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有或全无”原则

与其对英国“脱欧公投”等民粹主义运动的大行其道嗤之以鼻，还不如抓住改革机会，妥善处理欧洲普遍存在的不满。而在解决不满方面的失败会给那些试图瓦解“自由”欧盟的人口实，尤其是当疑欧者更加积极地推广社会需要改变的观点时。尽管面临困难，但决策者可以通过清醒的改革积极调整现行秩序，再次获得主动权，而不是放任民粹主义者谋求分裂局面的出现。欧洲，特别是法国与德国的一些迹象表明，这是可以实现的。

有人认为，对现存自由秩序任何方面的批评都会将整个体系置于险境，这样的看法会使得在内外压力下无所适从的局面进一步恶化，无异于自掘坟墓。因为关于挑战的公开对话是解决困难和发起改革所必需的第一步，要想有效管控自由治理的外部威胁，就必须采取多元手段，推行可持续修正的战略。决策者若想反击中俄等国宣扬的国家中心范式，就必须调整方法，适应选民的愿望。对那些基础设施薄弱、正经历快速工业化并由此引发治理问题的国家，尤其应当如此。西方领导人必须下决心调整国内国际视野，更好地面对来自快速变化的世界的挑战，而不是将自由秩序作为不可更改的成品进行输出。

然而，特朗普胜选降低了美国的改革潜力与自由主义原则的国际吸引力。对多边制度、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大加挞伐，使华盛顿被全球排斥，并助长了人们对自由体系濒临瓦解的看法。^[18]相比而言，欧盟的改革前景倒是更为乐观，但这种前景能否为实践所证明，却仍然有待观察。2017年5月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当选法国总统为这一过程注入了新的活力。历史上，传统的法德引擎引领着制度改革，当前，这一引擎似乎做好了准备，将新鲜空气再次注入欧盟。但2017年后期德国大选的结果及随后的联合执政谈判拖延了上述努力，并削弱了默克尔（Angela Merkel）总理的地位。

当前，随着欧盟的制度更倾向于流于表面的小修小补，而非大刀阔斧地谋求全面变革，改革的窗口期即便谈不上关闭，至少也有所收窄。由于政治变革需要一致同意，改革仍有许多障碍。这导致很难引入新措施，例如将对成员国的资助与依法执政、开放社会的承诺挂钩。虽然分割东西与南北的差异以往也总是给欧盟这个已扩大至28个成员国的庞大组织带来困难，但如今这些差异正变得越来越尖锐。

话虽如此，尽管自由秩序改革的确面临许多障碍，但目前的政治气候还未到分水岭时刻。虽然美国不再像冷战结束时那样居于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且日益面临亚洲崛起的竞争，但未来几十年，它仍将会是主要力量。虽然特朗普正在挑战美国领导的自由秩序的许多支柱性规则，但所有美国行政机构都有任期限制。此外，他的煽动性立场激起了政治反对，促使反对者团结起来捍卫自由秩序。至于欧盟，虽然其过去时常展现出对革新的无能（相比之下，混乱的美国政治体系倒显得更加灵活），但最终却总能达成合理的妥协。事实上，这种溶解内部历史差异的能力正是欧盟的力量之一，批评者最好不要怀疑欧洲政治最高决策层的重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