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

1.1.1 中非合作进入新时期

中非贸易合作不断深化。2000年，为推动南南合作，在中非各方的努力下，中非合作论坛（FOCAC）正式成立，并形成了每三年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同时成立后续行动委员会以促进承诺落实的工作机制。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非共同宣布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网，2006a），并将这种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政治文件的形式写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即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网，2006b），在这次峰会上，推动贸易和投资成为热点。2015年，中非论坛期间，中方提出在未来三年重点开展“十大合作计划”，第一项即为中非工业合作计划，具体包括由中国主导“积极推进中非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鼓励支持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兴业，合作新建或升级一批工业园区等”（新华网，2015）。2018年9月，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发表《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由中方提出的产业促进、设施联通等“八大行动”得到了非洲各国的广泛认可，其中在产业促进行动中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对非投资，支持成立中国在非企业社会责任联盟。

1.1.2 中非新型合作助力企业“走出去”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战略的影响下，我国企业通过投资等形式逐步融入世界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中活跃的行动者（姚枝仲和李众敏，2011；于晓和矫磊，2011）。同样，在这种中非合作升级的大背景下，中资企业开始积极参与非洲的工业化建设。中资企业在非洲主要从事贸易和投资业务。对非投资存量从2003年的4.9亿美元增加至2016年的398.8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数量不断增长，中国成为非洲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国之一。

中非贸易不断增长。中非贸易最早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中国仅与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60年代增加到13个，80年代中非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期，到1987年政府间贸易协定增加到46个，1999年时中国已经同50个国家（后减少为45个）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进入2000年以后，中非经贸往来进入“黄金时期”。从2005年起，中国对与中国建交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部分商品零关税政策，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推动下，中非民间贸易往来不断增加，政府对贸易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增大，中国与非洲都在逐步成为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梁明，2011；张小峰，2010；王小林和刘倩倩，2012）。

中国对非投资不断增长。中国对非投资同样始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以前数量极少，以直接投资为主，并长期依赖政府推动，属国家行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改变了单一的贸易往来和经济援助方式，从小额承包工程项目入手，在非洲国家开展了包括兴办合资、独资企业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合作。经营方式也由“交钥匙”工程，转向合资经营，共同管理。在这一时期，对非直接投资既服务于政治目的，同时也是带动工程设备、原材料以及其他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的重要手段（刘乃亚，2008）。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我国在非投资的企业数量和种类都比较少，国家在企业“走出去”方面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小，企业在东道国的影响力较小。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对非投资逐年增加。20世纪90年代，非洲的战争和冲突不断减少，一些国家的经济改革初见成效，即便是在最落后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SSA），在世界银行和IMF的推动下，1995～1999年的年均GDP增速也达到了3.9%，农业发展依旧缓慢，工业发展迅速，尤其是私营部门发展明显（UNCTAD，2001）。在中国，1995年援外改革，推行“以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援外政策，这一改革大大加速了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启动对旧有的一些援建项目的私有化改革，由于援建地（国）无力承担援助项目的运营管理工作，在政府的引导下中国企业逐步扭转了“交钥匙”工程的管理方式，以市场为导向，向旧有援建项目重新注入资金并扩大了营运规模。1997年中央成立对非经贸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对非经贸工作。199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即现在的国家发改委）确定对非投资规划方案，第一次就对非投资领域、规模及投资目标，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着重就对非资源和矿产类投资提出了指导意见，这标志着对非投资工作开始孕育面向新世纪的战略转变，即由贸易型投资开始向以资源类为中心的直接投资的转变（刘乃亚，2008）。进入2000年，中国对非投资政策不断宽松，2007年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中国对非投资从此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截至2017年，非洲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第二大洲，仅次于欧洲，主要投资地包括安哥拉、肯尼亚、刚果（金）、南非、赞比亚、几内亚、刚果（布）、苏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家（商务部等，2018）。

1.1.3 民营企业在非投资日渐活跃

中国民营企业在非投资的金额和数量不断增长。2012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已达29亿美元，存量达192亿美元，投资国别覆盖率达85%（仅次于亚洲），在这支对非投资大军中，民营企业占了绝大多数（刘青海，2013）。民营企业的投资额虽然不比国有企业多，但企业数量和未来的投资可能远高于国有企业，并且商务部统计的民营企业对非投资可能被低估了，因为商务部只审批投资额较大的项目，而民营企业的投资多为中小型项目（仅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需要商务部审批），经常被有关统计部门忽略（申晓方，2013）。另外，民营企业虽然投资额总量小于国有企业，但数量较多，且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因此与社区的联系更为紧密，更“接地气”。

中资民营企业在非投资的领域日渐多元。过去，中国民营资本在非洲的活动主要集中于餐饮、百货零售、贸易等领域，随着中非合作的不断深入，民营企业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中资中小企业对非投资领域不断扩大。目前，中非投资领域涉及工程承包、医药、纺织、机械、电信等行业，并开始涉足农业、采矿、能源等行业，其中工程承包、医药行业、纺织行业增长最快（黄梅波和范修礼，2010）。

1.1.4 民营企业在非的经营行为备受指责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在非洲的关注不多，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西方学者对中非关系进行研究，且研究的视角多是从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来批判中国对非洲发展援助带来的影响；随着中国在非洲不断活跃，以“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为转折点，西方学者、国际组织开始重视中非研究，且研究成果主要以“资源攫取论”“新殖民主义”为基调（李安山，2014）。2006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率先“批评”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将中国投资与贫困、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等一道列为非洲面临的十大挑战（李佳，2012）。之后西方政府、媒体、学者和民众开始大肆利用新殖民主义攻击中国在非洲开展的各类投资和援助行为。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非贸易迅速发展，中非问题研究逐渐从历史文化视角转移到经贸投资、技术合作和对外援助方面（李安山，2009），中国企业逐渐成为众矢之的，被批判的内容涉及企业经营行为、管理方式、企业社会责任等多个方面。例如Makoye（2013）以坦桑尼亚为例，发现在当地中国城（Chinatown）中大量的中国小商贩（Petty Trader）出售的商品价格低廉，导致本地商户难以与之竞争，同时由于当地销售的中国商品质量差，因此坦桑尼亚成了中国在第三世界倾销残次商品的试验田。也有一些国际机构开始尝试批判西方学者关于新殖民主义、资源攫取论等一边倒的论点，例如布鲁金斯学会Chen et.al（2015）利用1998～2012年商务部统计的有关我国对非4国的投资数据，重点分析了中小型民营企业在非洲的投资经营情况，该报告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份额占全部中国对外投资份额的很小一部分，中国在非洲投资属于利益驱动（profit-oriented）型投资，投资的类型集中于资本密集型，投资范围除了自然资源还包括服务业、制造业等，因此不应过分夸大中国对非的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