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法战争对法国殖民政策的影响
刘梦佳[1]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不论是对于交战的德法双方还是对于整个欧洲来说，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战争直接导致交战一方国内政权的垮台，却为另一方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德国通过此次战争登上欧陆霸主宝座，而法国却因割地赔款元气大伤，倍感屈辱，只好潜心蛰伏、等待时机。欧陆这两大强国之间的敌对和冲突直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相关方面的论述已经十分丰富，此处无须赘述。
然而，普法战争对法国殖民政策的确立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一点鲜为人所论及。[2]诚然，在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殖民扩张是众多欧洲强国对外政策的题中之义，但是对于法国来说，其殖民政策在确立的过程中却受到普法战争结果的深刻影响，而且并不完全是促进作用。长期以来，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中就存在殖民派与非殖民派两大阵营的对立，而且这两大派别的划分超越了传统的“左”与“右”的政治分野。那些在推行殖民政策一事上表现得最积极的，正是以朱尔·费里（Jules Ferry，亦译作“茹费里”）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共和党人，而在对殖民政策最为抗拒的人当中，我们会发现不少激进左派与保守右派的身影。他们选择各自立场最根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为什么同样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却得出完全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与他们对普法战争的不同解读有密切关系。
普法战争中法国军队的惨败给了骄傲的法国人致命一击，帝国时代培育和滋长的自信顿时烟消云散。与此同时，失败带来的耻辱以及对失去领土的愤怒也激发了法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但是这种情感却导向了两种不同的对外政策取向：一派积极主张对外征服扩张的殖民政策，这派人士以机会主义共和党人朱尔·费里为代表，他们认为对外扩张是恢复法国的荣誉、彰显法国的力量的一种有效方式；另一派则反对殖民，他们认为殖民会分散法国的精力，浪费法国的钱财，不利于国内建设，也不利于对德复仇的实现，因而他们要求将法国对外政策的焦点集中在欧洲大陆。
自法国于19世纪80年代加快殖民扩张的步伐以来，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就一直存在，并在法国进行殖民决策的重要时刻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本文试图通过对第三共和国成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法国在制定殖民政策时这两种观点的对立乃至最终合流的情况进行分析，探究在法国殖民政策确立的过程中普法战争的结果究竟是如何发挥影响的。
一 普法战争与法国的民族主义
如果说拿破仑在欧洲的征战曾经激起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话，那么普法战争对法国人的民族主义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骄傲的法国人在这次战败中感受到深深的屈辱：他们一直引以为豪的军队在普鲁士人的强兵健将面前不堪一击，皇帝拿破仑三世俯首就擒，成为敌人的俘虏，而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也被割给德国……这一切，都点燃了法国人心中对德复仇的火焰，并在第三共和国建立的最初几十年中一直影响着法国对外政策的走向。
当然，这并不是法国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展现。早在大革命时代，在抵抗由欧洲大陆君主组建的反法联盟的斗争中，在拯救“在危机中的祖国”之时，法国民众心中就已经滋生与爱国主义、革命的普世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民族主义的萌芽。不过正如法国学者拉乌尔·吉拉尔代所言，1871年的这次惨败对于法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871年的失败，让法国的民族主义在舆论中产生了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也从此奠定了它十分特别的基调；1871年的惨败为法国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新的话题，滋生了新的狂热。特别是它激起了很多人道主义者的懊悔情绪，使他们重新回到一种对一个备受羞辱和伤害的祖国的排他且狂热的爱当中。[3]
法国的民族主义，因为继承了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传统，包含了尚武的沙文主义与人道的救世主义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因素，并且一直延续下来。1848年左右，吉内（Edgar Quinet）和米什莱（Jules Michelet）等历史学家还将解放受压迫的人民看作法国近乎天赋的使命。米什莱写道：“法国不仅是我们光荣的母亲，还应该孕育所有自由的民族！”[4]然而1871年的惨败，却让法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失去土地的痛苦与受辱的激愤让尚武的沙文主义在法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占据了上风，从此之后，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们不再像从前那般关注“孕育所有的自由民族”，而是将对德复仇当作他们展现爱国主义的第一要务。
普法战争的悲剧性后果一方面激起了法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法国人意识到了法国的衰弱。如果说在帝国时代，繁荣的经济和颇为成功的海外扩张滋长了法国作为一个强国的雄心和野望的话，那么经过普法战争，这个强大的法国的幻象便破灭了，法国的“衰退”（Décadence）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
其实，早在拿破仑第二帝国末期，就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例如，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普雷沃-帕拉多尔（Prévost-Paradol）在其于1868年出版的《新法国》（La France nouvelle）一书中，就对时下世界的新局势以及法国的衰退进行了论述。他注意到，在法国的周围，英国、普鲁士甚至是意大利都处在一种惊人的上升之中；而法国处在这列强环伺的险境中，其人口并无增加，其国民无心战事，而其智识阶层则对政治漠不关心……这一切都让法国呈现出一派衰退的景象。[5]此书出版时，正值帝国统治的顶峰，很多人尚无法接受这一说法，而普法战争的结果却让它得到验证。此后，法国的衰退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一个观念，并通过政治文学得到广泛的传播。例如，正统派作家克罗德-马里·罗多（Claude-Marie Raudot）就认为，法国社会早就被出生率下降这个癌症削弱了，而美国和俄国的人口却都在飞速增长，法国的衰退也因此变得更加无法挽回。[6]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其《知识和道德改革》（1871）一书中表达了一种类似的观点。勒南认为，法国的悲剧始于对路易十六的处决。通过砍掉国王的脑袋，法国成了一个“失去头颅的女人”，此后悲剧不断重演，1848年的奥尔良派也没能避免这种悲剧。君主制原则的式微、忠于国家的训练有素的军事贵族的缺乏，都是造成这种悲剧和衰减的因素。[7]
总而言之，如果说在普法战争之前，法国的衰退还只是某几个富有远见的思想家不合时宜的先见之明的话，在普法战争之后，它却几乎成为当时法国人的一种共识。这种对法国衰退的共识，也反过来刺激了法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面对失去土地和荣誉的祖国，所有心中澎湃着爱国热血的法国人有着同样一个目标——恢复法国的荣誉和地位，让法兰西民族重获荣光。然而，对于如何才能应对衰退、恢复荣誉，他们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对一些人来说，去广阔的海外天地进行征服与殖民，是法国彰显力量、恢复荣誉的有效方法。对他们而言，让民族置身于一条扩张的道路，也就意味着让它从衰退中摆脱出来，免于屈从或平庸之苦，重获伟大。然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殖民政策对被战争削弱的法国来说是一个奢侈品，国民有限的精力与力量应该被用于国内建设，法国失去的荣誉也只能从对德复仇的实现中复得。法国历史学家拉乌尔·吉拉尔代称前者为“世界扩张的民族主义”，称后者为“收缩至（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8]这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在殖民问题上的分歧，在1885年的两次关于殖民问题的议会辩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 1885年的议会辩论与两种民族主义的对立
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就展开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海外征服活动。第三共和国从帝国的废墟中诞生，却也没有放弃海外殖民。但是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法国的殖民活动放缓了步调：除了19世纪70年代在越南和苏丹的冒险之外，法国的殖民活动并没有什么大的动作。然而自1880年朱尔·费里出任首相以来，第三共和国加快了殖民扩张的步伐。通过十年的努力，共和国基本已经从战败的打击中恢复，共和制度已经确立并得到初步的巩固，军队得到重建，经济形势也不算太坏。在各种动机的刺激下，以费里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共和党人开始将殖民扩张作为一种总体的国家政策加以推行。1880—1885年，在因“谅山事件”下台之前，[9]费里曾经两次组建内阁，并在任期内推动了法国在非洲和亚洲等地的殖民扩张。[10]虽然法国的殖民军队四处点燃战火，但是对于共和国到底要不要进行殖民一事，第三共和国的掌权者们并没有达成一致，不仅右派保守势力大多反对殖民，即便是在共和党人内部，以克列孟梭为代表的激进派共和党人也极力反对法国的殖民扩张政策。
然而，此时欧洲列强的海外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它们在非洲的争夺，成为当时欧洲国际关系中最引人争讼的主题之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884年11月，由俾斯麦主持，在柏林召开了由欧洲各大殖民势力参加的国际会议，在非洲国家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议定了对后者的领土进行瓜分的原则。法国的代表当然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掌权的机会主义共和党人不愿意在海外的殖民竞争中落后。然而，1885年3月发生的“谅山事件”却让费里等人极力主张的殖民政策一时大受打击：法军在遥远的亚洲土地上的战败，似乎再一次唤起了法国人关于普法战争的痛苦回忆，再加上殖民征战所费不赀，法国人却看不到这项事业带来的好处，一时间反殖民的声音四起，而费里内阁也在这些反对声中倒台。然而，殖民派也并不愿意就此放弃殖民政策，两派人马就自己的立场进行了激烈的意见交锋，1885年的那场有关法国殖民政策的议会辩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11]
费里是支持殖民扩张政策的一方无可争议的代表，他既是殖民主义的实践家，也是理论家。他的殖民学说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和道德三个方面，但是其殖民政策最根本的出发点，却在于政治方面。[12]在1885年7月的那场议会辩论中，费里在阐述其殖民理论政治方面的论点时，称它“更为微妙，更为严重”。[13]在费里看来，欧洲国家普遍在全球范围内开疆拓土，划分势力范围，法国若是对此冷眼旁观，就只能沦为二流国家，并陷入无可挽回的衰退之中。国际力量的新平衡正在逐步确立，法国此时退缩只会将大片土地拱手让人：
先生们！在欧洲事情向来如此，在这项竞争中，我们眼看着有如此多的对手在我们的身边势力日渐壮大，它们或是通过军事上或海军力量的完备，或是通过人口不停增长所带来的惊人的发展使自己壮大；在欧洲，或是遵循着同样秩序的世界，按兵不动或者克制的政策只会通向衰退的道路！……没有效力的扩张，不参与世界事务，与所有欧洲的联合保持距离，将所有对非洲或是东方的扩张行为看作一个陷阱，或是一种冒险……这种生存方式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就是放弃。而且，在你们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一个大国就会因此沦为三等或是四等国家。而我，先生们，我想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同样的命运会降临到我们国家的头上。[14]
显然，费里也感受到了法国的衰退，并为此深深担忧。他的殖民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正在于避免衰退，维护法国的伟大和力量。政治方面的考量，尤其是对法国在国际上力量排位的担忧，才是费里殖民扩张政策的首要出发点，经济方面的原因只是为其爱国主义的论点服务的，而不是相反。
除此之外，维护法国的荣誉和尊严，尤其是法国军队的尊严，也成为殖民政策维护者的重要论点。毫无疑问，1871年的失败不论是对法国军队还是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一个惨痛而屈辱的经历，即便是在十几年后，这种屈辱的记忆依然鲜活，这从激进左派议员巴吕（M.Ballue）在这次议会辩论上的慷慨陈词中就可以看出：
请允许我稍微提及一下这一段痛苦的记忆：1871年以后，法国失去的难道仅仅只是它最为宝贵的两个省吗？难道它仅仅只是支付了一笔数额巨大的赎金，并且为了恢复入侵给它的土地带来的毁坏而花费甚多吗？你们很清楚地知道，它还失去了其他东西：它失去了它的声誉。这也就是说，对于某些宣称实力决定权利的文明来说，战败的法国成为他们肆意侮辱的对象之一。[15]
法国的荣誉不允许它从对遥远土地的征服战争中撤退，甚至在普法战争中失掉的荣誉，也被期待在海外战争的胜利中失而复得，因为这不仅事关法国的名誉，而且关乎共和国的名誉。支持殖民的共和党人保罗·贝尔（Paul Bert）就不无激情地呼吁道：
先生们，我们共和党人应该保持共和国的荣誉完好无损。……只有共和国在1870年挽救了法国的名誉。……我认为在1889年，你们将会庆祝法国大革命爆发一百周年，要庆祝一个不再完整的法国就已经够悲伤的了，更何况《马赛曲》的故乡竟然还落入了外国人的手中。因此，至少别让我们的军队在撤退将带给他们的耻辱中庆祝。[16]
从上面的这些言论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民族主义的情感是如何影响这些殖民派的对外政策取向的。然而，同样是受民族主义情感的激发，另外一些人却在殖民问题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他们中既有激进左派，也有保守右派[17]。
在那些费里殖民政策的反对者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当属激进派共和党人克列孟梭。作为1789年原则的忠实捍卫者，克列孟梭从共和主义原则的角度斥责了费里的殖民政策，但是他驳斥费里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与同时代的人一样，仍然是从法国的民族利益出发，而且深受1871战争结果的影响：
至于我，正如一位有名的演说家所言，我的爱国主义在法国。在开始这些殖民远征之前……我需要环顾四周，然后我想起了法兰西的代表们第一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当时的条件你们是知道的：那是1870年，我看到了一个由于入侵而被摧毁的国家，我看到了它的历史……我看到了一个混乱的、被肢解的国家，因此我思忖着，什么才是这个国家的代表以及部长们应该放在脑中的第一要务？在1870年已经过去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还需要在法国的议会面前来回顾这些事情，难道不是很可悲的吗？[18]
克列孟梭的这番诘问在议会中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对于那些被1871年战败的记忆烦扰的爱国主义者来说，法国的重建和壮大的确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主题。他们的所思所想，或许正如克列孟梭如下所言：
当一个国家在欧洲受到十分严重的夹击的时候，当其边境线受到损害的时候，也许在进行远方的征服之前——假设这些征服是有益的，而我已经证明了事实与之相反——我们最好先确保在自己家站稳脚跟，并且确保我们的国土不会动摇，这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19]
克列孟梭认为，目前在海外所进行的无节制的殖民征战并不符合法国人民的利益，法国人应该将有限的精力和财富运用在国内建设上。而另外一位左派人士、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帕西（Frédéric Passy）也认为殖民是对国民财产的无谓浪费。同样是在1885年7月的这次议会辩论上，他争辩道：
我认为，我们这些反对遥远冒险的人，当我们拒绝将一些宝贵的事物——也就是法国的财富和鲜血——做一些纯粹的牺牲的时候，当我们想要保留我们的力量用于应对一些不可避免的危险和必要的考验，用于避免一些令人生畏的可能性的时候，才是最爱惜民族的扩张力量的人，是民族精神以及民族爱国主义更真实的代表。[20]
上面这段话中所提到的“不可避免的危险”、“必要的考验”以及“令人生畏的可能性”显然都指向了同一个对象：下一次的法德战争。在之后的发言中，帕西还进一步指出，在当前国际关系的背景之下，殖民还对民族的独立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为殖民削减了法国的财政预算，并且将法国的一部分武装力量分散到了欧洲以外的地方，致使法国在欧陆边境面对新的威胁时变得无力。此外，法国参与到殖民竞争中去必然会导致它与那些殖民大国——如英国——发生对抗和冲突，而这会让本来就在大陆因为俾斯麦的遏制政策处处掣肘的法国在外交上更加孤立。[21]
他的担忧不无道理，尤其是当法国人看到俾斯麦别有用心地对费里的殖民政策采取鼓励态度的时候。前者曾经写信给后者，对其殖民政策表示公开的支持：“只要法国不将目光转向斯特拉斯堡或者麦茨，德国支持它吞并北非、西非和东非等一切可以得到的地方。”[22]费里抓住有利的时机在非洲大肆扩张，而这在其殖民政策的反对者看来，正好遂了德国人的意——后者正寄希望于法国将注意力集中在殖民扩张上，从而忘记对德国的复仇。所以，有些人甚至称费里为“俾斯麦的代言人”，认为他是将法国出卖给普鲁士的叛国者。在这一点上，帕西并没有表现得那么极端，但是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不论意识到与否，法国的殖民政策都符合德国人的利益，这就足够成为谴责它的理由了。于他而言，法兰西民族的命运仍在于孚日山脉和莱茵河，而法国的强大和伟大总是根植于欧洲。[23]
此外，基于对丧失国土带来的痛苦的深刻感知，殖民政策的反对者还从被殖民和被侵略的土地上的人民心情的角度来反对殖民：
这些土地，同样也是那些可怜人的生命之所系，是他们的身体和血液，是他们的阿尔萨斯，是他们的洛林。[24]
议会中大部分的保守右派基本都以同样的理由反对费里政府的殖民政策。他们指责那些热衷于海外殖民的人对复仇大业的背叛，因为他们的行为等于是让法国接受它在欧洲领土疆界的既成事实。早在1884年，法国部长会议主席（Président du Conseil）、君主派人士阿尔贝尔·德·布罗伊（Albert de Broglie）公爵就表达了他对殖民政策的不满：
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这种名为殖民政策的体系更为虚幻和危险的东西了……我并不认为，这种雄心勃勃的征服的殖民政策，能够在任何程度上对我们在欧洲所遭受的不幸做出弥补。[25]
对于保守右派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海外殖民地并不能补偿法国因为普法战争丧失的领土，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地位不是任何殖民地能够取代的。保罗·德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26]因此不无愤恨地写道：“我失去了两个姐妹，你们却给我二十个仆人。”[27]
1885年的这两次议会辩论，基本可以反映法国19世纪80年代围绕殖民问题所产生的争论的概貌。不论是从辩论的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对于要不要实行殖民政策，此时的法国政治精英们仍然是犹豫不决的。殖民派与反殖民派的划分，也并不是以传统的政治分野为标准，而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的对外政策取向。面对法国的衰退，一些人不想让法国在当时已经日趋激烈的海外竞争中掉队，而是想通过殖民征服让法国重获伟大；而另外一些人却不愿将有限的财力和人力浪费在海外征服上，他们想要将全部力量放在法国本土，加强国力，以实现对德复仇。但是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当那些殖民政策的反对者发现殖民扩张与对德复仇并不冲突时，他们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三 殖民主义的上升与两种民族主义的合流
1885年议会中的激烈辩论体现了当时法国政界对殖民政策犹豫不决，到了19世纪90年代，这种形势却发生变化：法国政界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殖民扩张政策，并形成了一个涵盖各个党派势力的“殖民政党”[28]。1893年，法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朗博（Alfred Rambaud）的《殖民的法国》（France Coloniale）一书出到第六版，在其序言中，作者满怀激情地赞颂了这个“殖民思想取得了胜利”的年代。[29]这种变化与欧洲列强之间日益激烈的海外竞争有着密切关系，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欧洲各国的技术进步，生产的扩大使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争夺变得更加激烈。
殖民主义的胜利在激进派共和党人上台执政后得到了印证：这些早先殖民政策最为激烈的批判者如今也开始接过温和共和派的衣钵，并打算把殖民事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决定对马达加斯加人民起义进行镇压的，难道不正是激进派领导下的政府吗？关于激进派对殖民政策的归顺，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就曾充满讥讽地写道：
如今，是激进社会党人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在担任殖民部长，他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聪明地执掌着法国所拥有的广阔的殖民地。而统治印度支那最久的，居然是两名激进派人士——德拉内桑（de Lanessan）和杜梅（Paul Doumer）。作为克列孟梭最聪敏的合作者，皮雄（Stephen Pichon）先生则担任着法国驻突尼斯总代表的职务。[30]
然而，即便是饶勒斯本人，也无法完全放弃殖民政策。在1903年的某次议会会议上，正是饶勒斯宣称“法国在摩洛哥有着第一位的利益”，并相信这种利益“赋予法国在摩洛哥的某种权利”。[31]饶勒斯提倡用一种“和平渗透”的方式来实现对摩洛哥的殖民，所以他并不是反对殖民，只是反对暴力殖民的方式。[32]
比起激进党人，保守右派的反殖民主义情绪则更为持久。例如，上文提到的德鲁莱德在1892的议会演讲中，就激烈地表达了他对殖民政策的反对：
是时候以一种有力的抵抗行动来遏制殖民热情了，这种殖民热情似乎已经征服了朱尔·费里先生之后的大部分共和党人。我承认朱尔·费里先生的打算曾是通过海外攫取的土地来弥补国家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土损失，毫无疑问的是，他如今已经知道法国并不想要以这样的方式被弥补。……安慰或是补偿的政策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可憎的，它只会是一种导致分散和毁灭的政策。[33]
然而，法国保守右派对殖民政策的反对态度，也在20世纪初的两场摩洛哥危机后发生巨大的改变。[34]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就幻想在北非建立一个“从阿尔及尔到巴格达的阿拉伯王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通过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边境展开了对后者的渗透，并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外交交易，逐渐将摩洛哥置于其保护之下。[35]然而法国在摩洛哥的扩张却让德国深感恼怒，因为这时德国为了给国内新兴的工业开辟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也想在对非洲的殖民争夺中分得一杯羹，尤其是摩洛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德国企图在这里建立海军基地以作为海外扩张的基点。
德、法对摩洛哥的野心引起了两者之间关系的紧张，并在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爆发时达到顶点。在英国的支持下，法国在对摩洛哥的争夺中取得优势，而这一事件也再一次在法国国内激起民族主义的高潮，对德国人的仇恨成为此时法国人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德鲁莱德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还在不断鼓吹和宣扬这种对德复仇的爱国主义。[36]
1905—1906年，尽管保守右派在国内政策上仍然与共和派存在较大分歧（例如，1905年推出的政教分离政策就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但是在殖民扩张政策上，他们却越来越与共和派趋于一致。尤其是在两次摩洛哥危机中，他们对政府的政策表现出完全支持的态度。法国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经常作为反对殖民政策的法国顽固右派的形象出现，他在1911年的备忘录中写道：
甘必大让反殖民主义和殖民地问题转移走我们的军队精英们对莱茵地区的注意力（我注意到，比起德国人，商人们更讨厌英国人）。他让我们最精锐的军官的想象力脱离了莱茵地区，而且将我们卷入与英国的冲突当中。[37]
但是仅仅几个月之后，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发生时，他却对法国在摩洛哥的行动大肆赞扬：“我喜欢摩洛哥，因为它就在法国的命运图景之中。”[38]在摩洛哥危机中，巴雷斯看到了法国殖民帝国的力量对解决法德在莱茵地区的冲突的重要性：“是的，我为摩洛哥的事情感到高兴，因为这是一个欧洲的事件，它能为我们在莱茵地区的行动服务。”[39]
巴雷斯的例子不难说明普法战争之后，对德国的仇恨是如何支配法国保守右派的对外政策的。在两次摩洛哥危机中，德国作为法国在海外殖民竞争中的敌人，使法国国内原先对立的两种民族主义实现和解与统一。对于那些坚守“欧洲大陆民族主义”而反对海外殖民的人而言，殖民似乎已经不再是对国民财富的无谓浪费，因为它为法国带来的广阔的殖民帝国成为法国本身力量的一部分：它不仅能够为法国提供人员补充，还通过殖民争夺的成功带给法国一种新的荣耀，从而为法国在莱茵河地区与德国的冲突增添了新的取胜砝码。
至此，法国的右派事实上基本在殖民政策上合流，殖民政策也最终成为政治精英们一项共同的事业。
四 结语
如上所述，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殖民政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普法战争结果的影响。第三共和国政治精英内部殖民派与反殖民派的冲突，其实反映了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所形成的两种不同导向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分歧。1871年的战败及其引发的政局动荡留给法国一个分裂的社会，而战败带来的耻辱和沮丧，也让一部分人开始重新思考法国未来命运之所在：既然法国的衰退已经如此明显地展露在世人面前，那么肩负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这一代法国人到底要怎样做才能阻止这种衰退？面对海外扩张成为新潮流的国际形势，一部分人认为法国只有积极参与海外竞争，才能抑制衰退，重获伟大和光荣；而另外一些人则从对德复仇的角度出发，反对一切浪费法国“黄金和鲜血”的无谓远征，他们主张将所有精力用于国内的重建和发展，以便为对德复仇做准备。事实上，这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并不存在根本分歧，它们都是从法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目的都是挽救法国于衰退之中。因此，当殖民的“潮流”变得越来越势不可当的时候，当宿敌德国也成为法国海外扩张中的敌手的时候，这两种民族主义最终合流，共同推动法国的海外扩张，也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
普法战争对法国殖民政策的影响，再一次证明了这场战争在法国近代史甚至是整个欧洲近代史上的重要意义。普法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上空，影响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出的种种决策。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1870年之后的法国历史将大有裨益。
[1] 刘梦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法国史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
[2] 目前国内学界有关普法战争的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它对欧洲国际关系、法德两国的经济发展［如王丽君《论普法战争对法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7期；连玉銮、张运城：《普法战争以后欧洲格局的重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1期；乔丽萍：《普法战争对法德两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或它对法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黎英亮：《普法战争与厄内斯特·勒南的民族主义思想》，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而关于普法战争对法国殖民政策的影响，则没有文章论及。在国外学界，则只有法国历史学家拉乌尔·吉拉尔代在他的专著中提到过普法战争对法国殖民政策的影响，但是也没有展开论述［Raoul Girardet，Le nationalism français 1871-1914（Armand Colin，1966）；Raoul Girardet，L’idée coloniale en France de 1871 à 1962（La Table Ronde，1972）］。
[3] 拉乌尔·吉拉尔代：《法国的民族主义（1871—1914）》（Raoul Girardet，Le nationalism français 1871-1914），阿尔芒·柯兰出版社，1966，第14页。
[4] 拉乌尔·吉拉尔代：《法国的民族主义（1871—1914）》，第13页。
[5] 皮埃尔·吉拉尔：《作家们与衰退的观念（1870—1914）》（Pierre Guiral，“Les écrivains et la notion de decadence de 1870 à 1914”），《浪漫主义》（Romantisme）1983年第42号，第9—22页。
[6] 皮埃尔·吉拉尔：《作家们与衰退的观念（1870—1914）》，第9—22页。
[7] 皮埃尔·吉拉尔：《作家们与衰退的观念（1870—1914）》，第9—22页。
[8] 拉乌尔·吉拉尔代：《法国的殖民思想（1871—1962）》（Raoul Girardet，L’idée coloniale en France de 1871 à 1962），圆桌出版社，1972，第102页。
[9] “谅山事件”，即1885年中法战争中的镇南关大捷，清军将领冯子材率领军民在镇南关击败法军，攻克谅山，取得胜利。为表述上的便利，本文将沿用法文中的说法。
[10] 在费里的两次总理任期内，法国在马里和突尼斯等地建立了保护领，在非洲发动了对马达加斯加岛的远征；在亚洲则是对越南野心勃勃，数次派军远征安南与东京，甚至挑起中法战争，迫使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
[11] 这两次辩论分别在7月和12月进行，前者讨论的是法国海军及殖民部提交的一笔数额为1219万法郎的拨款请求，如果同意这笔拨款，就意味着继续扩大对马达加斯加的殖民征服；而12月的那场议会辩论讨论的是是否给法军在越南东京继续进行军事活动进行拨款，最后的结果都是以微弱的多数获得通过。
[12] 费里认为，殖民最大的利益在于打开市场，而这正是当时的法国所急需的；除此之外，从道德层面来讲，殖民还是法国肩负的一项“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是文明的法国对落后地区的“低级种族”（race inférieur）的权利和义务；从政治层面来讲，殖民是法国免于衰退、重获伟大的重要手段。
[13] 吉勒·芒斯龙（作序）：《1885：共和国的殖民转向》（Gilles Manceron，1885：le tournant colonial de la République），发现出版社，2006，第63页。
[14] 吉勒·芒斯龙（作序）：《1885：共和国的殖民转向》，第67页。
[15] 吉勒·芒斯龙（作序）：《1885：共和国的殖民转向》，第120页。
[16] 吉勒·芒斯龙（作序）：《1885：共和国的殖民转向》，第109—110页。
[17] 正是这两个政治派别的联合，促成了费里内阁在谅山事件后的垮台。
[18] 拉乌尔·吉拉尔代：《法国的民族主义（1871—1914）》，第108页。
[19] 吉勒·芒斯龙（作序）：《1885：共和国的殖民转向》，第82页。
[20] 拉乌尔·吉拉尔代：《法国的殖民思想（1871—1962）》，第95页。
[21] 拉乌尔·吉拉尔代：《法国的殖民思想（1871—1962）》，第96页。
[22] W.H.道森：《1867—1914年的德意志帝国》第2卷，纽约，1919，第111—113页，转引自邢来顺《论德国殖民帝国的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23] 拉乌尔·吉拉尔代：《法国的殖民思想（1871—1962）》，第96页。
[24] 吉勒·芒斯龙（作序）：《1885：共和国的殖民转向》，第118页。
[25] 夏尔乐-罗贝尔·阿热龙：《法国的反殖民主义（1871—1914）》（Charles-Robert Ageron，L’anticolonialisme en France de 1871 à 1914），法国大学出版社，1973，第18页。
[26] 保罗·德鲁莱德，19世纪后半期法国右翼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27] 拉乌尔·吉拉尔代：《法国的殖民思想（1871—1962）》，第102页。
[28] “殖民政党”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集合了当时法国所有与殖民有利益关系、支持殖民政策的各派势力的一个松散的团体。它既包括民间的殖民社团组织，也包括众议院和参议院中形成的殖民团体，他们或是在社会中，或是在议会中，为殖民宣传、造势和辩护。
[29] 拉乌尔·吉拉尔代：《法国的殖民思想（1871—1962）》，第145—146页。
[30] 拉乌尔·吉拉尔代：《法国的殖民思想（1871—1962）》，第149页。
[31] 拉乌尔·吉拉尔代：《法国的殖民思想（1871—1962）》，第163页
[32] 关于饶勒斯在摩洛哥问题上的态度的发展，参见雷米·法布尔《饶勒斯关于摩洛哥的宣传：在和平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Rémi Fabre，“La campagne de Jaurès sur le Maroc：entre pacifism et colinialisme”），《地中海手册》（Cahiers de la Méditerranée）2015年第91号，第101—113页。
[33] 夏尔乐-罗贝尔·阿热龙：《法国的反殖民主义（1871—1914）》，第68—69页。
[34] 在1905年和1911年，法、德因争夺摩洛哥而引发战争危机，法国凭借灵活而又不失原则的外交攻略，在竞争中占得先机，从而最终取得了对摩洛哥的保护权。
[35] 参见于春苓《摩洛哥危机与英法德关系的演变》，《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
[36] 拉乌尔·吉拉尔代：《法国的民族主义（1871—1914）》，第225页。
[37] 拉乌尔·吉拉尔代：《法国的殖民思想（1871—1962）》，第150—151页。
[38] 拉乌尔·吉拉尔代：《法国的殖民观念（1871—1962）》，第151页。
[39] 拉乌尔·吉拉尔代：《法国的殖民观念（1871—1962）》，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