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敌同眠：论二战后法国在德占领者对德历史仇恨的认知及其演变
徐之凯[1]
作为“欧洲发动机”的德法两国，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关系恢复与合作，历来是两国外交史、欧洲乃至国际当代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可以说，没有法德和解作为根基，欧洲煤钢联营建立、欧盟成立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便无从谈起。然而二战后，许多有关法德和解的研究从政治学、外交或者地缘政治理论角度出发，却忽视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法德两国作为长久在欧陆对峙的邻国，两国人民间的相互认识与彼此形成的固有印象，本身便影响着两国关系。而二战后初期德国人在法国人民心目中留下的形象的演变以及因此产生的应对态度的变化，更是对战后法国的对德占领乃至后世的德法和解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针对国与国的研究，首先也正是对其涵盖的不同人群间关系的研究，体现在二战后的法德关系中，也就是战胜者与战败者之间、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而法国在二战初期的战败，更使这种关系复杂化，呈现出战胜者与战败者、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关系倒置的情况。因而较之于其他盟国，战后法国社会对德国人的认识更为深刻复杂，而法国人对德国人的总体认识与态度，又进一步影响了二战后法占区的占领与改革政策，影响到其后两国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因此，追根溯源，战后法国人尤其是直接参与对德占领、最早与德国人面对面相处的法国占领者的应对态度，本身便是一部直观的社会史，也是解释与澄清德法关系变化所必须探究的社会因素之一。
一 从1870年到二战末期：“传统仇恨”与“法国特色非亲善”政策的形成
自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法国士兵中便流行起这样一个军事暗语“boche”，用来称呼以普鲁士士兵为首的德意志军人。“boche”是德意志人的军事暗号的缩写，[2]含有辱骂敌视的意思，类似于汉语语境中的“鬼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一称呼被法国老兵带入战壕，以至于西线战场上说法语的比利时士兵与法国士兵都习惯性地以此称呼入侵的德国士兵。“boche”的使用往往与复仇的语境相联系，比如一封法军士兵战地家书中就这样写道：“卑鄙的德国鬼子。我不知道将来如何，但只要有机会，就没有什么可宽赦的了，我要为他复仇（该士兵的兄弟刚刚遇害）。”[3]二战开始后，尤其是在法国战败被占领之后，法语语境中出现了许多与“boche”一词类似的咒骂德国人的新词，如“德国佬”（Chleuhs）、“甲虫”（Doryphores）、“弗里多林佬”（Fridolins）、“卷毛仔”（Frisés）、“德国兵”（Fritz）、“德国来的”（Shleuh）、“条顿人”（Teutons）和“灰绿衫”（Vert-de-gris）等。[4]这类词正是法、德这两个邻国近代以来多次战争积累下来的国仇家恨的体现，而“boche”一词正是其中流传最广且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可以说是近代法国对德传统仇恨的代言词。这个词也被法国媒体普遍运用，以表示战后法国社会对德国人的普遍敌意与不信任。在当时法国占领军士兵以及民族主义的激进媒体中，呼吁不能相信“鬼子”，号召对“鬼子”进行复仇一直是经久不衰的口号。
早在“自由法国”军队进入德国境内数月之前，当局曾召集许多德国问题专家，尤其是从事德国文化研究的学者，筹划一份关于在德占领军纪律的预备性指令。最终，与会专家达成一致，认为德意志民族过去受到英雄浪漫主义的感染与普鲁士帝国主义的毒害，现在又受到更为危险凶恶的纳粹主义的荼毒，需要通过法军的占领策略使其正视现实，认清自己作为侵略者的罪恶与作为战败者的地位。同时，法国的外交界也普遍认为，有必要为二战初期惨遭失败的法国寻求一个过错方来做出强有力的控诉，从而一扫外交上的颓势。于是，即将身处法军占领之下的德国民众成为法方彰显严厉态度的对象。在依据上述专家意见制定并由法国第一军军政府宣传中心（le centre de propagande du Gouvernement Militaire de la Première Armée française）1944年10月发布的军纪训令里，这种严厉态度可见一斑：
绝密！法国军人在德手册
法兰西士兵，
你要当心：
那些假装跟你很亲密的德国人，
那些朝你笑的德国人，
他们可能正筹划着要置你于死地。
无论何种情况下，
他们都是站在对立面的。
时刻提醒自己，你是在敌国土地之上。
你已经赢得战争，现在必须赢得和平。你现在的一举一动决定着你孩子的命运。
各个年龄阶段不分性别的所有德国人都是敌人，无论如何处置都不为过：
那些苦苦乞怜的孩童、妇女、老人是纳粹的特务。
那些监狱里关押的反纳粹主义者是伪装卧底的纳粹党干部。
德国人筹划复仇时间已久。
当心你脚下要踩到的土地，
当心你喝的水，
当心朝你笑的女性，
凡是自称友善的外人，就是纳粹的特务。
这就是禁止与德国人发生任何接触并要采取种种安全措施的原因所在。
不要进他们的家门，
所有德国建筑都禁止入内，不要去，这关系到你的生命安全。
不要一个人外出，随时保持武装，
运输员，通讯员，你要当心：你因为任务的特殊性受到特别的威胁。
注意你的言辞，装备好武器。
一直随身携带你的所有证件。
保持良好的态度，整洁的衣着，严谨的纪律：
这能够威慑敌胆，
我们的友军正注视着你们，敌人的宣传也不会放过任何可以攻击我们的机会，法国的利益与此息息相关。
不要自己做出评判，你的上级自有决断：他们绝不会有丝毫怜悯，惩罚瞬息即至。
你的仇恨以及作为胜利者的优越地位出自你的态度，而不是暴力行为，抢劫强奸是军法重罪，足以判处极刑。……[5]
如果说此时法军的态度仍是出于一种占领初期的防范意识，尚不具有代表性的话，那么随着西线盟军在德国境内的进展和西方盟国在军事占领事务上的合作，法国方面针对德国人态度的特殊性逐渐开始凸显。早在1945年1月20日，根据其所属美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的特别指令，法国第一军正式参加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SHAEF）建立的在德军政府（le Gouvernement Militaire de l’Allemagne）。[6]这意味着法军在所占领地区的治理政策将不可避免地通过盟军军政府体系这个平台受到盟国政策的影响。此时，英军占领委员会在1945年3月发布了旨在限制占领区军政机构与当地德国人过多接触的“反亲善”（Anti-fraternization）政策指南；5月14日，美军遵照酝酿已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1067号指令（JCS1067），开始奉行“占领德国非为解放之目的，而是将之视作战败敌国，坚决禁止对德国官员和人民的友好行为”这一原则。[7]随着“反亲善”政策在英美军队中的宣传，同处在盟国在德军政府名义下的法军高层觉得有必要就法方对德国人的态度再次做出明示，以体现与其他盟军的区别，避免官兵产生混淆。1945年4月6日，法国第一军最高指挥官德拉特·德塔西尼将军（le général de Lattre de Tassigny）签发了名为《军队投入德国占领的精神准备》（La préparation morale de l’armée à l’occupation de l’Allemagne）的指令。该指令就法国占领者对德国人应采取的行为态度准则做出了明确规定。首先，它指出，“由军队在德国重建法兰西的荣耀，此乃目的所在”，为此，“‘法兰西’通过它的武装力量，亦即法国军队，让德国人带着战败的耻辱认识到我们力量的重新崛起”。[8]故而“所有法国军人，无论职衔高低，均须自视为法兰西荣耀的代表与负责人”。[9]其次，这一指令明确界定了法方对德态度与英美军方此时执行的“反亲善”政策的区别在于法国对德怀有深刻的传统仇恨，规定了针对德国人既要采取严厉态度又要保持法国固有的独特立场的“法国特色非亲善”（non-fraternisation au caractère français）政策：
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反亲善”态度，需要按照法国特色来加以调整。
这种在面对德国人时保持“孤高”精神的消极态度有悖于法国人的天性，看起来很难让我们的士兵习得并长期执行下去。
在军中存在一股难以平息的深深仇恨之情，法兰西苦难的灵魂随着胜利踏上了德国的土地。
自然而然的仇恨指向我们自由与文化的残酷敌人，这是对妄图奴役全世界的民族再正当不过的仇恨。
这便是正义所在，也是历史的必然教训，德国必须一直忍受和理解。
战意一旦消解，法国战士便又回归他们亘古不变的三项精神特质：他们易于亲密相处的天性，他们乐于交谈争辩的习性，以及“女性不离身”的行为习惯。
如何抵制这三项特质，并激发起对不时发生的阴险挑衅行为的必要抵抗精神呢？
要进行积极的防御，实施以下原则：
1.“不信任运动”：
通过教育官兵来防范德国人的亲近行为，要小心谨慎地通告揭示其中的阴谋手段。
法国人必须确信一切德国人从根本上怀有敌意，包括女性。
2.“蔑视运动”：
这要通过两部分实现，一是称颂法兰西的荣耀，二是以表达对德国人的轻视为目的……
我们的部队不能跟美国人一样仅仅只是跟德国保持距离，而且要对所有德国人还以不共戴天且不可改变的憎恶感。[10]
至此，一种区别于美英模式的“法国特色非亲善”政策形成。相较于美英的主张，法军的政策其实是对德的传统仇恨与之前一系列禁止与德人接触的训令的杂糅。这种传统仇恨随着纳粹军队在二战中针对法国平民的暴行（以1944年6月10日纳粹党卫军在法国奥哈杜尔村进行的屠杀为代表[11]）被深深刻入法军官兵的记忆中，在第一军中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奥哈杜尔法则”（Loi d’Oradour）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逻辑：德国人应当为他们在法国的恶行付出代价，故而占领者的任何严厉惩罚都是他们罪有应得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军队的“法兰西荣耀”被一再强调，可见法方的目的不仅是希望维持对德国人的警惕防范，表达对德国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的厌恶，更有通过大张旗鼓地实行严厉措施，在法国国际影响力日渐衰微的情况下彰显复国之后地位与力量的考虑。而在法军的严苛对待下，诸多有关法军报复行为的谣言在德国民众中间传播开来：
在法国人占领的地方，所有8—14岁的孩子都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而法国人的孩子会被送来德国代替他们。
在法国的所有德国战俘都要被判处无限期的苦役。
所有生于1910—1925年的政治犯都要被强制绝育。
德国将禁止婚姻。
德国文化将被毁灭。
德国人将被要求禁酒禁烟。
德国市长都将被集中营里放出来的犹太人取代。[12]
这些谣言正是法国军方对德国“鬼子”的传统仇恨在德国人想象中的夸张反映。可以说，法军官兵与当地的德国居民同样受到第一军在战争末期这一系列指令和宣传的影响，对彼此产生了“妖魔化”的印象，而法军的报复心理和不与德国人接触的态度加深了这种印象，因此在谣言中被屡屡夸大。当然，作为受难者与战胜者，这种报复心理对于法国军人而言是无可厚非的，诚如瑞士《真相报》（Die Tat）所做出的解释：“法国人不是作为解放者，而是作为一个物质和精神上饱受他们现在所占领的国家四年压迫的苦难国度的人民而来。压抑如此之久的复仇感在反纳粹斗争中释放出来是无可避免的……对于受到德国直接伤害的俄国人、法国人来讲，这些感情会以一种比美英方面更为持久鲜明的方式表现出来。”[13]但在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随着在德法国人员从胜利者到管理者的身份变化，德国人从危险的敌人、隐藏的破坏者变为需要加以管制和改造的对象，片面地强调对“鬼子”的“传统仇恨”，从军事安全的角度一味地要求保持距离、表示厌恶已然不合时宜，于是一种新的观念开始在法国占领者之中酝酿，以妥善处理战后占领时代与德国人的关系。
二 战后占领时代：“全体责任”意识的形成
战后，留在德国境内的法国第一军官兵成为法占区占领军的主体，其最高指挥官德塔西尼将军也一并留任，成为德国境内法国军队最高长官，直至7月31日由新任法国在德最高司令部（le Commandement en chef français en Allemagne）长官马利·皮埃尔·柯尼希将军（le général Marie Pierre Koenig）接任。于是，第一军时代对德国人的态度通过这些人员延续下来，并受到德塔西尼将军个人色彩的极大影响。作为带领第一军打进德国并最终获取胜利的指挥官，德塔西尼将军有着相当的胜利者气派，他相信可以通过彰显占领者的权威和力量达到让德国人心悦诚服的目的：“在德国投降后的前十一个礼拜，德拉特以帝国总督般的架势支配着法占区。在林道（Lindau），在康斯坦斯湖区（le lac de Constance），从幽深的海底到瑞士阿尔卑斯山山巅，他过着达官贵人般的生活，以‘向德国人显示我们（法国人）也能够勾画大计，堪当重责大任，达成伟业’。德塔西尼认为，德国人从小就被教导要敬服那些在感性而非理性上伟大的东西。”[14]故而在他的影响下，占领军官兵以排场大、仆人多为荣，大量宾馆、餐厅被第一军征用，以满足占领者的奢侈欲。一时间，对于占领军官兵来讲，德国人从战时不可触碰的危险敌人，又一下变成不可或缺的佣人、侍者。
而8月1日接替第一军执行对德占领任务的法占区军政府（le Gouvernement Militaire de la Zone d’Occupation française）正式成立后，摆在新任最高指挥官柯尼希将军面前的迫切任务，便是重新整肃法国占领者对德国人的态度，再次强调对德国人的警惕和监管。这对于柯尼希以及法占区军政府新任的管理官员来讲并不轻松，因为占区行政免不了要与德国人打交道，而在之前阶段所强调的“法国特色非亲善”以及法军固有的对德传统仇恨之下，必须找到一条折中的道路，既能警醒法国占领人员德国的威胁，警告德国人认清历史责任，又能不影响与德国相关人员正常的交流合作，从而实现对占区的治理。
为此，柯尼希杜绝了德塔西尼通过“炫耀”使德国人仰慕信服的做法，作为一个占区的管理者而非单纯的战胜者，他清楚地认识到这种铺张浪费的做法只会消耗法占区本已匮乏的资源，并且会让处于战后困顿之中的德国民众产生愤懑不满的情绪。此外，他作为一名军人，也是法国的战争英雄[15]，与占领军官兵一样有着对德国“鬼子”的传统仇恨，并需要时时公开强调这种感情，以获得基层官兵的支持与共鸣。为此，他对德国人始终维持一种颇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冷漠态度，不再通过耀武扬威震慑德国人；在感情上保持距离的同时，他并不排斥与德国人的必要交流。这影响了整个法占区军政府的行政宣传机关，使法占区机关往往在有关与德国人接触的事务上表现出既参与又超然的态度。一名长期供职于法方机关的德国记者回忆：“柯尼希并不受占区的德国人喜爱。他是个冷漠的人，在我看来不算很精明强干。我跟他在他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见过许多次，在他向我们下达命令或做出澄清的场合尤其如此，就像一个封君面对他的封臣一般。他为人多疑且不易接触。他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冷漠……”[16]但正是这个看上去“冷漠”的人，最终取消了造成法德双方间不正常的人际关系的诸多禁令。1946年11月3日，柯尼希签发了《缓和非亲善政策规定》（Atténuations aux règles de non-fraternisation）[17]决议书，以便灵活处理法占区法德两国人员交流沟通问题。对于法国人来说，与德国人的个人交往得到准许，并可以自由出入德国人的公共场所，诸如咖啡店、餐厅、影院、剧院，军政府不再大张旗鼓地到处征用专门设施来满足占领者的需要。德国民众也可以与占领者自由交流，这对消除双方的误解、澄清谣言起到了很大作用。
同时，如上所述，作为集军队领袖和占区管理者两个重要身份于一身的人物，柯尼希既不能放弃与占领军官兵的感情，要对德国“鬼子”表现出基于传统仇恨的“同仇敌忾”，又不能像过去的法军军官一样彻底忽视德国人，断绝与德国人的联系，他必须为占区的行政联络负责。为此，他需要一套理论将这两个要点结合起来，从而既不影响占领军官兵的精神士气，也不会挫伤德国人参与占区建设合作的热情。这最终形成了德国人“全体责任”（la responsabilité collective）的观点，并通过柯尼希本人及其所属的法国在德最高指挥部的中心机关，渗透进整个军政府，成为军政府人员应对与德国人关系的圭臬。这一思想的雏形出现于1946年9月7日军政府新闻部部长让·阿赫诺德（Jean Arnaud）对德国记者所做的关于法占区饥荒状况的解释：“整个世界都处在饥饿中，而这都是德国的错。我们不能追求细枝末节，说什么‘只有纳粹是有罪的，其他人都是无辜的’，因为如果罪名只被安在纳粹和那些已知的罪犯头上，那么德国人民本身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就存疑，以此为前提的赔偿和赎罪也是一样。”[18]这一看法既驳斥了美英方面以纳粹身份为准的非纳粹化立场，也突破了法国军方向来的反普鲁士、反军国主义的军事宣传观点，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作为整体的全部德国人的责任之上，而不是具体某个个人乃至团体的清白与否。他的这一观点之后为柯尼希所借鉴发展，1946年10月23日，柯尼希在法占区发现的一座万人坑纪念仪式上郑重发言：
不！我柯尼希要在墓地纪念的这一天说出来，不，德国不能忘却曾主宰这些集中营的极致恐怖。对于我们来说，纳粹领导人并非这些灾难的唯一罪人，这一点是难以忘却的。其他的德国人，其他的许多德国人，曾经支配这些集中营或其他类似的地方。有些人曾经看守这些已经化为亡灵的人。另一些人利用他们，驱使他们。甚至有些人处决了他们。对于这一惨剧应负责的人，还有那些明明已经知道，那些已经预感到、猜测到却任由其发生并身死的人。[19]
在他看来，单纯地将过错推到单一的个人或团体身上都是不负责任的举动，只有让全体德国人进行全面的反省才能达到目的。同时，这也意味着不应过分拘泥于对具体罪责的追究，而应该致力于引导德国人在自我反省中赎罪。1947年4月6日，法国对新德国贸易委员会（le Comité français d’échanges avec l’Allemagne nouvelle）的共同发起人伊曼纽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在去柏林考察途中对德国人的讲话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一个六年来经受了失败、饥饿、比你们如今所承受的占领更为严苛的压迫的法国人，会惊讶于看到有如此之多的德国人冒失地把如今的不安归咎于盟国的恶意抑或占领者的滥用职权，而不是将其视为追随希特勒冒险理所当然的后果。今天对希特勒政权大加斥责的人们已经把昔日欢庆其胜利的狂热劲头抛诸脑后。然而我不能苟同将德国罪责问题无限拖延下去的做法。我认为每个德国人都已经通过自己的沉默在纳粹的暴力前投降过一次，要承认，自我控诉是一种需要勇气的行为。但这种姿态有助于涤荡环境，恢复正常的生活。[20]
可以说，柯尼希的“全体责任”理念的终极目的就是通过全体德国人的反省与赎罪，实现欧洲未来所必需的德法和解。但因对德传统仇恨产生的对德国人的不信任感在这位法国战争英雄的身上也同样存在，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柯尼希认为实现德法和解的德方载体并非深受德国罪孽深重的历史荼毒的当代德国人，而是尚未被完全污染、将来会主宰德国的青年。因此，柯尼希主张法国占领方应当对占区的德国青年予以重视，寄予希望：
法德之间以全面方式对抗的最近两场大战间隔如此之短，在诸多关键领域造成各种性质的深重破坏以及生命伤亡的飙升，以至于带来了这样一种鲜明的状况，即认为我们两国难以摆脱周期性的相互斗争，每隔二十年就要出现一次你死我活的局面。这一首要真相已然镌刻进法国大多数成人的精神思想之中……从陈腐的瘴疠中解放德国人，尤其是青年人，赋予沉沦于混乱之中的德国这样一个热爱秩序的国家以必要的适当组织，鼓励以美国和西欧民主国家所适用的原则来指导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尝试将我们的理念灌输给那些明天势必将在所在的国家发展壮大的青年，以坚持不懈的韧性为建设欧洲所必不可少的法德和解奠定基础，这是法国军政府首脑们的最终目标。[21]
在对青年加强重视的同时，成年人则在原则上被法占区当局放弃。法国舆论认为，鉴于纳粹政权在德国迅速崛起，希特勒广受支持的历史教训，可见当世这几代德国人不仅是战场上的凶恶敌人，而且是政治上极度危险的机会主义者、利己主义者。一名在德国定居考察过的学者埃蒂安·吉尔松（Etienne Gilson）将这类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自私的德国人比作“变色龙”（les caméléons）：
关于德国人，他们若有十五天是信奉民主主义的人民，另十五天就可以轻易地变成纳粹。你只要看一眼就能确信。当下每个占区的德国人就已经明显地靠近各自的占领者……不要忘记，即使德国人表现出令人不安的模仿能力，那也只是变色龙在变换外皮而已。[22]
因此，法占区军政府普遍对成人的再教育改造不抱兴趣，法占区教育改革总监凯撒·山德利（César Santelli）甚至在教改报告中公开宣称：
德国人过去背弃了使命，未来他们也会这么干。所以谈及被纳粹蛊惑的那几代人时，总体来看，12岁以上的这几代已无可救药，要么是因为这病毒已难以连根拔除，要么是因为我们难以治好那些纳粹节节胜利耀武扬威的日子在他们的记忆里留下的狂热症。对于这些人，再教育的尝试无从谈起，首先无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紧密地进行监督，将我们的法律施加给他们。同时要时刻牢记，对于德国人来说，宽容总被认为是软弱，公平竞争（fair-play）往往被看作民主主义的蠢办法。[23]
至此，通过在各个方面的拾遗补阙，法占区占领者对待德国人态度的逻辑得以完善：对“鬼子”的传统仇恨被理性总结为德国人理应背负“全体责任”，要求整体的反省救赎而非对纳粹或战犯的片面追责；相对来说，对普通德国人的追究予以放宽，一味“反亲善”的措施被认为是妨碍正常行政之举而加以限制；成年人与青年人被区别对待，成年人被视为“不可救药”的“变色龙”，只能通过监管迫使其回归正轨，出于治理方便的考虑予以应对；而青少年被视为希望之所在，大力强调再教育，施加文化影响，使德意志民族洗心革面。这一策略被法占区军政府一直坚持贯彻到1949年9月。
自1946年起，法占区军政府致力于促进德法学生的文化交流。占区内的三所大学（弗赖堡大学、图宾根大学、美因茨大学）得以在战后第一时间重建复课，并在军政府支持下致力于国际学术交流与青年文化沟通。[24]1946年夏，军政府在弗赖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创办暑期学校，邀请了德、法等国共计620名学生参与。法国青年团体在军政府支持下举办了“来自法国青年的消息”巡回展，吸引了12000余名德国青年参观。到1948年时，法国大学在军政府敦促下开放接纳德国留学生，由此越来越多的德国学生能够走出国门，直接体验法国文化。[25]军政府的努力在占领结束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得益于占领时期打开的方便之门，大量德法青年通过学校交流、会议访学以及“自然之友”、“青年旅舍联盟”等国际青年组织联系在一起，对战后新时代两国社会的价值观、历史观逐渐形成共识。[26]2003年，时值法德签订象征两国政治和解的《爱丽舍条约》（Le Traité de l’Elysée）40周年，青年组织“法德青年议会”（Le Parlement Franco-Allemand des Jeunes）向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René Chirac）和德国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提议，由两国共同编写出版一部历史教材，以加深了解并体现法德在彻底和解基础上世代友好的愿望。2006年5月4日，在两国青年推动下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法文版第一册问世，法国教育部部长吉勒·德罗宾（Gilles de Robien）评论称：“法德共同历史教科书正式出版，能让我们在清晰认识过去的基础上树立将来意识”。[27]诚如柯尼希将军的期望，经历重重坎坷与漫长岁月，两国青年终于携起手来，摒弃前嫌，自发达成对过去的相互理解，以及对未来的共同展望。
三 结语
纵观二战结束后法国占领者对德国人态度的变化，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其中，对德国“鬼子”的传统仇恨是一条主线，串联起其中绝大多数的应对态度。“法国特色非亲善”政策既是对战争末期法军宣示国威、惩戒德国、保证安全的对德严厉策略的总结，也是对美英盟军“反亲善”政策做出的体现法国政策独立性的回应。在战争结束与法占区军政府成立之间的过渡期，占领军作为胜利者在德国进行“炫耀”式占领，希望以此让德国人敬服，同时也动摇了不与德国人接触这一“非亲善”立场的基础。军政府成立后，继续与德国人相互隔绝已不再可能。以柯尼希为代表的新管制人员通过“全体责任”这一理念，成功将德法传统仇恨与占区行政实际需要相结合，既顾及了法国人员的感情，又缓和了与占区德国民众的关系，既防范了德国人的反省与赎罪出现片面化推诿于纳粹的趋势，也改变了将对德仇恨问题一味搁置而不思解决的做法，提出了基于未来的彻底解决之道：在德国的成人与青少年之间做出划分，将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德国人身上，希望他们在正确的引导下彻底与德国的过去告别，为未来的法德合作培养合格的发起者与接班人。可以说，正是法占区军政府对德国人“全体责任”的理性认知以及对法德全面和解最终会实现的坚定信念，将长久流传下来的国仇家恨定格在占领时代并予以终结，阻断了两国对立在国民感情上的延续。德国人是危险的“鬼子”、“变色龙”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了过往，而寄望于青年身上的光芒会把未来照亮。
[1] 徐之凯，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世界史讲师。
[2] Collectif de Recherche International et de Débat sur la Guerre de 1914-1918，Lexique des termes employés en 1914-1918（A-B），p.29，http：//crid1418.org/espace_pedagogique/lexique/lexique_ab.htm#30.
[3] 《Ignoble race de boches.Je ne sais ce que l’avenir me réserve.Mais si l’occasion s’en présente，il n’y a pas de pardon，je le ［son frère Joseph qui vient d’être tué］ vengerai.》Marcel Papillon，《Si je reviens comme je l’espère》 Lettres du front et de l’arrière 1914-1918，Paris：Grasset，2004，p.253，27 novembre 1915.
[4] François Cavanna，Les Russkoffs（Paris：Belfond，1979），p.488.
[5] Instructions et notes relatives à l’occupation en Allemagne，1re Armée française，octobre 1944-juin 1945，Commandement des Grandes Unités et des Services，GR 10 P 224，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
[6] Directive pour le Gouvernement Militaire de l’Allemagne dans la zone de la 1ère Armée français，le 19 mars 1945，GR 10 P 224，Commandement des Grandes Unités et des Services，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p.1.
[7] Documents on Germany under Occupation 1945-1954，selected and edited by Beate Ruhm von Oppen，issu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Geoffrey Cumberle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 New York Toronto，1955），pp.13-27.
[8] Instruction sur “la préparation morale de l’armée à l’occupation de l’Allemagne”，le 6 avril 1945，Commandement des Grandes Unités et des Services，GR 10 P 224，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p.1.
[9] Instruction sur “la préparation morale de l’armée à l’occupation de l’Allemagne”，le 6 avril 1945，Commandement des Grandes Unités et des Services，GR 10 P 224，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p.2.
[10] Instruction sur “la préparation morale de l’armée à l’occupation de l’Allemagne”，le 6 avril 1945，Commandement des Grandes Unités et des Services，GR 10 P 224，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pp.3-7.
[11] 1944年6月10日，纳粹武装党卫军在法国格拉纳河畔的奥哈杜尔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642名当地居民被杀，此事件成为纳粹军队在法国恶行的铁证。二战后德国方面曾倡议重建奥哈杜尔村，但遭到法国拒绝，奥哈杜尔村遗址至今仍作为战争苦难的见证警醒着法国人民。Marc Hillel，L’occupation française en Allemagne（1945-1949）（Balland，1983），p.126.
[12] Marc Hillel，L’occupation française en Allemagne（1945-1949），p.123.
[13] Marc Hillel，L’occupation française en Allemagne（1945-1949），p.102.
[14] F.Roy Willis，France，Germany，and the New Europe 1945-196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33.
[15] 柯尼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3年便曾参与法国与比利时对德国鲁尔区的占领，直到1929年法军撤离方才告终，对德国的管制事务经验丰富。二战期间，他于1942年6月11日率领“自由法国”第一旅在比尔-哈凯姆（Bir Hakeim）通过艰苦卓绝的阻击战挫败了隆美尔指挥的德意北非军团的进攻，获得了“自由法国”军队的第一场重要胜利，对英军阿拉曼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受到了国际舆论及戴高乐等法国爱国抵抗人士的高度评价。
[16] Marc Hillel，L’occupation française en Allemagne（1945-1949），p.163.
[17] “Atténuations aux règles de non-fraternisation，le 3 novembre 1946，” Bonn 264 CP C/Ⅲ，4C-La France et la ZFO（1945-1947），Archives rapatriées de l’ambassade Bonn，AMAE.
[18] “Expose de M.Jean ARNAUD Directeur de l’Information aux rédacteurs en chef des journaux allemands，le 7 septembre 1946，” Bonn 264 CP C/Ⅲ，4C-La France et la ZFO（1945-1947），Archives rapatriées de l’ambassade Bonn，AMAE.
[19] Marc Hillel，L’occupation française en Allemagne（1945-1949），p.250.
[20] Tagesspiegel，le 6 avril 1947.
[21] Pierre Koenig，“Bilan de quatre années d’occupation，” France Illustration，No.205，le 17 septembre 1949，p.1.
[22] Etienne Gilson，“Au pays des caméléons，” Le Monde，le 23 janvier 1947.
[23] César Santelli，“La Rééducation de l’Allemagne，est-elle possible？” Le Fait du Jour，No.14，le 16 juillet 1946，pp.17-18.
[24] 目前弗赖堡大学学术水平位列德国大学第五位，其生命科学研究位列德国三甲；图宾根大学入选德国11所“精英大学”；美因茨大学在德国高校中排第十。三所大学都保留和发扬了法方的开放交流办学理念，致力于国际交流和学术互动，其中美因茨大学为中国留德学生会总部所在地。详情参见弗赖堡大学主页，http：//www.uni-freiburg.de/；图宾根大学主页，http：//www.uni-tuebingen.de/；美因茨大学主页，http：//www.uni-mainz.de/。
[25] 详见德国新闻媒体对德国学生国际交流的跟踪报道。Rheinisher Merkur，June 5，1948；July 23，1949.
[26] Bernard Lahy，Germany（Territory under allied occupation，1945-，French Zone），Commandement en chef français en Allemagne，Direction de l’éducation publique，L’oeuvre culturelle française en Allemagne（Baden-Baden，1947），pp.30-31，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27] “2006：le nouveau manuel d’histoire franco-allemand，” Le Figaro，27 mai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