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港珠澳大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机理研究
(一)影响珠港澳区域经济发展的机理
传统经济理论观点认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是降低运输成本的最直接的手段,Weber(1909)提出基础运输成本是企业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考虑。交通的便利促进新产业进入或现有产业的扩张。新的生产活动产生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同时增加了消费,带动了经济的初始增长。经济增长又会带来新一轮的生产与消费,触发了乘数效应,循环累积,生产与消费不断扩大,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Myrdal,1957)。
以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将空间维度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10],运用边际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路径依赖等理论解释了产业聚集和区域经济增长,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了空间距离,降低了运输成本,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区位新选择,产业随之转移,基础设施条件好的区域凭借其初始优势,以快于其他区域的速度积累发展,产生强大的产业空间聚集的“向心力”,路径依赖及锁定效应(Arthur,1989)又不断吸引产业、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由外围向其聚集,获得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带来了本地经济的增长。[11]
近年来深圳经济迅速崛起,市场竞争加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形成了对港澳资本的挤压。港澳资本迫切需要为投资和服务输出扩大经济腹地。珠海因交通制约区位处于劣势。港珠澳大桥为珠、港、澳三地深化合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时空距离的缩短降低了生产要素流动成本,区域间经济活动增强。珠、港、澳三地经济发展不均衡,珠海因空间、地租、人工和生态优势等因素影响,要素会加速流入,受直接影响的是三地的交通运输,其次是建筑、旅游和商贸服务。生产要素流动带来了促进产业聚集及专业化,产业聚集缩短了企业间合作空间距离,进一步吸引了企业的聚集和新产业的加入,降低了经济交易成本,积累循环,提高了珠港澳区域内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了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得以持续增长。港珠澳大桥通车背景下珠、港、澳三地合作加强的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港珠澳大桥影响珠港澳三地深化合作的机理
(二)影响珠港澳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机理
港珠澳大桥不仅仅直接影响珠港澳区域内经济活动,对区域外城市也会带来影响,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提升了其所在区域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其他区域生产要素流入本区域,通过空间经济的剥夺效应与“马太效应”,遏制了要素来源地区的经济发展(Cantos等,2005),表现出交通基础设施带来的空间负溢出效应。[12]本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本区域经济发展,本区域生产要素通过便利的网络交通基础设施向周围经济较落后区域扩散,并带动了周围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正溢出效应(Pereira和Andraz,2004)。[13]国际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基础设施对区域发展具有正向溢出作用,本地基础设施投资会促进本地区及周边区域的经济增长。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或者两者兼有。
港珠澳大桥开通,珠港澳产业聚集所带来的机遇会吸引与其相邻区域的生产要素流入这一区域,产生了空间负溢出效应。就珠江东岸而言,珠江东岸市场竞争加剧、生产成本急剧上升,制造业外迁是个不争的事实,产业向周边转移扩散。珠江西岸地租、人工具有竞争优势,生态环境整体优于东岸,近年来珠海GDP增速明显加快。港珠澳大桥的开通,成本驱动的向心力会加速生产要素流入珠海西岸,对珠江东岸经济带来了一定竞争压力,首要的是物流业,旅游、建筑、金融、贸易等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港珠澳大桥的开通短期内会对珠江东岸产生空间负溢出效应。而对珠江西岸其他城市而言,珠海经济总量不大,牵引珠江西岸其他城市要素向珠海聚集的向心力不强,港澳有各种门槛限制,因而港珠澳经济增长对与其相邻的珠江西岸其他城市的空间负溢出效应很有限。相反,港珠澳大桥开通,为港澳资本进入珠江西岸其他城市提供了便利,扩大了其内地经济腹地,提供了极好的发展空间。港澳的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业、旅游业会扩散到这些区域,带动经济增长,产生空间正溢出效应。综上所述,珠港澳大桥开通对珠江西岸其他城市同时产生空间负溢出效应和正溢出效应,但总体表现为净正溢出效应,对珠江西岸其他城市经济发展会带来积极影响,其机理如图2所示。
图2 港珠澳大桥影响珠港澳周边城市经济发展的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