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种秩序，而是多种秩序 ？

关于全球秩序的国际辩论有几个主要论点：一是将全球秩序的前景进行二分，取决于中美对抗还是缓和^[19]；二是认为欧洲、日本、印度和巴西等其他行为体仅仅是次要角色，愿意接受中美互动的任何结果。这两种主张都过于简化。现实是一个多极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内，相互竞争甚至彼此冲突的不同体系同时也会在经济和安全事务上相互合作。尽管存在相反的看法，但以往从未有过、未来也不会有一个支配一切国际事务的单一体系。

多年来，美国一直声称其肩负了份额不成比例的国际安全重担。这就是为什么其向欧洲的北约成员国施压，要求后者分担更多防务支出。虽然这是美国的长期立场，但特朗普在多个场合以自己极为尖刻的方式强调了这一点，并提出了北约已经过时的观点。虽然如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仍系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也依然支撑着华盛顿的外交政策。

至于中国，其将美国视为阻碍自身和平崛起的霸权。这一逻辑导致中国将美国在东亚的盟友，如日本、韩国等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视作旨在对其进行包围和威胁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美国的战略目标与自由秩序体系之间似乎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有助于解释中国对美国中心的自由秩序的敌意。但鉴于特朗普疏远盟友，且共享自由秩序的国家明显缺乏共识，美国成功领导着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这一预设，如今看来前所未有地不真实。

在欧盟努力扩展伙伴关系的同时，印度、巴西和日本等其他国家也凭借自身实力成长为强大的区域中心，各有与美国不同的优先事务。这些国家加在一起，占据了世界最大的GDP份额与人口规模，其中不少与自由秩序有所关联的政府都持有与美国冲突的政策立场。不过，尽管存在对自由秩序的地方性批判，那些治理结构基于自由民主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却基本没有大幅度偏离既有发展轨道。

关于西方世界衰退的言论中，另一个错误是认为欧美正从国际安全承诺中抽身。事实上，美国不顾民众的孤立主义呼声，仍保持了180000人左右的海外驻军。认为欧洲沦为次要安全行为体的观点同样有误，欧洲国家海外驻军约107000人，承受了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中总伤亡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20]不过欧盟在军事领域确实可以做得更多，如提升海外自主能力、提升北约安全的独立性、承诺更强硬地回应对邻近地区的侵犯等措施。近期开始的佩斯科（PESCO）方案，其目标正是推进欧盟军事一体化，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关注日益削减的防务支出。即便欧洲与公认的一体化安全行为体尚有一定距离，但欧美相互联合仍达到了其他所有的安全行为体不可企及的高度。中俄确实开始在安全政策上采取更多干预主义姿态，但通常聚焦于区域层面，且不像欧美一样基于长期的全球盟友网络和影响广泛的权力投射。

我们必须考虑一个中国主导的秩序所面临的潜在阻力。由于印度和澳大利亚担心咄咄逼人的行动会不必要地激怒中国，“四方安全对话”（Quad）启动一年后就于2008年中止。但该组合在2017年得以重建，因为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的焦虑日益增加，已无法视而不见。^[21]四方在陈述中明确承诺自由航行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将中国视为对此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与自由政治秩序没有典型关联的新加坡等国也受到驱使，参与了“四方安全对话”。这体现出区域内国家利益的多样性，不同的权力中心可能拒绝在与中美的关系中进行“非友即敌”的二选一。如同冷战期间不结盟运动的建立，在“单一”的自由世界秩序之外仍有空间，可以容纳新的体系挑战者。

尽管这些因素似乎都指向了冲突关系，包括潜在的中美贸易战在内的发展趋势也蓄势待发，但内在冲突不会使自由主导的全球秩序转化为更分裂的体系。确保紧张不升级为真正的战争是各方的共同利益，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达成妥协，以避免造成全输局面。但是，未来中美关系紧张升级的严重威胁不可低估，误判的可能将导致可以想见的毁灭性结果。当前有数个区域可能成为导火索，如中国南海、环印度洋和朝鲜半岛。对于这些区域，必须谨慎地管控风险，以免不必要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