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自由秩序已死 ？

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世界”似乎在竞争中大获全胜，苏联的思想则被弃如敝履。这正是弗朗西斯·福山所称的“历史终结”^[4]所反映出的普遍信念，即自由世界秩序在竞争中赢得了最终胜利。主流观点认为，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原则紧密相连、牢不可破、如影随形。

大约在同一时期，新技术与互联网的兴起扰乱了大众传媒的阵脚，提高了自由社会的极化程度。这导致欧洲和北美的政治版图更加破碎、决策环境更不稳定。民粹主义言论和对简单化的解决措施的热衷，使运用共识推动政治的艰难事业在更具敌意的环境中步履维艰。由此观之，以特朗普胜选、英国“脱欧公投”为典型代表的“选民叛乱”，可以被视为极化社会的自然结果，而非意料之外的离经叛道。此类事件标志着自由秩序的一些核心原则某种程度的倒退，社会裂痕也被一些行为体所利用，如外部的俄罗斯或体系内的民粹主义行为体。^[5]

鉴于上述挑战，今天的政策辩论，尤其是发生在中国的辩论，通常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的基础上，即那个（西方的）自由秩序不是已经寿终正寝，正在走向消亡。^[6]然而，这一宽泛的假定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即使是在所谓的“西方世界”或“自由秩序”之内，也从来不是只有一个模式。这些通用的术语概括了多种多样的国家，如日本、瑞典、韩国、巴西、加拿大和南非等，不一而足。同样的，竞争中的世界秩序这一概念揭示了政治体系理论中的二元论偏见。试图将世界定义为两个完全相反的分裂体系既是对概念的混淆，也是对极端复杂情况的过度简化。最终结果就是描绘出一幅对比鲜明的图景，一面是自由世界秩序正在衰落，一面是国家中心主义不断上升。

这就引出了定义的问题。自由秩序一直被描述为“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体现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和多边主义的常规中”。^[7]昆德纳尼等人指出，该定义的解释空间很大，包括“开放”一词的含义和体系治理规则的具体特性。欧洲与美国就有着显著的差异，尤其体现在国际经济合作和环境政策方面。这种差异的一个例子是，欧洲与中国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立场重叠，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与中国在其他领域也持有相同立场，或是它们彼此的相似性高于美国。另一个例子是对待死刑的问题，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和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死刑在欧洲已被废除，但中美两国仍在实施。

通常，对自由秩序的理解包括：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民主制度、致力于人权与公民自由、多边合作和尊重国际法。若仅着眼于这些基础性内容，则很难说自由秩序已死，尽管这些原则并非无条件和不可更改的。例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声称，由于其政府的执法记录受到针对和批评，该国将退出国际刑事法院。^[8]类似的还有波兰政府因试图削弱司法独立而遭受批评。^[9]这些例子虽然都转向了更加威权的治理模式，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就此退出了自由秩序，或即将加入另一个替代性的秩序。

某些批判被上升到自由秩序层面是有道理的，比如被全球化放大的国内民主缺陷。^[10]在欧洲，英国的“脱欧”运动就是一个例证，其支持者声称，不满的主要原因就是欧盟制度缺乏民主机制。^[11]他们的失望象征着欧洲公民与管理他们的制度之间的脱节，政策制定愈发远离承担着更多责任的地方和国家层面。在英国“脱欧”运动中，支持者要求将供给欧盟的税收转移至重要的国内问题，例如英国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12]同样的，欧盟领导人通过大规模紧缩措施解决欧元危机的努力也挑动了众多欧洲人的紧张情绪。

在荷兰、法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等一些欧盟成员国中不断升级的民粹主义，进一步证明了布鲁塞尔精英与地方平民百姓之间分歧的扩大。在安排优先事项的轻重缓急时，文化与政治的分歧催生了一些小阵营，这些阵营想法一致，并努力寻求提升或捍卫其在欧洲行政体系内的地位。其中一些阵营，如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与捷克共和国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已经通过了反自由价值观的立法，包括收紧对媒体的政治控制、限制特定种类的个人自由。这些内部分歧导致了欧盟的政治不和，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高度党派化的美国，国内的分裂为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者得到总统之位制造了良机。鉴于欧盟内部的多样化，影响了美国政治话语数十年的极化现象扩散到大西洋彼岸，继而引发成员国对抗和国家内部不团结，这样的情形也许并不让人意外。

但欧洲与美国的一个关键不同在于美国制度的力量。与众多预测相反，嵌入在美国政治中的分权制衡体系成功抵挡了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攻势。这主要归功于美国宪法所奉行的防范行政权力过度集中的机制。尽管共和党在两院都占有强大的多数地位，但国会，特别是姿态独立的参议院，还是对特朗普政府在制裁俄罗斯等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的能力构成了限制。^[13]司法机构也在阻止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所谓“旅行禁令”等过火措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4]

相反，欧盟制度因缺乏有效处理危机的能力，暴露出内在结构的缺陷。体系内的差异意味着欧洲制度将如何抗衡民粹主义仍有待观察，特别是这些民粹主义往往具有疑欧的特性。社会改良运动将布鲁塞尔作为挑动选民不满的焦点。虽然欧洲民粹力量因英国“脱欧公投”而有所减退，但近期的更多事件体现出民粹力量在全欧洲的延续。奥地利的右翼民粹政党参与联合执政^[15]，2018年3月的意大利选举中民粹政党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位^[16]，反欧盟的匈牙利煽动者欧尔班·维克托以“自由西方”反对者的身份在2018年4月竞选连任中获得绝对多数胜利。^[17]

强势的领袖十分有魅力，尤其是在短期内必须做出痛苦抉择的时候。强势人物填充了国家叙事，例如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邓小平，如今被认为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政治领导的本质就是不存在永恒的政权，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政策方向。事实上，不是所有政府都有幸能从邓这样坚定的领导人那里得到像中国一样的好处。当前的俄罗斯就是有力的反例，其宣扬的领导结构视超强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为必需，从2008年对格鲁吉亚、2014年对乌克兰及近期对叙利亚的政治干预中可见一斑。俄罗斯经济的低增长率导致大量民众生活水准停滞不前。更令人沮丧的是，俄罗斯的失败案例意味着其完全浪费了后苏联时代的发展势头，令国家重回腐败堕落与复仇主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