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唐高宗改洛阳宫为东都
一 唐高宗建东都
洛阳宫既然具有准都城的地位，褚遂良上疏援引前代事典称之为“东京”，尉迟敬德把洛阳同长安相提并论，唐太宗离开这里时不是像其他行宫那样设宫监管理，而是像京师长安一样设置留守处理政务，那么，洛阳宫升格为东都，就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了。唐太宗去世后，其子唐高宗把这件事付诸实施。
唐高宗巡幸洛阳总共七次，累计十一年，占他在位时间的三分之一。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继位六年多，诏令在洛阳隋朝乾阳殿的原址开始修建乾元殿。显庆二年闰正月，他首次巡幸洛阳，二月抵达。十二月丁卯（十三日，658年1月22日），他下了一道《建东都诏》：“此都中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于万国。……宜改洛阳宫为东都。”[29]洛阳宫从此升格为东都，是唐朝两都制中的正规都城。同时，唐高宗以自己同皇后武则天所生的一岁幼儿李显为周王、洛州牧，并确定洛州官员同长安所在地雍州相应官员一样级别。废除了穀州（治今河南新安县）的建置，该地连同福昌（今河南宜阳县）等县，以及黄河北边原属怀州的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济源、温县和洛阳东边原属郑州的汜水（今河南荥阳市），都划归洛州管辖。这样，洛阳作为都城就制度化、正规化了。
仪凤三年（678年）十月，唐高宗下了一道《幸东都诏》：“咸京天府，地隘人繁，百役所归，五方胥萃。虽获登秋之积，犹亏荐岁之资，眷言于此，思蠲徭赋。夫以交风奥壤，测景神州，职贡所均，水陆辐辏，今兹丰熟，特倍常时，事贵从宜，寔惟权道。即以来年正月幸东都。”[30]这是说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本来就是地少人多，再加上各地百姓前来服徭役、兵役，供应更加困难。尽管今年秋天粮食丰收，仍然不能保证两三年的消费，免不了要减免百姓的赋税徭役。洛阳则不同，当地物产丰饶，今年又获大丰收，各地的绢帛粮食运到这里十分方便。因此，定于来年正月巡幸洛阳。这道诏文的表面含义使不少学者得出唐高宗移幸洛阳出于经济原因的结论。如果仅仅因为长安的经济条件不如洛阳优越，李唐王朝为什么不把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后来的诸多唐代帝王为什么能够依然固守长安？唐高宗因为什么事情牵制不能解决长安的供应问题？其实应该是政治原因。唐玄宗《幸东都制》指出长安和洛阳在创业和守成时期的不同作用：“帝业初起，崤（崤山）函（函谷关）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雒（洛）为会同之府。”[31]时人裴耀卿也说：“国家帝业本在京师（长安），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不变）之所。”[32]这表明长安是关中本位的根据地，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的李唐皇室首崇长安，把长安经营成自己的大本营，安置宗庙、陵寝，构成政治、礼仪氛围，以临制天下，是断不能轻易抛弃的。
二 唐高宗游弋于长安、洛阳两京之间
上元二年（675年），唐高宗在洛阳说：“两都是朕东西之宅也。”[33]这个时期，唐朝的东北方有高丽、百济、新罗、契丹、奚，北方有后突厥，西方有吐蕃、西突厥。唐朝同这些民族关系紧张，屡有战争。各方情况都需要尽快上报朝廷，及时处理。洛阳大致是全国的几何中心，既不必担心外族兵临城下，又便于应付各方的种种事务。唐高宗游弋于长安、洛阳两京之间，就是为了利用洛阳的这个优势。
唐朝同东北方各族的关系，在这一时期最为复杂。唐高宗在诏令开工修建乾元殿的前一年，就派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市）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继续收复辽东故土。两年后，他首次巡幸洛阳。显庆五年（660年）五月，奚族叛唐，唐军出征讨伐，降服奚族；又讨契丹，擒获其松漠都督阿卜固送至东都。百济依仗高丽援助，多次侵略新罗，新罗上表唐朝请求救援，唐高宗派苏定方讨伐百济。八月，苏定方破灭百济，唐高宗诏令以其地设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十一月，唐高宗登上洛阳宫城则天门楼，举行献俘礼，百济国王义慈及其臣僚等战俘，一律不予追究罪责。年底，唐高宗在洛阳任命了苏定方等三位行军大总管，率兵分辽东道、平壤道、浿江（朝鲜大同江）道出击高丽。龙朔元年（661年）正月，唐高宗募得关东六十七州四万四千余名士兵，开赴前线。三月，他在宫城的洛城门宴请群臣和外族代表，观看新排练的武舞《一戎大定乐》，以象征用武力安定天下之意，准备御驾亲征。但此举不过是做个姿态而已，他这时已患风眩头重病，目不能视，又不具备唐太宗那样的军事才干。因此，武后谏阻亲征，他依然留在洛阳。次年正月，他册命波斯（今伊朗）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四月返回长安。
麟德二年（665年）三月，唐高宗再幸东都，年底到泰山，次年正月举行了封禅大典，然后经东都返回长安。总章元年（668年），唐军破灭高丽。咸亨二年（671年）正月，唐高宗又幸东都，次年十一月西归长安。上元元年（674年）正月，新罗收容高丽叛亡之众，封百济故地，派兵把守。唐高宗大怒，诏令削去新罗国王金法敏的官爵，把住在长安担任右骁卫员外大将军的金法敏的弟弟金仁问立为新罗国王，派回新罗行使统治；同时，以宰相刘仁轨为鸡林道（龙朔三年，即663年，唐朝将新罗设置为鸡林州）大总管，发兵讨伐。十一月，唐高宗又东幸洛阳。次年二月，唐军大破新罗兵众，唐高宗在洛阳接待了新罗入贡谢罪的使臣，恢复金法敏的官爵，从中途召回金仁问。
与此同时，西边的民族也不断对唐朝进行滋扰。显庆四年（659年）十一月，唐高宗在洛阳诏令苏定方出兵西域，平定由思结首领都曼勾结疏勒、朱俱波、谒般陀等国发动的叛乱入侵活动。次年正月，苏定方得胜回朝，在洛阳乾元殿举行献俘仪式，向唐高宗献上都曼等战俘。不少小族也相继制造混乱，但这时对唐朝构成最大威胁的还不是遥远的西突厥和这些小族，而是唐的近邻吐蕃。
龙朔三年（663年），吐蕃东破吐谷浑，吐谷浑可汗率领数千帐部民北逃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市），向唐廷告急请援。这时唐高宗在长安，作了凉州、鄯州（治今青海乐都县）防卫吐蕃的部署，派苏定方为安集大使，指挥诸军援助吐谷浑。麟德二年（665年），吐蕃转而向西域发展，威胁到唐的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在今新疆境内）。次年，唐高宗东封泰山完毕，急忙赶回长安。高丽战事一结束，他遂将注意力转向西方。总章二年（669年），他打算到凉州视察，被臣僚们谏止。他准备把吐谷浑部落安置到凉州南山，臣僚们担心吐蕃会来这里烧杀抢掠，征讨吐蕃又无财力，于是安置一事搁浅。咸亨元年（670年），吐蕃侵占西域十八州，唐廷被迫放弃安西四镇。唐高宗于是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拉萨）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吐蕃，并援助吐谷浑返回故地。唐军同吐蕃在青海激战失利，死伤殆尽。唐朝和吐蕃之间的缓冲地带吐谷浑完全被吐蕃占领，吐蕃接连寇边。吐蕃对唐的威慑局势表明唐不能立即取胜，加上旱灾饥荒，唐高宗决定来年再幸东都。由于这时唐在东西两边同时与新罗、吐蕃开战，因而唐高宗在两京间游弋不定。咸亨三年（672年）他返回长安，上元元年（674年）讨新罗又幸洛阳。新罗之事处理完毕，仪凤元年（676年），吐蕃入侵今青海、甘肃一带，唐高宗在洛阳任命行军元帅讨伐吐蕃，又回长安。仪凤三年（678年），唐高宗为连年同吐蕃交战失利而感到忧愁，就召集御前会议讨论怎么办。臣僚们或主张和亲息事，或主张严设守备，筹集资财再作征讨，或主张立即讨伐，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后来，太学生魏元忠赴洛阳上封事，以为平定吐蕃非朝夕可待。那么，唐高宗待在长安，便失去主持战事的意义。由于战争牵制，不能及时改善关中的供应状况，于是在关中当年秋粮丰收的情况下，他下了上述那道《幸东都诏》，次年又幸洛阳。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唐朝所能做的事是一面防守抗击，一面在西边广事营田。而吐蕃降服了西洱诸蛮、羊同、党项和诸羌之后，其控制区东面扩大到今甘肃、四川大部地区，西面攻陷今新疆天山南面的安西四镇，北抵突厥，南临天竺（印度），地方万余里，成为唐朝的劲敌，迫使后来的唐代皇帝另辟蹊径来应付局面。
三 太子李弘死葬洛阳
李弘是唐高宗和武后的长子，显庆元年（656年）四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在后来唐高宗、武后巡幸洛阳期间，留在长安监国。他一直患病，政务由东宫几位左、右庶子辅佐参决。他曾被父皇召到东都，和右卫将军裴居道的女儿结为伉俪。礼官上奏须以白雁充当男方初次和女方商议订婚的聘礼，恰好就在东都苑（西苑）获得一只白雁，唐高宗非常高兴。太子仁孝谦和，深得唐高宗和官僚们的爱戴。武则天立为皇后之前，与萧淑妃争宠，杀害了萧淑妃，将其两个女儿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幽禁在长安掖庭中，年过三十还不让嫁人。太子偶然见到自己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不禁动了恻隐之心，立即奏请出嫁，唐高宗允准。但武后怒不可遏，随即把姐妹俩轰出去，配给两个地位卑微的卫兵，并从此厌恶太子。
上元二年（675年），太子赴洛阳，唐高宗一直重病缠身，想禅位给太子，不料四月份太子在东都苑合璧宫一命呜呼，年仅二十四岁。当时有传闻说太子是被母亲用毒药害死的，但唐高宗的诏令却加以掩饰，说太子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沉瘵（痨病，即肺结核）婴身”，“旧疾增甚”。唐高宗对太子的英年早逝悲恸不已，诏令说：“慈惠爱亲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谥为孝敬皇帝。”[34]四个月后，在洛州缑氏县（今偃师市南）懊来山（景山、太平山）按照皇帝陵寝的制度规模营建了恭陵，安葬了死者。唐高宗亲自撰拟书写《睿德纪》，刻石立于陵前。这所陵墓限期紧迫，耗费资财巨亿，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甚至乱投砖瓦而逃散。
四 皇后武则天偕同唐高宗驻洛阳
武后随同唐高宗驻守洛阳期间，因唐高宗患病，自显庆五年（660年）十月起，开始受委托参决朝政。这位不甘寂寞的女人乘机显示出其杰出的行政才干。唐高宗对她处理国事的精明果断非常满意，致使她的权力与皇帝相当，两口子因而被朝臣称为“二圣”。武后还时而出点风头，借以检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以求更大的发展。
龙朔元年（661年），唐高宗想亲自率军征讨高丽，武后上表谏阻，终于使他改变主意，留在洛阳。麟德二年（665年），唐高宗筹备东赴泰山封禅，武后借口封禅仪注不妥当，上表争取自己率领内外命妇奠献。唐高宗加以考虑，决定自己行“封”礼，作为“初献”，登泰山筑坛祭天，向昊天上帝汇报成功；武后行“禅”礼，作为“亚献”，在泰山侧社首山设坛祭地。上元元年（674年）年底，武后上表建议十二事，内容有：李唐皇室是玄元皇帝老子李耳的后裔，请令王公以下皆研习道家经典《老子》，每年依照明经科策试儒家经典的例子，开设道科选拔人才；父在母亡，子女服丧期由一周年增至三年，以同服父丧期相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免除关中役重地区百姓的徭役；禁断各地崇尚浮巧末行的现象；息兵止战，用仁义道德感化天下；广开言路，杜绝谗口；提拔才高位低的官吏；京官八品以上者增加俸禄；等等。这些建议涉及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是武后全面施政的一次演习。唐高宗下诏赞扬，全部采纳实施。次年三月，武后在洛阳北面的邙山南坡祭祀先蚕，以少牢（一头猪一只羊作祭品）祭祀第一批蚕虫，百官和各地来东都的朝集使皆陪位。唐高宗的病情日益加重，想把皇位让给太子李弘，但太子这年四月在洛阳病故。唐高宗把禅让的对象转向武后，想把这位比自己大五岁的太太由贤内助推到台前，名正言顺地摄理国政。当唐高宗向大臣们摊牌时，大臣们对这个意料之中的安排依然感到意外，坚决表示反对。宰相郝处俊说：“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35]唐高宗只好罢休。
武后继续锲而不舍地做着种种努力。仪凤元年（676年），她劝唐高宗到中岳嵩山祭天，想借机再次亮相。调露元年（679年）五月，继李弘之后被立为太子已五年的李贤开始在洛阳监国。偃师人明崇俨以符咒幻术为唐高宗、武后所器重，被授予正谏大夫职务，在太子李贤监国前几天，明崇俨被暗杀，凶手不曾抓获。太子听宫中人私下议论，得知自己不是武后亲生，而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心中常怀恐惧。明崇俨曾多次对武后说，太子不堪继任皇帝，不如武后所生的英王李哲（显）和相王李轮（旦），英王貌似太宗，相王长相也贵不可言。因此，武后怀疑是太子指使刺客暗杀了明崇俨。永隆元年（680年）八月，武后唆使唐高宗下诏调查太子的恶劣行径，在东宫马坊搜出黑甲数百领，指控为其谋反的物证。一个受太子宠爱的户奴屈打成招，说是自己去执行了刺杀明崇俨的任务。唐高宗喜欢太子，想释而不问，但武后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36]于是太子被废为庶人，被押送至长安软禁起来，所有黑甲在洛阳天津桥南予以焚毁。同时，英王被立为太子。
五 唐高宗病逝洛阳
永淳二年十二月丁巳（初四，683年12月27日），唐高宗下诏改年号为弘道并大赦天下，以遏止自己的病情发展。他打算登则天门楼宣布赦书，但气逆不能乘马，就召集百姓代表来宫中，在殿前宣读。礼毕，他问侍臣道：“民庶喜否？”侍臣答道：“百姓蒙赦，无不感悦。”他凄怆地发出哽咽的声音，说：“苍生虽喜，我命危笃。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当天夜里，他在贞观殿召见太子东宫平章事裴炎，向他交代辅佐太子当好皇帝的后事，随即去世。这位五十六岁的死者最后的心态并非对驻守洛阳的忏悔，而是想争取时间，死在李唐的老窝长安，因为那里具有正统地位和礼仪氛围。唐高宗留下来一份遗诏说：“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37]这份政治遗产给随后政权的分流和争夺埋下了伏笔，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撕得粉碎，钩心斗角和刀光剑影必然伴随始终。
唐中宗想满足父皇的遗愿，护送其灵驾西还关中安葬。梓州射洪县（今四川射洪县北）人陈子昂在洛阳向唐中宗上书谏阻。他说：
臣闻秦据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山河为固，天下服矣。然犹北假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自渭入河，转关东之粟，逾沙绝漠，致山西之宝，然后能削平天下，弹压诸侯，长辔利策，横制宇宙。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为阙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尔，顷遭荒馑，人被荐饥。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去岁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饿之余，得保沉命。……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犹可哀伤。陛下不料其难，贵从先意，遂欲长驱大驾，按节秦京，千乘万骑，何方取给？况山陵初制，穿复未央，土木工匠，必资徒役。今欲率疲弊之众，兴数万之军，征发近畿，鞭朴（扑）羸老，凿山采石，驱以就功。但恐春作无时，秋成绝望，凋瘵遗噍，再罹饥苦，倘不堪弊，必有逋逃。……况国无兼岁之储，家鲜匝时之蓄，一旬不雨，犹可深忧，忽加水旱，人何以济？陛下不深察始终，独违群议，臣恐三辅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圣人包六合为宇。……舜死陟方，葬苍梧而不返；禹会群后，殁稽山而永终。……况我巍巍大圣，轹帝登皇，……何独秦、丰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园寝？……且景山崇丽，秀冠群峰，北对嵩、邙，西望汝海，……园陵之美，复何加焉？……况瀍、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陛下不思瀍洛之壮观，关陇之荒芜，遂欲弃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险。……臣又闻太原蓄钜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国家之宝，斯为大矣。今欲舍而不顾，背以长驱，使有识惊嗟，天下失望[38]。
陈子昂这份上书认为当时关中连年遭灾，田地荒芜，丁男承担兵役徭役，妻离子散，对于护送灵驾的大队人马无力供应，对于营建工程浩大的陵寝无力承受。洛阳北有太行山的险峻地势，南有宛叶（今河南南阳市、平顶山市所辖地区）富饶的物产，东达江淮地区，可利用湖海鱼盐，西通崤山，能凭借潼关、黄河的天险。洛阳地区有众多仓城，如东面巩县的洛口仓，西面陕州的太原仓，贮存着巨量粮食，供应充足。河洛一带是形胜之地，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市南）的景山（懊来山）是唐高宗的儿子李弘的恭陵所在地，这里风景秀丽，超过群山，周围有嵩岳、邙山等自然风光，在这里给唐高宗营建陵墓，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这份上书没能奏效，唐高宗的灵驾于光宅元年（684年）送回关中，安葬在今陕西乾县的乾陵。唐中宗没能去护送，他已被母后废黜帝位，改封为庐陵王，被逐出洛阳，迁到湖北软禁起来。武则天也没有去护送，她召见了陈子昂，发现他是个人才，授以麟台正字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