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唐太宗营建与巡幸洛阳宫
一 唐太宗营建洛阳宫
唐朝初建时，隋朝残余势力越王杨侗在洛阳即皇帝位，改元皇泰，史称皇泰主，唐朝不可能再把洛阳设置为东都。为了经营东方，唐朝设置了一个机构——陕东道行台，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升格为陕东道大行台。当时唐朝没有占领洛阳，不可能把陕东道大行台的衙署确定在这里，也不可能健全班子，因而由秦王李世民名义上主持工作，屈突通担任大行台左仆射，在长安遥领。平定王世充以后，唐廷立即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以秦王李世民为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坐镇长安；以屈突通为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坐镇洛阳，主持常务工作；其余官员也逐渐加以配备。这样，洛阳就由都城降为一般性的城市。但由于洛阳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其余地方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唐廷规定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的官员，从尚书令、左右仆射到郎中、主事，其级别与长安同类官员完全一样，只不过人数略少而已，并且山东行台及总管府、诸州都隶属于陕东道大行台。其他大行台的官员，则比长安同类官员的级别低一等。
随着唐初统一战争的逐步结束，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三兄弟间争权夺利的争斗日益激烈。李世民从太原起兵以来，南征北战，功劳卓著，不仅赢得了功勋、声望和政治资本，也网罗了不少文武人才。他的权力欲相应膨胀，不再甘心当一名普通王子。他的部下也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主子地位的升迁上，鼓动他夺嫡当太子。李建成意识到自己的皇储地位受到威胁，就联合四弟李元吉，同李世民斗争。李世民处于劣势，不仅在于对手力量的强大，还在于按照封建礼制，其兄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已是名正言顺、难以改变的既成事实。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就让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温大雅赴任后，及时开展活动，上报情况，并多次为李世民秘密谋划。李世民还派自己秦王府的车骑将军张亮率众千余赴洛阳，并提供大量财物，由张亮利用自己荥阳人的身份和社会关系，“阴结纳山东（关东）豪杰以俟变”[11]。唐高祖看到这三个儿子同在长安，必有争斗，就对李世民说：“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已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仿照西汉梁孝王的例子，建置天子旌旗）。”李世民临行之际，李建成、李元吉认为：“秦王今往洛阳，既得土地甲兵，必为后患。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他们令人上封事说：“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悦，观其情状，自今一去，不作来意。”[12]唐高祖改变了主意，致使李世民没能成行。这场斗争没有多少是非可言，但李建成、李元吉出于自私的心理，却避免了一次分裂和内战。这也可以看出，长安政权是否牢固地掌握和支配洛阳，关系国家统一与分裂的前途命运。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626年7月2日），李世民在长安宫城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随即被立为太子，仍由屈突通任陕东道大行台左仆射，在洛阳主持工作。不久，唐高祖退位，称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他就是唐太宗。
当年李世民攻打王世充，进入洛阳城后，命部下先到中央衙署收缴隋朝的图籍制诏，但已被王世充销毁，一无所获。他看到富丽堂皇的建筑群，不禁感叹道：“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13]这位青年王子带着新政权幼稚的冲动心理，竟下令拆毁端门楼、则天门及阙，烧毁乾阳殿，看样子，想抛弃这个东方政治堡垒，以消除分裂隐患。然而他当皇帝后，却于贞观四年（630年）六月诏令营建洛阳宫，其主体工程是重修乾阳殿。
经过隋末唐初十多年的战乱，北方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大臣魏徵曾多次出入华北地区，描述所见情景：“今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14]同时，人们也在总结民众徭役过重导致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因此，唐太宗营建洛阳宫的动议，只能招来一片反对声。
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阻，说：“东都未有幸期，即何须补葺？诸王今并出藩，又须营构，兴发渐多，岂疲人之所望？……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唐太宗问道：“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恫吓他道：“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唐太宗只好收回成命，表示以后若巡幸来到洛阳，即使在露天场合吃饭睡觉，也在所不辞。以敢于和善于谏诤著称的侍中魏徵盛赞张玄素论事是“仁人之言”，“有回天之力”[15]。唐太宗这次肯定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否则魏徵不至于如此推许张玄素。
一年以后，唐太宗又诏令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表谏阻，说：“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七月已来，霖潦过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时丰岁稔，犹未可量。加以军国所须，皆资府库，绢布所出，岁过百万。丁既役尽，赋调不减，费用不止，帑藏其虚。且洛阳宫殿，足蔽风雨，数年功毕，亦谓非晚。”[16]唐太宗表面上夸奖了戴胄一番，实际并不接受他的建议，终究还是命将作大匠窦琎修成了洛阳宫。但由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唐太宗很不高兴，立即撤除这些附属建筑，罢免了这位将作大匠的职务。
贞观八年（634年），一位叫皇甫德参的小县丞上书批评唐太宗“修洛阳宫劳人”。唐太宗说：“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乃可其意邪”！甚至要追究其“谤讪之罪”[17]，被魏徵劝止。
唐太宗从谏如流，在帝王中最为突出，偏偏在营建洛阳宫一事上一再听不进不同意见，反映出洛阳问题非同一般，而官员们尚未窥见他的心思。张玄素认为唐太宗并没有确定东幸洛阳的日期，却要预修宫殿，是经营不急之务。其实，我国自古就有帝王每隔五年出巡一次的制度。后来唐玄宗所下《幸东都制》，就有这个说法。唐太宗诏令营建洛阳宫时，称帝已满四年。他在筹备符合礼制的正式巡幸，想到最值得先去的处所，洛阳首当其选。他在和张玄素争论的过程中，曾转过脸对仆射房玄龄说：“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朕故修营，意在便于百姓。”[18]这在唐代是人们的共同认识。此外，他还有不便说出口的理由。唐朝同隋朝一样，皇室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奉行关中本位政策，以长安作为关中本位的根据地，即使设立东都，也不能让洛阳取代长安的重要地位。唐人胡交《修洛阳宫记》揭示出这层关系：“定都长安，以隆上京”，“肇新东都，作对咸（咸阳）秦”[19]。今河南陕县崤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古代称为山东，又因在今河南灵宝市秦代函谷关以东，也称关东。唐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籍贯河北定州的山东人张行成大为不快，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20]唐太宗表面上表示接受批评，但内心深处对山东人始终不是那么放心。他多年在山东打仗，接触当地人士，又当过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深知应当把洛阳营建成一个据点，以便观风省俗，临制东方，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处理四面八方的各种事务。洛阳宫建成后，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637年）首次巡幸，抵达洛阳后正式命名为洛阳宫，后来又两度驻跸这里，可见洛阳宫远非其他地方的行宫可比，实际上具有准都城的地位。
二 唐太宗三幸洛阳宫
唐太宗将洛阳营建成准都城后，曾三次巡幸洛阳，将中央衙署迁到这里，在这里处理军国大事。至于京师长安，设置了留守官员，负责处理日常事务，重大事情须呈报到洛阳来，听候处理。
贞观十一年三月初二（637年4月2日），唐太宗称帝以来首次抵达洛阳宫。十三天以后，他率领几位大臣在西苑积翠池荡舟嬉戏。看到这所华丽一时的禁苑，唐太宗想到了世事沧桑，无限感触涌上心头，对大臣们说：“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内为谄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21]随即他同大臣宴饮，提议每人赋诗一首。他自己作诗咏《尚书》，有句云：“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罕见）。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这几句诗是说，历来恣意妄为的昏庸国君屡见不鲜，克己复礼的英明帝王却少得可怜。他们身败名裂由于自己作恶多端，美名永垂青史在于严格自律，广积善缘。魏徵这时作了一首《赋西汉》诗：“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22]这首描述西汉的五言诗，简直就是一部西汉王朝的小《纲鉴》。“受降临轵道”，指刘邦进军咸阳，秦朝亡国君主子婴颈系绳索，手捧玉玺、符节，来轵道旁投降。“争长趣鸿门”，说的是刘邦同项羽争高下，有赴鸿门宴之举。“驱传（官车）渭桥上”，其事件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后去世，大臣谋立代王当皇帝。代王派人乘驿车赴长安探察属实，然后由外地赴长安，群臣在中渭桥跪迎。代王继位，是为汉文帝。“观兵细柳屯”，指周亚夫率军驻屯咸阳西南的细柳营，汉文帝去慰劳士兵，因无军令，不得入营。汉文帝遣使持节召周亚夫，周亚夫传令开营门，汉文帝才得以入营观兵。“夜宴经柏谷”，指汉武帝微服出行，投宿今河南灵宝市朱阳镇的柏谷，负责基层治安的亭长不予接待。有旅馆主妇见汉武帝相貌不是常人，杀鸡款待。“朝游出杜原”，是说汉宣帝自幼囚于狱中，养于外家，长于民间，常在长安城东南的杜原游乐。“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指汉高祖除去秦朝苛法，群臣轻慢无恐。叔孙通劝他采择古礼，制定朝仪。后在长乐宫举行朝会，诸侯群臣莫不震肃如礼，汉高祖感叹自己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严尊贵。归纳魏徵这首诗的含义，是说秦朝享国短暂，被西汉取代，暗示隋朝、唐朝也是这种关系，秦朝、隋朝的亡国，和国君的为所欲为有关，唐朝应该吸取教训，以礼治国，才是皇帝正确运用自己的权力和尊严。唐太宗读罢，感叹道：“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也。”[23]一次，唐太宗在西苑打猎，突然一群野猪从树林中跑出来。他连发四箭，四头野猪当即倒下。一头野猪疯狂地向他扑来，逼近他坐骑的鞍镫。他登极前因功高被父皇加封过天策上将。民部尚书唐俭曾当过天策上将府长史。这时，唐俭在场，见情况不妙，急忙下马同这头野猪搏斗。唐太宗趁势拔出宝剑，杀掉野猪，然后得意地看着唐俭，调侃道：“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唐俭答道：“汉高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24]唐太宗为这番寓意深刻的话所打动，立即罢猎。这样，魏徵、唐俭都藉唐太宗游乐之机，巧妙地赋予了规谏政治的含义。
四月，唐太宗在洛阳宫向河北、淮南各州的长官下达了一道诏令，责成他们搜访当地各种人才，提供驿车送至洛阳，加以考核，破格提拔。七月，淫雨连绵，穀水（涧河）、洛水暴涨，溢入洛阳宫，水深四尺，毁坏衙署十九所，漂没民居六百家，淹死六千余人。唐太宗诏令拆毁附近的宫殿，以其材料供灾民修葺庐舍。
次年二月，唐太宗离开洛阳返回长安，这次驻跸洛阳首尾一年。
唐太宗第二次巡幸洛阳，于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成行，想在次年二月东赴山东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四月，他诏令有关机构制定封禅仪注，免征洛州农户当年的租粮。五月，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市）父老、僧道一行来洛阳朝见唐太宗，说太原是大唐帝业肇基的处所，请他封禅后故地重游。他在武成殿设宴招待他们，认出了二十多年前的老朋友，兴奋不已，彼此追忆流年，以为笑乐。六月，他诏令各州举荐学综古今、孝悌淳笃、文章秀异等人才，封禅时在泰山汇集，加以任用。但天上出现彗星，官员以为封禅不便，因而取消。十月，他在伊阙打猎，又幸嵩阳。游牧民族薛延陀想乘唐朝东封泰山之机，在北方制造麻烦，一时长城内外形势紧张。十一月，唐太宗西归长安，这次驻跸洛阳共十个月。
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一月，唐太宗第三次到达洛阳宫。这次东巡的目的，在于完成隋朝收复辽东故土的未竟之业。他在洛阳特意召见隋代参加过辽东战役的郑元璹，了解当年的经验教训。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市）都督张俭受命先击辽东以观形势，恰值辽河涨水，大军不得渡，唐太宗以为他胆怯懦弱，召到洛阳问罪。张俭汇报了前线的山川险易、水草美恶等情况，唐太宗非常高兴。唐太宗任命了两位行军大总管，由他们率领各地士兵开赴前线。洛阳三千名新兵应募加入大军行列。第二年正月，馈运使太常卿韦挺因事先未视察河渠，使得六百多只粮船中途搁浅，由前线被械送洛阳，被唐太宗削官为民。
二月初一（645年3月3日），唐太宗在仪鸾殿召见刚刚从天竺回国的僧人玄奘法师。玄奘游历西域各国，历时十多年，这年正月二十四日刚刚回到长安。他想最终落脚于自己家乡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市缑氏镇）东南的少林寺，利用这里的清静环境，翻译由天竺带回的佛教典籍，于是以马匹驮载礼品和梵文经卷、舍利、金檀佛像，从长安来到洛阳。唐太宗接见玄奘，交谈从早晨一直持续到暮色降临，在玄奘的弟子慧立、彦悰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的记载中，在场的大臣只有长孙无忌，因为他是司徒，级别最高，又是唐太宗的内兄。随同唐太宗此行的高层人员，除了太子李治（唐高宗），还有开府仪同三司、摄太子太傅高士廉，特进萧瑀，中书令岑文本，守中书令马周，侍中刘洎，黄门侍郎褚遂良，检校中书侍郎许敬宗，吏部尚书杨师道，秘书监颜师古，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兵部侍郎杨弘礼，太子右庶子高季辅等，他们中应该也有一些人在场。褚遂良以前当过起居郎、知起居事等史官，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论行动，编纂起居注。许敬宗长期监修国史。他们此时如果不兼任史官责任，可能会有另外的史官在场作记录。
当年玄奘上表朝廷，请求出国，没有获得官府上报表文和朝廷批准，遂违反国家严禁国人出国的政令，于贞观三年（629年）四月偷渡出国[25]。他对自己的行动一直心有余悸，感到惭愧。当他刚刚坐定，唐太宗就责问他临出国时怎么不打个招呼，他说明了自己曾经再三上表申请，并愿意承担私自做主张的罪责，得到唐太宗的谅解。唐太宗问起他山川阻隔，道路遥远，语言不通，风俗不同，怎么顺利完成这趟游历，他回答说：“奘闻乘疾风者，造天池而非远；御龙舟者，涉江波而不难。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笼九域，仁被八区，淳风扇炎景之南（南洋），圣威振葱山（帕米尔高原）之外，所以戎夷君长每见云翔之鸟自东来者，犹疑发于上国，敛躬而敬之，况玄奘圆首方足，亲承育化者也？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26]唐太宗听着这几句恭维自己的话，心里美滋滋的，就势说了几句谦虚、客气的话，会谈气氛得到缓和。
国家分裂了将近四个世纪，隋朝才完成了统一，唐太宗承继隋朝的余绪坐上了龙椅，同国人一样，对于外部世界有着好奇心理和与异邦友好相处的良好愿望。而玄奘所游历的地区，很多都是国人前所未闻的地方，唐太宗很想知道那里的具体情况，并用来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因此，唐太宗和玄奘关于西域各国情况的询问和回答，成了一整天会见的主要话题。玄奘的汇报条理清晰、语言典雅、准确生动，唐太宗十分赏识，盛赞他是佛教徒中的杰出人才，超过了十六国时期被帝王称为“神器”的释道安。唐太宗感到玄奘此行超过了西汉博望侯张骞通西域的凿空之举，所见所闻又是自司马迁、班固以来史书所不曾详细记载过的，因而责成他撰写成书，玄奘立即答应下来。
唐初百废待兴，急需人才，而当时却是人才匮乏。唐太宗见玄奘四十出头，风度翩翩，学识渊博，言辞得体，举止有礼，认定他是一位可在朝廷中担任公卿大臣的人才，就极力动员他还俗，出来做官。玄奘回答说：“玄奘少践缁门（僧衣为缁色），伏膺佛道，玄宗（佛教玄妙的理论）是习，孔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腐败也。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玄奘之幸甚。”唐太宗遗憾地看着这位虔诚的佛教徒，不再勉强他放弃自己坚守的志向。唐太宗即将奔赴辽东战场，各地兵马都已汇集于洛阳，抽空接见玄奘，谈话投机，不知不觉已经日落西山。长孙无忌趁势提醒唐太宗：“法师停在鸿胪，日暮恐不及。”唐太宗意犹未尽，邀请玄奘随军同行，一路上继续交谈。玄奘说：“陛下东征，六军奉卫，罚乱国，诛贼臣，必有牧野之功、昆阳之捷。玄奘自度终无裨助行阵之效，虚负途路费损之惭。加以兵戎战斗，律制不得观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奉（郭绍林按：原作‘奏’，据《大正藏》校改）。伏愿天慈哀矜，即玄奘幸甚。”唐太宗只好作罢。这次会见即将结束，玄奘抓紧说自己从西域带回来梵本佛教典籍六百多部，还没有来得及翻译，恳请唐太宗批准自己在少林寺从事翻译。唐太宗说：“不须在山，师西方去后，朕奉为穆太后（唐太宗的先母）于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禅院甚虚静，法师可就翻译。……诸有所须，一共玄龄（西京留守宰相房玄龄）平章。”[27]会见结束后，玄奘在洛阳停留了二十多天，于三月初一（645年4月5日）回到长安。
对于唐太宗亲赴前线一事，群臣表示出种种忧虑。一年前，谏议大夫褚遂良就在长安上疏反对说：“东京、太原，谓之中地，东撝可以为声势，西指足以摧延陀（薛延陀民族政权），其于西京，径路非远。为其节度，以设军谋，……此实处安全之上计、社稷之根本。”[28]褚遂良建议唐太宗驻守洛阳或太原，指挥战争，不要亲赴辽东战场。这时，军将尉迟敬德担心长安、洛阳空虚，会出现隋炀帝征辽时杨玄感乘机起兵夺取洛阳、长安那样的情况。群臣鉴于突厥移居河套地区，离长安很近，怕出现祸患，因而极力劝唐太宗留镇洛阳，由诸位将领东征。但唐太宗一概不听，遂于二月十二日率六军自洛阳北上，留下特进萧瑀担任洛阳宫留守。同年，唐太宗从辽东返还长安，是秋冬季节，没有经过洛阳。又过了三年半，唐太宗在长安去世，他在最后的那些日子中再也没有到过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