传统社会功能及活动的经济基础。然而，由于国家通过户籍制度和单位系统对人们进行经济、社会及公共事务的管理，政府无意间给予农民一个可以保留他们意识形态及道德体系的空间。以此方式，政府为建设国家最高权力、禁止传统社会网络、摧毁诸如宗族关系等文化遗产而展开了社会主义革命。与此同时，国家利用传统道德观念及社会资源，以此使农民处于政府行政权力之下。

大多数西方人类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时代，传统文化和文化制度的恢复是开放市场环境下传统功能的回归。尤其是那些没有适当社会资本去改变经济地位的农民，“传统”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社会网络，以此去获得资本、信息、庇护，并与外部世界建立信任关系。因此，一些中国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存在文化遗存复兴的可能。

我们以血统为例，那些参与宗族恢复的农民为他们的目的提供了多样的解释。关于“这是我们的（落后）传统习俗”最为常见的简单回复包含了多种暗示，很多人类学家对此已经做出了解释，包括作为社会组织、经济资源、道德体系的宗族家系，甚至是政治功能。然而，正如我们在当今中国特殊形势下看到的，并不像社会革命之前，如今的宗族、政治、经济功能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想从宗族组织的变动去检验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社会、人民与国家权力扩张之间的关系。

我已经在中国南北的多个地方社区进行了田野研究，包括山东、安徽、浙江、湖北、福建以及广东。通过对这些地方进行田野调查发现，尽管宗族组织及其活动形式依地域和场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人们均是为了应对不断增大的国家权力而建立他们自身的空间。尽管他们支持政府提出的“爱国”、“维护公共利益”以及“天下为公”的政策，也接受公共约束，但农民有时也会从公共话语和国家之外评估自己的生活及他们存在的意义。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文化框架去定义他们的历史经历，并通过他们的方式和词汇去书写、传播那些没有被书写进国家历史的私人历史记忆。他们尝试跨越被国家定义和控制的现实生活边界，去建立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此，通过重建宗族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活动，他们尝试去建立和拓宽国内地域之间甚至是跨国性的人际网络，诸如在中国台湾、东北亚甚至是西方世界。所以，在官方释义及革命意识形态的遮盖下，国家和农民最终心照不宣地开始了日常生活中的宗族重建。一方面，国家将宗族看作从国外引进资本投资的有益的制度；另一方面，也是建立中华文明这一文化资源支配权的有效途径。农民与国家共同分享中华文明与文化遗产，将宗族定义为“创造他们自身文化的空间”，并以此维护与国家协商得来的场所。

因此，我们需要看到社会与国家之间不仅存在竞争与冲突，也存在妥协与共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了解，社会制度不是自主传播的历史遗产，而是通过人的作用的有意识的实践过程。换句话说，这是国家与社会（或人）之间有意识地实践而产生的文化政治的结果。从这方面来说，市场经济时代多重形式的社会组织及活动应该在国家与社会的特殊文化情境下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