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
一 武则天长驻洛阳的原因
“武则天”并不是这位女强人的姓名，明人冯梦龙小说《醒世恒言·灌园叟晚逢仙女》以“武则天”称呼她，近数十年被当作她的姓名使用，十分流行。这个称谓从她生前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和死后的谥号“则天大圣皇后”、“则天皇太后”演变而来。载初元年（690年）她称帝之际，造了一个“曌”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这时她六十七岁。此前她不叫“武曌”，因为“曌”即“照”，她的孙子名叫“重照”，没有避讳，自从颁布“武曌”这个姓名，“重照”才改为“重润”，同音字“诏书”改称为“制书”，“诏狱”改称为“制狱”。
武则天的祖籍在并州文水县（今山西文水县）。其父武士彟是一个经营木材生意的商人地主，家资殷富，颇好交结，是李渊起兵反隋的追随者，在唐朝建立后，被授予工部尚书职务。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去世后，十四岁的武则天由于姿容端丽，被纳入长安宫中立为才人，成为唐太宗一位级别低下的小老婆。唐高宗当太子时，入宫侍奉父皇，得以和她相识，彼此眉来眼去，颇有来往。唐太宗死后，武则天同一些未生育子女的妃嫔在长安尼姑寺出家。唐太宗周年祭奠，唐高宗到寺中行香，和她不期而遇。她泣不成声，唐高宗也不禁潸然泪下。唐高宗的皇后王氏正在同萧淑妃争风吃醋，想利用唐高宗对武则天的感情去冷落萧淑妃，就劝唐高宗把武则天纳为妃子。武则天因而再度入宫，封为昭仪，又成了唐高宗的“姨太太”。
武则天粗通文史，擅长权术，在后宫粉黛如林的环境中，她很快获得了专房之宠，接连生儿育女。她不甘心仅仅做一位妃子，而是眼睛盯着皇后的位置。唐高宗借口莫大的罪过无过于断子绝孙，王皇后没有生下儿子，武昭仪生了儿子，要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顾命大臣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除了武则天先后当过唐太宗、唐高宗父子的配偶这一原因，还由于王皇后出身于名门望族，没犯什么过错，很年轻，有生子的希望，不可轻易废黜，武则天出身寒微，立为皇后，会使海内失望。武则天争取到大臣许敬宗、李义府的支持，许敬宗在长安朝廷中扬言：“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圆滑世故的老资格大臣李勣（原名徐世勣，投唐后被赐以国姓，唐太宗李世民死后，为避讳而去“世”字）明哲保身，当唐高宗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轻描淡写地表示：“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39]同时，武则天捂死自己生的女婴，陷害王皇后嫉妒行凶，激怒唐高宗，唐高宗终于在永徽六年（655年）立武则天为皇后。王皇后和萧淑妃都废为庶人，在长安宫掖中幽禁起来，住室封闭严密，只在墙上开了一个小洞，勉强递进去饭菜。唐高宗信步走到这里，呼叫二人，不禁为她们的处境黯然神伤，表示当另有安置。两个失势的女人哭道：“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回心院。”武后闻讯大怒，派人去把王、萧二人痛打一顿，然后截掉手脚，扔到酒瓮中，骂道：“令二妪骨醉！”[40]二人死掉。
武则天的这些经历，使人们对她长驻洛阳的原因做出两种解释。一种是古代人的说法，认为武则天残害王、萧二人后，经常看见她们闹鬼，披头散发，浑身滴血，来找自己算账。武则天很厌恶，请巫祝祷告，无济于事，就从太极宫移居大明宫，二鬼又追到这里作祟，无奈，干脆住在洛阳。这个迷信的说法尽管符合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但其逻辑无法成立。武则天在当皇后期间，随从唐高宗来洛阳只有十一年，多数时间仍在长安，可见不把厉鬼当回事。进一步的疑问是，厉鬼是否可以从长安追到洛阳来？武则天后来在洛阳残杀皇室宗亲、公卿大臣更是变本加厉，应是厉鬼成群，她何以固着于洛阳，不再迁到另外一块干净的地方去？
现代学者岑仲勉提出另一种解释，认为武则天“长期留居洛阳，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可以纵情荒淫享乐起见”[41]。问题是她出家为尼姑的消息是否能封锁在长安，在洛阳的人无从知晓？况且，她先后作为父子二人的配偶，行为乱伦，比起在长安当尼姑的事，性质严重得多，天下谁人不知？当初褚遂良反对唐高宗立她为皇后，就曾以这桩不体面的婚姻为理由。后来徐敬业在扬州（今江苏扬州市）起兵反对她废黜儿皇帝自己执政，骆宾王起草的檄文又对她的浪漫史加以抨击，企图把她搞臭。那么，她躲避到何处才能遮掩过去呢？旧史攻击她来洛阳后先后有薛怀义、沈南璆、张易之、张昌宗四个野男人。薛怀义原名冯小宝，来洛阳市场卖药，武则天通过唐高祖的女儿千金公主的推荐结识了他，为了让他出入皇宫方便一些，就将他度为僧人，任洛阳白马寺寺主，改姓名，并与驸马都尉薛绍合族。这是垂拱元年（685年）的事，武则天时年六十二岁。证圣元年（695年），御医沈南璆又受到她的宠幸，她这时七十二岁。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年青英俊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又以善于合炼长生药受到她的任用，她这时七十四岁。她服了二张兄弟炼的神丹，感到很灵验。大臣们说张昌宗是仙人王子晋的后身，乘鹤吹箫，导引凡人升天登仙。她于是在缑山（在今洛阳东偃师市境内）立王子晋庙，并书写碑文，前往参拜，还创设一个叫控鹤监的机构，由二张出任长官。试想，这么一个早已到了心如枯井年岁的老太婆，是否还有怀春的心思？薛怀义等四人共同的地方在于都懂得医药保健。武则天这个时期年老体弱，希望延年益寿，更期待羽化登仙，这四人自然要随时侍奉，为她检查身体，调理健康，容易被人们看作有暧昧关系，在人们对她进行人身攻击时将这四人说成是面首。因此，现代学者的这一解释也不能成立。
武则天在唐高宗死后又滞留洛阳二十年，原因应该从政治方面来寻找。她不属于关陇军事贵族，而是关东庶族，不必首崇长安。在插手政治多年的基础上，她着手改朝换代，就必须在制度上标新立异，另立系统，选择都城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她抛弃长安，都于洛阳，无非想要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淡化甚至消泯人们对于长安和唐帝室的回忆和感情，利用洛阳巩固新政权，建立新秩序。因此，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便意味着关陇势力的失势和唐祚中止、江山变色。
二 皇太后武则天临朝称制
唐中宗即位后，武则天成为皇太后，遵照唐高宗的遗诏参决朝政。唐中宗只当了五十五天的皇帝，便在嗣圣元年（684年）二月被母后废黜。他不服气，问自己有什么罪过，太后说：“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韦玄贞是唐中宗的岳父，唐中宗想任命他为门下省长官侍中，顾命大臣裴炎坚决反对，唐中宗说：“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42]不料这句随口而说的气话被有意找碴儿的母亲利用。唐中宗被废黜后，帝位立即由他的弟弟唐睿宗李旦接替，但居于别殿，不得干预朝政，由太后在正殿临朝称制，治理国家。九月，一系列的制度改变普遍铺开：嗣圣年号改为光宅，“嗣圣”的含义是儿子继承皇帝宝位，“光宅”的含义是统治国家，使国家大业发扬光大，这一改变意味着儿辈已从国家政治舞台中被清除出去。旗帜改从金色。东都改名为神都；洛阳宫改名太初宫，意味着易姓受命，从头开始（建平二年，即公元前5年，西汉哀帝刘欣宣布“再受命”，即改元为“太初元将”，并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陈是舜的后裔，刘是尧的后裔，汉哀帝此年号意为尧后禅位于舜后，是再次接受天命）。尚书省改称为文昌台，其长官左右仆射改称为左右相；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按照《周礼》改称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书省改称凤阁，长官中书令改称内史。门下省改称为鸾台，长官侍中改称纳言。宰相称号同中书门下三品，改为同凤阁鸾台三品。御史台改称肃政台，增设右肃政台。其他部门的长官名称，都找相应的词汇加以改订。同时大赦天下，下制求贤。太后开始自称“朕”，在词标文苑科的策试问卷中说“朕闻北辰端扆”，“朕将亲览”；考生皇甫伯琼在对策答卷里称她为“圣母皇帝陛下”[43]。
这时，已故重臣李勣（徐世勣）的孙子徐敬业在扬州起兵，以拥戴唐中宗复位为号召。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为徐敬业撰写了讨伐武则天的檄文，散发到各州县。檄文说武则天当唐太宗的妃子时，就勾引太子李治，“秽乱春宫”。太子称帝（唐高宗），她又谋取到后妃的身份，“陷吾君于聚麀”，是她害得父子两位君王做出占有一个配偶的禽兽行为。“包藏祸心，窃窥神器（国家政权）。君之爱子（唐睿宗），幽在别宫；贼之宗盟（诸武），委以重任。”檄文指责武则天：“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里用了《战国策·楚策》中“郑袖谗魏美人”的典故。楚怀王宠妃郑袖为了获得专宠，造谣说楚怀王认为魏美人鼻子不好看，建议她见楚怀王时掩盖住鼻子，然后说魏美人此举是嫌楚怀王身上散发臭味。楚怀王大怒，遂割掉魏美人的鼻子。当太后读到檄文这几句时，不禁为其文采打动，微微一笑。太后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唐高宗刚埋葬，墓土未干），六尺之孤（唐中宗）安在”，“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时，极为欣赏骆宾王的才华，为他埋没民间而“有遗才之恨”，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遇）乎！”[44]
面对徐敬业起兵叛乱的严峻局势，裴炎劝太后抓紧把国家政权归还给唐中宗，以息事宁人，被太后指控为谋反，在洛阳都亭被处死。正在边地抵御突厥的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上表为裴炎辩护，被太后派人去军中就地杀掉。扬州的叛乱镇压下去了，但太后以为全国上下都在反对她执政，因而立即做出反应：鼓励告密，任用酷吏，实行高压统治。
垂拱二年（686年），太后命铸铜为匦，安置在朝堂，以受天下密奏。铜匦一共四个，每个上面开一个小口，用以投入章奏文字，由专职官员取出。东面的叫“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入；南面叫“招谏”，分析朝政得失者投入；西面叫“伸冤”，叫屈伸冤者投入；北面叫“通玄”，说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入。设置铜匦的目的在于周知天下情况，重点是了解民心的向背。这个主意是鱼保家出的，然而也正是他最先领略到个中滋味。仇人投书揭发他曾为徐敬业制造兵器，大量杀伤官军，因此，他被太后杀掉。
太后通过这件事认识到告密是不可或缺的法宝，因而为告密大开绿灯。凡是声称上神都去告密的，所在地官吏不能打听所告内容，须立即给告密者提供车马、干粮，加以护送。即使是地位卑微的农民、樵夫，也会受到太后接见。告密者都被安置在洛阳的官办招待所中，免费食宿。如果告密内容合太后心意，告密者立即被破格提拔，所说不实，不予追究罪责。四方告密者一时蜂起，涌现出一大批投机分子。胡人索元礼告密，受到太后召见，被提拔为游击将军，掌管制（诏）狱。他每推问一人，必令拉扯上数十上百人，一并治罪，因而不断受到太后召见、赏赐。于是，周兴、来俊臣、万国俊等人纷纷效尤。这批酷吏以制造冤狱为己任，编成一本数千字的《罗织经》，培训党羽如何对清白无辜的人罗织罪状。他们制造出可怕的刑具，使受刑者瞥上一眼就吓得半死，为避免皮肉受苦，受刑者赶紧自诬谋反。不肯自诬者，会受到残酷的拷打折磨，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多种名号。用木椽子固定受刑者的手脚，然后转来扭去，叫作“凤凰晒翅”。把受刑者的腰捆在一件东西上，然后拽着他脖子上所带的枷向前牵引，叫作“驴驹拔橛”。让受刑者跪在地上，以手捧枷，枷上堆放几层砖，叫作“仙人献果”。此外，用绳子悬挂石头，突然下砸头部，用醋灌鼻，用铁圈箍紧头部，再往里加楔子，致使骨裂渗出脑浆，等等，名目繁多，极其残忍。有时赦令下达，酷吏们抢先杀掉囚徒，然后宣读赦令。酷吏的这些行径，使人们畏惧甚于虎狼。太后却以为酷吏们对自己忠贞不二，愈加宠任。
在这种高压恐怖政治下，政府机构不能正常运作，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太后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她曾要挟群臣说：“受遗老臣伉扈难制有若裴炎乎？世将种能合亡命若徐敬业乎？宿将善战若程务挺乎？彼皆人豪，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过彼，蚤（早）为之。不然，谨以事朕，无诒天下笑！”[45]吓得群臣不住叩头，不敢仰视，一再表示唯命是从。垂拱三年（687年），宰相刘祎之同凤阁舍人贾大隐悄悄议论道：“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还政于皇帝），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汇报给太后，太后十分恼怒。有人诬告刘祎之接受契丹首领馈金，太后借机令人向刘祎之宣布敕令，逮捕审理。刘祎之愤愤不平，认为那不是中央机构起草和审议通过的敕令，只是私下随随便便写的几个字，就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46]太后大怒，把他赐死于家。他临刑神态自如，亲自起草谢死表，立刻写成数张纸。两位官员称赞谢死表写得好，随即被太后由洛阳贬逐到遥远的南方。
垂拱四年（688年）正月，在洛阳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虽然按照在长安时的礼仪四季享祀，但已是侨置性质。同时，立崇先庙享祀武氏祖考。太后甚至想把崇先庙立为天子级别的七庙，降唐太庙为诸侯级别的五庙，因掌管礼仪的春官侍郎贾大隐反对而暂时收敛。二月，拆除乾元殿，就地修造明堂，以薛怀义为使，督领数万人开工。太后的侄儿武承嗣在一块白石上凿上“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使人献上，谎称在洛河中获得。太后大喜，把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五月，她加尊号为“圣母神皇”。七月，宝图改名为“天授宝图”，洛河为“永昌洛水”，封洛水神为“显圣侯”，禁止百姓就河渔钓，命名所谓获瑞石处为“圣图泉”。同时，改称嵩山为“神岳”，封嵩山神为“天中王”，禁止百姓进山刍牧。八月，李唐宗室诸王在外地仓促起兵，企图挽救李氏江山落入武氏手里的命运，但很快被镇压下去，诸王或在外地丧生，或收至洛阳赐死。十二月，太后亲拜洛水，受宝图。明堂竣工，称为“万象神宫”，其北修天堂，贮大佛像，号为“功德堂”。永昌元年正月初一（689年1月27日），大飨万象神宫，太后身着衮冕，腰插大圭，手执镇圭，充当初献，唐睿宗为亚献，太子为终献。然后，太后登临则天门楼，宣布大赦天下，改元。随后几天，她在明堂接受朝贺，宣布政令，宴飨群臣。武则天在政治生活中的座次，通过这些仪式昭示给臣僚外夷，正式称帝近在咫尺。
三 女皇帝武则天改朝换代
永昌元年十一月初一（689年12月18日）是冬至日，太后享万象神宫，又把当年改为载初元年，表示万象更新，从头开始。采用周历十一月建正制，以这月为载初元年的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原正月为一月。大肆起用诸武为宰辅重臣，废除唐宗室属籍。
然而武则天以女性身份面对传统的男性皇储继位制度，要想称帝，依然困难重重。于是，洛阳佛教徒配合制造舆论，以游谈无根、无从验证的前世来世说法为她服务。薛怀义伙同法明等几位僧人，奏上佛经《大云经》，说净光天女本是男身菩萨，为了解救众生，变为女身，下凡当人间君主，做转轮圣王。武则天的困境因此解除，立即下制颁布《大云经》于各州县。
载初元年（690年）九月，一出改朝换代的闹剧在紧锣密鼓声中沸沸扬扬地展开。初三，侍御史傅游艺率领关中百姓近千人到洛阳皇宫上表，请求太后把国号由唐改为周，赐皇帝姓武。太后策略性地做出不许的姿态，但提拔傅游艺为给事中。其中真正气味不难嗅到，于是百官、唐帝室宗亲、远近百姓、周边民族政权首领、佛僧道侣等各界人士六万余人，纷纷上表劝进，连唐睿宗也上表请求放弃李姓，赐姓武氏。初五，群臣上奏祥瑞，说有凤凰从明堂飞入上阳宫，又落到左肃政台院子中的梧桐树上，然后飞往东南；另有数万只赤雀聚集在朝堂。初七，太后批准唐睿宗和群臣的请求。初九（690年10月16日），武则天亲临则天门楼，举行改朝换代的大典。她宣布改唐为周，改当年为天授元年，大赦天下，赐酒宴七日。九是阳数，她选择九月九日重阳节登基，想体现自己的前男性身份。十二日，她接受群臣所上的尊号“圣神皇帝”，降唐睿宗为皇嗣，赐武姓，以原皇太子为皇孙。十三日，武氏庙改为天子级别的七庙，她的三个侄儿武承嗣、武三思、武攸宁分别被封为魏王、梁王、建昌王，武懿宗、武攸宜等十二个堂侄以及武延基等六个侄孙都被封为郡王，堂姊皆为长公主。武则天作为大周政权的女皇帝，正式君临天下。
十月，武则天敕令洛阳、长安两京及各州都设置一所大云寺，责令僧人升座讲解《大云经》，改祖籍文水县为武兴县，天下姓武的人家都免除徭役。
次年正月，改旗色为赤，改置社稷于神都，纳武氏神主于太庙，而把长安的唐太庙改名为享德庙，四季享祀只有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其余四庙皆予关闭。几月后，佛教因为给武则天称帝扫清了障碍，地位确定在李唐血亲宗教道教之上。同时，武则天委派建安王武攸宜留守长安，并把关中数十万户迁来充实洛阳。洛阳成为大周的根据地和头号政治中心，长安的地位受到削弱。洛阳从而在当时和稍后一段时间被称为“上都”。所谓“上都”，是指把陪都称为“下都”，相对称首都的术语。北齐以首都邺（今河北临漳县）为上都，把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晋源区）称为下都。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离开洛阳，去一百六十里外的登封三阳宫避暑，逾时不归。右补阙张说上《谏避暑三阳宫疏》说：“陛下……奈何去宗庙之上都，安山谷之僻处？”[47]开元五年（717年）唐玄宗来到洛阳，太常少卿王仁忠、博士冯宗、陈贞节等奏议说：“两京上都，万方取则。”[48]对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洛阳龙门石窟雕造的卢舍那像龛，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敕令镌刻的一块碑记载这件事，碑题为《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直到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才做出调整：“以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凤翔府为西都，江陵府为南都，太原府为北都。”[49]因此，《新唐书·地理志一》归纳上都称谓所指的变化，说：“上都，初曰京城，天宝元年（742年）曰西京，……肃宗元年曰上都。”[50]
武则天称帝十五年间，相继接受过群臣所上的四个带有佛教印记的尊号，即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和天册金轮圣神皇帝，都在表明她是菩萨转世后的转轮圣王。佛教说菩萨应世，转化为转轮圣王，随福所感，有大轮宝浮空来应，分为金银铜铁四种质地，故而分别称为金轮圣王或银、铜、铁轮圣王。金轮圣王统治四天下，高于依次统治三、二、一天下的银、铜、铁轮圣王。
四 酷吏政治在继续
大周女皇帝武则天驻守洛阳，统治全国，主持外事内政。在民族关系方面，这个时期，中原同契丹、突厥进行了激烈的战争；同吐蕃的战争互有胜负，虽收回安西四镇，接受吐蕃负责寇掠内地的大将论赞婆所率千余人的投降，但一直没能彻底解决问题。在内政方面，主要沿着两条线索出现一系列激烈残酷、令人触目惊心的政治斗争。
一条线索是酷吏政治，这是武则天当皇太后时期酷吏政治的继续。这时的酷吏，又涌现出侯思止、王弘义、郭霸等人。这批酷吏龌龊卑鄙，滥用威权，胡作非为。侯思止是卖饼为生的小商贩，因诬告唐宗室舒王李元名谋反而发迹。他想当御史，武则天说：“卿不识字，岂堪御史！”他说：“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獬豸是古代传说中的独角兽，能判断是非曲直、善恶忠奸，一旦发现奸邪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武则天立即任命他为朝散大夫、侍御史。后来，武则天打算把所没收的犯人宅第赐给他，他说：“臣恶反逆之人，不愿居其宅。”[51]武则天更加赏识他。王弘义因诬告乡村父老做邑斋的佛事活动为谋反，杀二百余人，得以提拔为殿中侍御史。这时，制狱设在皇城西门丽景门内，凡是打入此狱者，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王弘义戏称为“例竟门”，意思是一例完蛋。郭霸向武则天献媚，当上监察御史。一次，他去探望上司御史中丞魏元忠的病情，竟尝了尝魏元忠的粪便，然后说：“大夫粪甘则可忧；今苦，无伤也。”[52]酷吏的酷刑，有时也会轮到自己头上。周兴被告发有罪，武则天命来俊臣负责审讯。来俊臣问周兴：“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周兴尚蒙在鼓里，得意地介绍自己的绝招，说：“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来俊臣于是如法设置，对周兴说：“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53]周兴吓得连忙叩头服罪。
酷吏的种种行径，引起了正直官员们的忧虑。他们不断上疏，陈述意见。御史中丞李嗣真说：“今告事纷纭，虚多实少，恐有凶慝阴谋离间陛下君臣。古者狱成，公卿参听，王必三宥，然后行刑。比日狱官单车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断，不令重推；或临时专决，不复闻奏。如此则权由臣下，非审慎之法，倘有冤滥，何由可知？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刑部），省审复不由门下（中央政府），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54]侍御史周矩说：“臣窃听舆议，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岂被告者尽是英雄，以求帝王耶？只是不胜楚毒自诬耳。何以核之？陛下试取所告状酌其虚实者，付令推，微讯动以探其情，所推者必上下其手，希圣旨也。愿陛下察之。今满朝侧息不安，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仇，不可保也。闻有追摄，与妻子即为死诀。故为国者以仁为宗，以刑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此之谓也。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55]武则天虽然没能采纳他们的意见，但同时任用一批如徐有功、杜景佺、李日知等执法平恕的人当司刑丞。被告者都说：“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56]
酷吏政治使得社会风气进一步恶化，一些寡廉鲜耻的人调动各种手段向武则天表忠心。有人从洛河中获得一块上有数点赤文的白石，作为祥瑞献上。宰相们问起缘故，这人说白石有红心。宰相李昭德大怒，大声呵斥道：“此石赤心，洛水中余石岂能尽反耶？”[57]一次，暮春下大雪，宰相苏味道以为祥瑞，率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嘲讽道：“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苏味道不听。百官入贺时，王求礼独不贺，对武则天说：“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58]武则天觉得没趣，只得罢朝。
身陷制狱的大臣，只有极个别的人以策略的方式免遭冤死。长寿二年（692年）春，宰相狄仁杰等七位官员被来俊臣诬陷打入制狱中。来俊臣逼迫狄仁杰供认谋反，狄仁杰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因而对他们免于严刑拷打。来俊臣的下属王德寿央求狄仁杰牵扯上杨执柔，以便给自己腾出个升官的位置。狄仁杰问如何牵扯，王德寿说：“尚书为春官时，执柔任其司员外，引之可也。”狄仁杰感叹道：“皇天后土，遣仁杰行此事！”他以头触柱，血流满面，王德寿这才罢休。在等待处死的这段时间里，狄仁杰受到的管束稍有放松。他趁机借得笔砚，拆被头布帛写上冤状，缝进棉衣中，对王德寿说：“时方热，请付家人去其绵。”王德寿不知底细，一口答应。狄仁杰的儿子持冤状向武则天告变，武则天询问来俊臣，来俊臣以谎话敷衍一通，即刻让王德寿伪造狄仁杰等七人的谢死表，呈给武则天。武则天召见狄仁杰，问他为什么承认谋反，他答道：“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矣。”[59]武则天又问为什么作谢死表，他说根本没这回事。武则天拿给他看，才知道是代写的。因此，狄仁杰七人免死，改为贬官、流放。
十多年的酷吏政治，在洛阳和外地诛杀唐宗室贵戚数百家，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官员不计其数，这样必然造成极大的民愤。为了平息民愤，武则天诛杀流放了一批酷吏。神功元年（697年），来俊臣被处死弃市，仇家争相吃他的肉，不一会儿便吃得遍体精光，还挖去他的眼睛，剥掉脸皮，剖腹取心，践踏成泥。士民互相庆贺，感叹从今以后能睡安稳觉了。镇压和威慑的目的已经达到，武则天对侍臣们说了一番推卸责任的话来洗刷自己：“顷者周兴、来俊臣按狱，多连引朝臣，云其谋反。国有常法，朕安敢违！中间疑其不实，使近臣就狱引问，得其手状，皆自承服，朕不以为疑。自兴、俊臣死，不复闻有反者，然则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崇说：“自垂拱（685～688年）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兴等罗织，自以为功。陛下使近臣问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动摇！所问者若有翻覆，惧遭惨毒，不若速死。赖天启圣心，兴等伏诛。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若微有实状，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笑了笑，轻松地说：“向时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深合朕心。”[60]从此，酷吏政治告一段落。
五 派系争斗
内政的另一条线索是派系争斗。这时参与中枢政治活动的力量可分为外朝和内朝两类。外朝又可分为两股势力：一股是诸武集团，他们极力鼓动武则天改朝换代，在武周政权中把持要职，封爵为王，炙手可热，武承嗣、武三思都觊觎着皇太子的位置，曾引起武则天的长期考虑。另一股是或明或暗主张还政于李唐的正统派力量。在当时严峻的政治条件下，他们最初所能争取的只是在皇储问题上立子不立侄。武周刚建立一年，即天授二年（691年）秋冬之交，凤阁舍人张嘉福命洛阳人王庆之率领轻薄恶少年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两位宰相认为不宜废黜现太子武（李）旦，被酷吏杀害。宰相李昭德设法在宫城西南光政门外杖杀王庆之，然后对武则天说：“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以亲亲言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61]几年后，武承嗣、武三思又请求立为太子，武则天犹豫不决。宰相狄仁杰对她说：“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62]武则天于是打消了立侄儿当太子的念头。圣历元年（698年）三月，她把庐陵王从房州（治今湖北房县）贬所召回洛阳。现太子武旦请求仍由哥哥当太子，于是自己被改封为相王，庐陵王被立为太子，名字由“哲”恢复为“显”，仍赐姓武氏。同时，武承嗣、武三思的宰相职务予以解除。武承嗣恨不能立为太子，气得一命呜呼。武三思授以特进、太子少保虚衔，监修国史。诸武力量削弱了，但武则天担心正统派会拥戴太子在中枢政治中发挥作用，抢班夺权，影响到自己的地位。
武则天在利用外朝这两股势力的同时，还要对他们加以平衡、防范和抑制，因而需要经营自己的政治力量——内朝。她不可能像男皇帝那样去依靠宦官、后妃，只能网罗亲信和学士，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成为其人选。圣历元年（698年），她创设控鹤府，任命二张为内供奉。第二年，置府属官员，选了一些文士充当亲信。第三年，改控鹤府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这帮人频繁出入皇宫，为了名正言顺，武则天索性敕令由张昌宗总领，组织文士、辞人张说、宋之问等二十六人，在皇宫中编纂《三教珠英》，成书一千三百卷。因此，他们得以经常在皇宫中同武则天一起宴饮，君臣间过从亲密，十分随便，不讲究尊卑礼节。诸武集团对武则天私人政治力量敬畏有加，若即若离。诸武集团的中坚分子对于二张往往候其门庭，争执鞭辔，并且依照家奴尊称主子的惯例，不称官衔，而依其行第称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正统派则对二张恨之入骨。
二张不是通过正常仕途步入高层政治的，缺乏根基，前途存在严重的危机。有人给他们分析情况出主意，说：“公兄弟贵宠如此，非以德业取之也，天下侧目切齿多矣。不有大功于天下，何以自全？……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复思庐陵王。主上春秋高，大业须有所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劝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矣。”[63]二张于是多次劝说武则天，促成她下决心召回庐陵王立为太子。二张此举完全是政治投机。武则天知道是别人为他们出的主意，因而绝不会怀疑他们偏离内朝政治倾向。太子也不会感激他们，正统派也不会缓和同他们的关系。
武则天已年近八十，精力不支，政事多委托二张处理。二张权势显赫，受到武则天的绝对信任。圣历二年（699年），内史王及善见二张参与内宴时不遵行人臣礼，多次上奏以为不妥当。武则天对他说：“卿既年高，不宜更侍游宴，但检校阁中可也。”王及善于是称病请假，一个月过去，武则天居然不闻不问。王及善叹息不已，说：“岂有中书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见乎？事可知矣！”[64]大足元年（701年）九月，太子的长子、十九岁的邵王武（李）重润，同妹妹永泰郡主、妹夫魏王武延基（武承嗣子）悄悄议论二张肆意入宫，专政跋扈。张易之向武则天诉说此事，武则天对于自己的亲骨肉也绝不手软，下令将三人处死。
作为内朝，二张的职责是注视和防范正统派联合太子剥蚀武则天的权力。杀掉邵王三人的次月，武则天幸长安，住了整整两年。长安更多地带给人们的是对于李唐政权的回忆，复唐的呼声日渐高涨。长安二年（702年）五月，苏安恒向武则天上疏，指出：“臣闻天下者，神尧（唐高祖）、文武（唐太宗）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唐高宗）坟陵？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为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65]这类话武则天听得耳朵都磨出趼子了，似乎已经习惯，因而没有怪罪这位地位卑微又明着干的上疏者，但政柄绝不交出。
次年九月，二张向武则天举报当过太子属官的御史大夫、宰相魏元忠与人谋议说：“天子老矣，当挟太子为耐久朋。”[66]凤阁舍人张说答应出面作证。武则天气得火冒三丈，召当事人殿前参对。正统派官员同仇敌忾，纷纷对当过内朝学士的张说做思想工作。同是凤阁舍人的宋璟告诫他“不可党邪陷正”。殿中侍御史张廷珪引孔子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给他打气。左史刘知幾以自己秉笔修史吓唬他：“无污青史，为子孙累。”而二张已经对他许诺过高官厚禄。两种力量都在拉拢张说，他的向背会对事态的进展带来严重影响。从后来他鼓动太子李隆基谋杀其父唐睿宗朝廷中执掌实权的姑母太平公主以固位夺权来看，他是个惯于投机的侥幸之徒。这时，他无疑分析了政治力量各方的消长趋势，权衡了利弊，因而对武则天说：“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诬证之耳。”二张失望，揭发道：“说尝谓元忠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摄王位，非欲反而何？”这是个厉害的罪名，意味着正统派不但会像商朝伊尹流放太甲那样把武则天废掉，而且会像西周周公摄政那样把太子作为当今的周成王推出来做傀儡，自行国政。但张说辩解道：“臣实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学伊、周，当使学谁邪？”[67]武则天盛怒不解，认为张说是反复小人，连同魏元忠一并贬逐到岭南。苏安恒、朱敬则都上疏反对这样处分。苏安恒甚至激烈指责武则天早已成为惯于接受巧言献媚的君主，倦怠政事，致使谗邪小人结党为患。二张见到苏安恒的疏文，气急败坏，想杀掉他，禁军将领桓彦範保护他，苏安恒才免遭杀身之祸。
这件事的真相今天已很难搞清楚。流传下来的史书，系依据刘知幾、魏元忠、张说等人所修的实录、国史而编纂，不可能留下有利于二张的记载。依照逻辑进行猜度，二张诬陷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多人给张说做思想工作，其中必有蹊跷。魏元忠居要职后，多次大起大落，险遭杀头，说明其处事不够沉稳，此时说些冒失话并非不可能。二张和魏元忠对垒，不必顾忌什么，但牵连而冒犯太子，则与劝立太子而长保富贵的初衷相违背，自乱阵法，难免自贻伊戚，自己何苦要无中生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处理完魏元忠一案，武则天从长安返回洛阳。斗争在洛阳继续进行。正统派一方面经营自己的力量，一方面拿二张开刀，企图摧毁内朝势力，架空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七月，宰相韦安石举报二张作威作福，强买土地，武则天命他同宰相唐休璟一起推问，事未了便加以干涉，命这两位宰相出京当外官。唐休璟临行前，暗地告诫太子多加防备。接着，武则天病重，在宫城长生院疗养，接连数月不接见宰相，只有二张侍奉护理。年底，武则天病情稍见好转，宰相崔玄暐奏称太子和相王仁爱孝顺，足以侍奉汤药，请不要让异姓人出入宫闱。武则天不听，因为知道自己这两个儿子都不懂得医道和护理。
武则天病情加重，正统派频频发难，二张感到自己的安全毫无保障，出于被动的防卫考虑，他们开始引用党援，暗做防备。后来二张被杀，受牵连而遭贬逐的人是杜审言、刘允济、宋之问、阎朝隐等辞人学士，看来二张有可能串联到的人不过是些造反三年不成的秀才。二张没有去勾结军将或拉拢权臣。尽管如此，洛阳街头还是不断出现正统派散发或张贴的传单，说二张要谋反。武则天一概不理。又有人上告张昌宗曾召术士相面，术士说他有天子相，劝他在祖籍定州（治今河北定州市）修造佛寺，即会天下归心。武则天于是命御史中丞宋璟等人着手审讯，旋以张昌宗曾向自己汇报过相面的事为由，特令免于追究。桓彦範、崔玄暐、宋璟执奏不休，武则天不得已，着令张昌宗到御史台受审。宋璟迫不及待，站在院子中即开始审讯，突然，宦官前来宣布武则天的特赦令，张昌宗随宦官回宫。宋璟后悔不已，感叹道：“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68]看来武则天根本不相信二张谋反，需要他们护理自己垂危的身体，也需要他们维护自己手中的政柄，假若牺牲掉二张，自己的这些利益就会顿时丧失，落到舐糠及米的下场。
六 宫城喋血
武则天病倒的这几个月，出现了权力真空，给李唐正统派官员发动军事政变提供了机会。这批政治投机者以清除武则天羽翼的方式，逼迫她把国家政权交给唐中宗。政变成功，他们捞到政治资本，加官晋爵，就成了必然的事。军事政变的目标很清晰，不需要触动诸武势力，甚至可以联袂行动。军事政变的风险最小，成功把握最大，因为二张没有自己的政治集团，没有纠集力量从事谋反，也不掌握军权，没有去勾结军将或拉拢权臣。对付二张实在太容易了，朱敬则曾对高级军官敬晖说：“公若假太子令举北军诛易之兄弟，两飞骑力耳。”[69]
军事政变的领袖是年近八十的正统派首领张柬之，他由已故的狄仁杰和外出西北任事的姚崇几度推荐，被委以宰相职务。他联络宰相崔玄暐，禁军将领敬晖、桓彦範，司刑少卿袁恕己，到东宫迎请皇太子，在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已恢复一月为正月旧制，705年2月20日）发动了军事政变。五百余名羽林军士兵在张柬之的率领下，从北门玄武门杀进宫城。他们在迎仙宫的廊屋杀掉了二张兄弟，包围了武则天卧病的长生殿。武则天被乱糟糟的声音惊醒，问是怎么回事。政变者答道：“张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闻。”武则天白了太子一眼，嘲讽道：“乃汝邪？小子既诛，可还东宫。”桓彦範步步为营，说：“太子安得更归！昔天皇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70]武则天无奈，第二天下制由皇太子监国，第三天传位于太子。第四天，唐中宗在明堂正式复位。二张连同其在政变中被杀的三个弟弟，一并在天津桥南枭首示众。
第五天，武则天从皇宫被迁至城外的上阳宫，由政变将军宿卫，实为幽禁。第六天，唐中宗率百官前往请安，给她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此后，每隔十天去探视一次。唐中宗亲政了，国号随即恢复为唐，张柬之、崔玄暐、敬晖、桓彦範、袁恕己五位政变领袖都被封为郡王。
七 武则天病逝上阳宫
政变给了武则天极大的打击，使她病情恶化，精神崩溃。武则天平常“善自粉饰，虽子孙在侧，不觉其衰老”。她被幽禁在上阳宫后，没兴致再化妆打扮，“形容羸悴”。唐中宗来问安，看见母亲这副模样，不禁大惊失色。武则天哭道：“我自房陵迎汝来，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贼贪功，惊我至此。”唐中宗“悲泣不自胜，伏地拜谢死罪”[71]。武则天说的是实话，母子之间政权的平稳交接、武周李唐朝代的和平过渡，因“五贼贪功”而打乱了秩序，即从李唐正统派的政治目标来看，这次军事政变也是不必要的。这位耄耋老妪病倒数月，已经被她立为太子的儿子从她那里接过政权来，不过是指日可待的事。只是平稳过渡的话，政治投机家们便没有立功邀赏的机会，所以才要寻找机会、利用机会，甚至制造机会，动用非常规手段达到目的。
当年十一月壬寅（二十六日，705年12月16日），武则天在上阳宫的仙居殿病逝，终年八十二岁。这位女强人，以皇后、皇太后、皇帝的身份，在中国政坛叱咤风云达半个世纪之久，然而临死前发现自己终究跳不出古代礼制的窠臼。她必须按照这一套规矩同丈夫合葬，以一个正规的名号入主太庙。因此，她的遗制交代取消自己的皇帝称号，改称为“则天大圣皇后”，把自己确定到李家先妣的坐标上。第二年五月，她的灵柩在陕西乾陵同唐高宗合葬。在乾陵的朱雀门外，东西两侧对称地竖立着大小规格相当的石碑。西边的石碑是为唐高宗立的，叫“述圣记碑”，上面镌刻着长篇碑文，系武则天撰文、唐中宗手书，叙述了唐高宗的功德。东边的石碑是为武则天立的，连带碑座，通高7.35米，其中碑身高6.65米，宽2.1米，厚1.49米，重98.8吨。这座石碑，碑首刻着八条交缠的螭龙，碑身两侧各刻一条龙，长4.12米，宽0.66米，并描绘了一匹屈着前蹄俯首就食的骏马和一只昂首站立、神态威严的雄狮。石碑上面没有镌刻文字，被称为“无字碑”。
当初张柬之酝酿军事政变时，灵武道大总管姚崇恰好从宁夏回到洛阳，遂参与政变谋划。从当时的形势来说，他只能站在军事政变者一方。政变结束后，武则天被移居上阳宫，百官王公“皆欣跃称庆”，姚崇“独呜咽流涕”。桓彦範、张柬之对他说：“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姚崇回答道：“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72]当那五位军事政变组织者弹冠相庆，沉浸在投机成功的喜悦中，被封为显赫的郡王爵位的时候，姚崇却没有趁机得势，反倒离开洛阳，出任亳州（治今安徽亳州市）刺史、常州（治今江苏常州市）刺史去了。元人胡三省评论姚崇的哭泣诉说，认为“此姚元之所以为多智也”[73]。政治斗争激烈残酷，风波诡谲，五位郡王随即被杀被贬。姚崇看得远，以独特的政治亮相来显示自己与政变者们不是一伙，不是同类，拒绝分到军事政变更多的蛋糕。他离开了政治中心，躲开了矛盾，得以平安无事，为他再次回到中央担任宰相提供了保障。
唐中宗安葬母亲后，将朝廷迁回长安。此后几年间，长安连续出现三次军事政变，唐玄宗参加了两次，终于坐到了龙椅上。唐玄宗同这批患难与共的政治投机家们关系密切，在以皇帝身份独立行使统治权之初的先天元年（712年），有人提醒他：“彼王琚、麻嗣宗，谲诡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之士。”[74]唐玄宗于是开始冷淡疏远这些“谲诡纵横”的投机分子，转而访求“纯朴经术之士”。姚崇悲泣辞主，没有同五位郡王一齐加官晋爵，撇清了自己同这类“谲诡纵横之士”的关系。他被唐玄宗任命为宰相，殚精竭虑，整顿政治，使政治走上了正轨，为开创开元盛世的局面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