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构型

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艺术和艺术学景观的回放过程中，当前中国艺术学理论所面临的深层次构型问题实际上已经逐渐由隐而显地暴露出来。作为研究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的普遍规律和特征的学科，也作为由原来的二级学科“艺术学”（实为艺术理论）升级而成的一级学科，如今的艺术学理论实际上层层叠加了以往艺术理论发展中所积聚的重重矛盾或疑难问题，其具体表现就是一些深层次构型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需要认真应对。

艺术性与艺术学性，就是一对首先需要加以重视的深层次构型领域。这可以从两点争鸣表现出来。一是在艺术与艺术学的关系上，一种观点认为艺术就是指艺术创作，与艺术学或艺术研究无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艺术的发展需要艺术学的支撑和导引。二是在艺术与学术的关系上，一种观点相信艺术本身就是学术，故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凭借其创作才华而非研究能力，完全有资格取得博士学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艺术只是学术的研究对象，而非学术本身。其实，今天意义上的艺术与艺术学以及艺术与学术的区分，都不是本来就有的或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进入现代性进程以来现代性学术体制持续建构的产物。也就是说，假如离开了夏尔·巴托的五种“美的艺术”（音乐、诗歌、绘画、雕塑和舞蹈）的开创性划分，特别是康德有关艺术是天才的自由游戏的理论的导引，我们还会有今天仍在持续使用的审美的艺术观念及其一系列延伸认识吗？显然，艺术与艺术学的区分、艺术与学术的区分，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其实都来自人们的现代性学术体制建构。有什么样的现代性学术体制建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现代性学术观念及其一系列延伸。今天的审美的艺术观念的存在和使用本身，就包含着现代性学术体制的建构成分，从而无法与现代性学术体制本身区别开来。正是这种现代性学术体制，要求艺术（艺术创作）与艺术学（艺术研究）之间有所分工，以便各尽其能。这至少要求承认：一方面，人们的艺术创作能力与人们的艺术研究能力之间尽管存在分工的不同，但是各有所长；另一方面，两者共同成为艺术活动发展的推动力量。由此艺术与学术的区别就变得显而易见了：艺术是天才的自由游戏，而学术（例如艺术学或艺术研究）则是对这种天才的自由游戏的研究。也就是说，学术以艺术为研究对象，艺术以学术为智慧支撑。艺术与学术之间，是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区别。假如将艺术与学术看成同一件事，完全消融其界限，也就是凭借艺术创作才华也可以获得博士学位，那就打乱了现代性学术体制的建制性安排，也就属于现代性学术体制的破建制之举了。

还应当看到，到目前为止的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一直在持续遭遇中国学术性与世界学术性之间的深刻矛盾的缠绕。今天的中国艺术学理论，到底是应当走中国学术道路还是应当走外国学术道路？例如，当前的通用理论术语，应当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也就是说，是完全采用“虚静”“心斋”“意象”“意境”“气韵生动”等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概念，还是继续沿用“审美”“美学”“无功利性”“浪漫主义”“典型”“现实主义”等现代性艺术理论话语？这其实正是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一代人曾经遭遇的问题的当代延续。王国维在1906年就认识到，以“综括”和“分析”见长的“世界学术”，同仅限于“实际”和“通俗”层面的中国固有学术传统之间存在差异：“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4]他虽然持有明显的褒外贬内立场，但仍然提出了以中外“兼通”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术改革目标：“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5]他的学术理想在于通晓中国学术而又“兼通世界学术”的学术人才的生成。这种中外“兼通”型人才，大抵就是人们常说的“学贯中西”型人才的由来之一吧。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深入，完全抛弃这一进程而回到中国古代，也就是走“复古”道路，显然完全行不通了，因为我们的日常语言、学术语言乃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早已是现代的了；完全信奉这些现代性学术话语而无视自身的古典传统，也同样不足取，因为那是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丧魂落魄之举。比较合理的选择，还是继续顺应现代性学术体制的进程本身，同时适当注重自身古典传统的灵魂导引。

当前从事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还不得不遭遇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的缠绕。一方面，当前筚路蓝缕地开拓艺术学学科门类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势必要求加强它所辖的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的划分及其分级分类建设，所以需要调动学科意识去行动。但另一方面，当前世界学术潮流的基本特征却在于跨学科化或去学科化，转而注重学科与学科、领域与领域之间的跨界交融。这样一来，新生的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就必然遇到一种矛盾：当前我们确实需要着力建设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时，世界学术界却又不存在这样的范例或样板可资借鉴。因此，一种深切的疑虑难免滋长起来：有必要建设独立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吗？更深的疑虑在于，果真存在一种可以完全离开其他学科的灌溉而独立生长的艺术学理论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更需要看到的是，艺术学理论学科从一开始就是生长于其他学科合力构成的综合学科环境中，从未有过完全自给自足或自力更生的时候。其中，哲学（或美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或符号学）、社会学（或人类学）、政治学、传播学、经济学等学科，竞相成为深层次地影响或滋养艺术学理论的主干学科。这确实是别无选择的事情。艺术学理论假如不从这些学科里吸纳自身的生长养分，又能从哪些地方去吸纳呢？

最后，或许相比而言，艺术门类学科性与艺术跨门类学科性之间的矛盾，才是艺术学理论学科至今遭遇的尤其尖锐而又难以化解的深层次构型上的疑难问题。一方面，艺术学学科门类内部除艺术学理论学科是唯一不属于艺术门类学科的艺术跨门类学科外，其他四个一级学科都是艺术门类学科，它们无一例外地要研究自身艺术门类的问题。而这四个艺术门类学科中，其实又或明或暗地涵括了更多的艺术门类学科，它们至少有七门：音乐学、舞蹈学、戏剧学（含戏曲学）、电影学、电视艺术学、美术学和设计学。另一方面，唯一不属于艺术门类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却被赋予了研究那四个或七个艺术门类学科之间的跨门类共同规律和特性的重要使命。这样一来的后果就是，属于各个艺术门类学科的人士可能会发起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两点学科合理性及合法性质疑。质疑之一，连具体的艺术门类学科都不做，甚至都不懂，有什么资格闯进陌生的门来指手画脚？质疑之二，即使好不容易已经稍稍弄懂一两门艺术门类学科了，但又有什么资格跑来试图概括所有七个艺术门类学科的共同规律和特性？人非天才，怎么可能同时弄懂全部七个艺术门类学科的究竟？这两种来自艺术门类学科的尖锐质疑看起来确实十分在理，甚至“得理不饶人”，很难加以有力的反驳，但是，实际上并不难回应，因为，正像人类自古以来就拥有抽象、概括或综合能力一样，今天的艺术学理论家照样可以运用自身的抽象或概括能力，去进行跨艺术门类学科的通盘思考，而不必仅仅执持于具体的艺术门类学科范围。陆机《文赋》有言：“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这里说的虽然只是创作《文赋》时的心理状况，但用来形容艺术学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在各个学科之间跨越、在各个艺术门类之间跨越时的跨界运思状况，也应当是适宜的。与各个艺术门类学科致力于自身艺术门类规律和特性的研究相比，艺术学理论学科注定了就是一个着力研究跨越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的普遍规律和特性的学科。这种不同，其实归根结底是一种基于现代性学术体制的学术分工或学科分类之不同。

上面提及的由艺术性与艺术学性、中国学术性与世界学术性、学科性与跨学科性及艺术门类学科性与跨艺术门类学科性等四组深层次构型问题组成的学科模型，涉及面虽然有限，但也应当属于中国艺术学理论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它们是挑战，更是机遇。新兴的有待成熟的中国艺术学理论，正需要在持续的沉着应战中，寻觅和抓住新的学科发展机遇，产出新的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此，中国艺术学理论才可以在当代中外学科之林中真正争得一席之地。

当然，上面所谈还需要沉落到对2017～2018年中国艺术学年度景观的实际观照之中。艺术学学科门类下面各学科，艺术学理论、音乐学、舞蹈学、戏剧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美术学和设计学等，都有自身的发展或进展。联系这些学科的发展或进展状况，自然也可以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艺术潮和中国艺术学的整体状况及其未来发展，产生一种更真切和更深入的体察。同时，这种体察也会有助于明确各学科应当进一步加以处理或应对的问题及其症结之所在。

[1]作者：王一川，四川沐川人，1959年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2]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10页。

[3]〔俄〕别林斯基：《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及其文学意见》，《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324页。

[4]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40页。

[5]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7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