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动中的汉学：渐常与变创
作为一种学域的留学史研究，一般相对关注本国学人的异国求学经历；但异国学人的本土求学经验，其实也同样值得关注。因为正是通过这样“你来我往”的过程，一种积极的二元互动关系才得以建立，形成了彼此互为主体的人类整体史之核心景观。而如果站立在世界的顶层观之，则不仅有此“交往行动”，而且还可呈现出更为宏阔的智识和思想史景观。譬如潘光旦曾如此描绘留学史的气象：“留学运动本不自今日始，两晋六朝之际，中国人到印度去求佛学；唐朝年间，日本人到中国来留学；多利买朝的埃及，有许多希拉罗马人到亚力山大城去留学；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大批的美国人到德国留学，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派许多青年人到欧洲留学。”
钩玄勒要，倒是将一部世界留学史的若干重大环节点了出来。而且更进一步揭示出某种链性可能，譬如中国人留学印度—日本人留学中国的连环套；还有多国聚于一点的中心场，譬如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上半期的多国留德潮，不仅有美、英、法，还有俄、日、中。不过这里无意深究其中的各类有趣现象，而试图聚焦其与汉学学术发展的关系。
学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学术的建立环节，必然与留学史密切相连，因为只有不断走向外部，才可能更主动地汲取资源、强化自身。而汉学作为一种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外部学问，其关键性生成，自然也就免不了与留学中国的现象发生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其体制内生成而言，也首先表现在学科建立时那代学人的气象胸怀以及留学背景。相对于中国人远赴重洋、负笈苦读而求取新知的留学史图景，那么换一重视角，自然是异国人的来华，相比较中国历史上辉煌时代如汉唐之际的四方来拜，那么进入现代中国，外国人的在华存在则成为一种绝对不可轻忽的强力在场。这不仅是说起因于政治博弈、经济商战而导致的利益之争，也更指向背后潜在发挥作用的文化力。
作为一种地域特色明显的学科，汉学与梵学、闪学等一样，与学者的直接经验密切相关。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有一个横向学科关系与纵向传统承继的双向问题。而所谓“范式转型”一语，大致与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提出的“范式革命”相关，他指出科学发展的可能进程：典范的建立——常态研究的展开——严重危机的出现——在调整适应中寻求突破，并导致新典范的建立。不过相对于其过分强调变化的求新一面，我还是希望能立足于“变创与渐常”的关系，即既要看到其变化的新范式的建立，同时也绝不能忘却其“恒常”的固有特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如果我们此处将汉学理解为一种他者理解“中国”的特殊方式的话，那么所谓“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汉学”三阶段过程，最多也只是西方认知中国的线性进程，如果将横向的空间维度纳入考察范围，则东方汉学与西方汉学同样值得重视。日本汉学因其特殊的地缘关系和文化血脉，自然得风气之先，到了近代乃有所谓“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是巴黎？”的追问。由此可以看出，京都学派的名声显赫果然是非同一般，在当时是与被公认为国际汉学“祭酒”的巴黎学派相提并论的。作为东方世界的汉学代表，日本汉学的丰厚学术积累确实是怎样高估都不过分，这是印度汉学、闪系汉学等无法相提并论的。
欧洲汉学因其特殊的学术与历史语境支撑，曾长期执西方世界之牛耳。北美汉学与澳洲汉学，皆可视为其发展出来的各个分支，就如同北美、澳洲作为殖民地到独立国家的整体背景一样。但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其版图虽然不大，但文化因子却极其繁复，其内部脉络诸多，不可泛泛论之。至少在我看来，法、英、德、俄等诸国就各有特色，因其所代表的本国学术与文化背景具有极强烈的指示性；至于瑞典、荷兰、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也因其杰出人才之出现，表现出相当突出的汉学成就。所以版图有限的欧洲，其实孕育了甚为复杂的汉学学术线索可能。
欧洲既为世界现代大学与学术的渊薮之地，汉学又如此气象宏阔，也就难怪，中国现代学术创立期的杰出之辈往往负笈于此，并在学术气象与深度前沿方面开辟出潮流引领之风气。譬如其中的第一流人物陈寅恪，身为世家子弟而又长期留学海外，归来落户清华，开设课程最为抢眼的居然是“西人之东方学目录”。东方学虽然日后因萨义德的批判而名声受损，但实乃欧洲学术于人类之重大贡献，正是通过现代学术制度的体系化研究建制，东方学开研究东方世界的学理知识探索之先河，保存其文明与精神，更有甚于其本土国家和学人者，就世界文明宝库而言功莫大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才能真正体会到王国维所谓“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的普遍性意义。而东方学虽包括亚述学、埃及学、闪学、梵学等，但汉学亦足为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
仅就学术汉学而论，欧洲汉学的起点与根源在于法国汉学，其于1814年在法兰西学院发源，即雷慕沙（Abel-Rémusat, 1788—1832）出任首位汉学讲座教授（其全名是“汉族和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标志着汉学学科的建立。然而法国汉学虽然独占鳌头，却并不一家独尊。多元汉学之并起才是欧洲汉学，也是法国汉学的辉煌图景。从雷慕沙开始，法国汉学就开始了其建构的艰难而辉煌之路；经由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的路径，最终表现在现代法国汉学的三峰并立上，即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三者虽同为沙畹弟子，但却各有惊人艺业，成为独树一帜的大家。而正是这种百花齐放（稍后还有戴密微的崛起）开辟了法国汉学为国际汉学宗主的地位，实乃学术史上一代盛业。但需要注意的是，强调法国汉学的领袖地位，并不意味着忽略他国汉学的意义。在法国汉学之外，德国汉学的三源齐流，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学术史现象，即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孔好古（August Conrady, 1864—1925）—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德国汉学不像法国汉学那样声名显赫与万宗来朝，但却也有其值得骄傲和倚仗的学术渊源，在莱比锡汉学一脉，有贾柏莲的家世渊源和拔得先筹；而福兰阁的梵学学业与东方学背景，则为其沟通梵汉、建构通识打下良好基础；至于卫礼贤，更是因为他与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一流精英的亲密接触及其对中国的人类学感觉而成就德译汉典的煌煌大业，其本人也具有更广泛的世界思想史意义。而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关联之存在，譬如伯希和、卫礼贤的交谊和互重，以及与中国知识精英的密切关系，更为法、德汉学的并峙结构提供了基础，这也是我们理解欧洲汉学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正是这样一种互动和二元因素的存在，使得欧洲汉学成为一盘活水，而非简单的非此即彼地相互排斥。在学术与知识的世界中，这样一种更近似两仪类型的二元关系是更明显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放在一个整体性的知识史谱系中，德国汉学是能体现作为世界学术场域的德国学术的特点的，即便不是那么清晰，但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功能是不容回避的。而北美汉学（此处用广义概念）的后来居上，尤其表现在美国汉学的承继与拓新方面，这是与20世纪的世界学术中心场域的转移密切相关的，即由德国到美国的变化，背后则有更加复杂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史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