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创造的历史_世界汉学（第15卷）-QQ阅读男生轻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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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创造的历史

在任何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总是使用着各种不同的语言。在多数情况下，维系这多语言状况的稳定因素，来自使用某一种语言——蒙古语或满语——群体的政治力量，或者当某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占绝对优势时，这种稳定也可以实现。另外，国家政治决策有时也能够保护（或维护）多语制。19世纪中叶，紧随欧洲的商业竞争而建立起的通商口岸为中国带来了新的一批外国语言。这些语言得到了其使用者的治外法权的保护，但它们也在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中获得了地位，因为它们具有现代性的权威。这些外国语言与中国的利益相关；它们通过新印刷技术所成就的现代报刊而传播；并且，凭借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流通网络，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通商口岸的范围。于是，中国就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外语报刊。但在晚清与民国期间，外国语言在中国得以继续发展，一方面是通过中文翻译，另一方面也因为习惯阅读日文、英文、俄文、法文、德文及其他语种材料（无论它们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出版）的中国居民的人数急剧增长。在这一读者群体中，绝大部分是有中国血统但读写英语的人，他们出于政治与商业的目的而格外关心中国的命运。

语言——连同民族、领土以及一个内聚的国家结构——已经成为了界定民族国家身份的主要标准之一。因此，统治者们纷纷有计划地将国家领土内存在着的其他口语和书面语言边缘化，从而努力塑造并掌控国家或官方语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至今）建国之初，斯大林主义政策被广泛地应用于民族、国家、语言三方面，从而带来了五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对国家的报刊历史进行“学术性”创造，将其缩减为单一的中文报刊史。这一趋势在20世纪20年代末，即中国报刊史研究肇始时期就明显表现了出来关于中国报刊史影响巨大并被多次重印（以及删改）的著作，即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而到了30年代，林语堂等多语作家还在继续这样的历史创造 Lin Yü-tang,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36.此外，麦金龙（Stephen MacKinnon）著有包含丰富信息的相关论文，但同时也将中国报刊主要界定为中文报刊。详见Stephen MacKinn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Modern China, vol.23, no.1（1997）, pp.3-32。，并且这种历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遍适用的主流叙事。该时期的一些媒体业内人士对民国外语报刊进行了研究，并在小众的刊物上发表了成果，但这些研究仅仅印证了上述整体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报纸的广告导览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主要报纸实际的语言分布情况。 [美]卡尔·克劳（Carl Crow）:《中国报刊目录》（含香港），上海，卡尔·克劳公司，1935。俄勒冈大学的布莱纳·古德曼（Bryna Goodman）在一场主题为“中国报刊的跨国特征（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Press）”的研讨会上开创了民国时期中国报刊的跨国与跨语言特征这一研究领域。不过，即便在这次会议上，研究的主题仍然主要针对中文报刊。这次研讨会的一部分论文发表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的一期特刊上，题为“Networks of News: Power, Language and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Press, 1850-1949”，见China Review, 4.1（2004）。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馆没有为1820年到1949年间在中国刊行的外语报纸、期刊以及图书编目。例如，上海市档案馆藏有19世纪70年代后发行的《通闻西报》（Shanghai Evening Courier）；上海图书馆徐家汇分馆似乎藏有保存完好的《法文上海日报》（Journal de Shanghai）与《大陆报》（China Press），它们都夹杂在其他资料之中。除此之外，该馆还有几期题为“The Hexagon or the Builders' Journal”的杂志（上海，1927—?）散落在书架上。弗兰克·金（Frank H.H. King）与普雷斯科特·克拉克（Prescott Clarke）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创建了通商口岸主要外语报刊（1822—1911）的名录，并附上了相关背景信息，从而绘制出一张西方国家资料收藏的分布图，并制作了一系列微缩胶卷，将这些分散的资料整合到了一起。 Frank H.H.King and Prescott Clarke,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 Coast Newspapers 1822-1911, Cambridge: 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1965. 在当时，这些资料的主要收藏地，如上海、天津、哈尔滨、武汉、广州以及北京的相关单位都不允许研究者进入，因此它们所藏的资料既不在名录之列，也不包含在微缩胶卷中。直至今天，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再次出现针对民国时期的类似名录。更糟的是，虽然一些报纸，尤其是《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已经可以被当作史料使用，但许多学者仍然因为害怕被认为是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东方主义的辩护者而不愿使用它们。于是，无论这些报纸实际上有多么重要，对它们整体或个案的专门性研究都十分欠缺。

第三，和其他民族国家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力图书写一个稳定的“自我身份认同”，而忽略了自我身份认同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产物。从周恩来总理的一条指示可以看出，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国家将迅速破损的建国前中文报纸制成微缩胶卷加以保存。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远未完成。此外，还有些报纸被制作成数字形式，如上海《申报》（1872—1949）。 “青苹果数据中心”，《申报》，1872—1949年。与此同时，国家对其他中文期刊，甚至少量的中文图书也做了类似的保护工作。然而，由于国家认为“中国报刊”仅包括中文报纸和期刊，所以并没有对外文报纸做任何的保护，而针对期刊的少量保护工作也是为了迎合海外市场而做的商业性行为。例如1993年，中国南京的“海福缩微资料制作中心”将《密勒氏评论报》制作成了微缩胶卷，这份报纸发行于1917—1952年间，有多个英文名称。海福此次的工作似乎并不属于国家的保护项目。

第四，有意思的是，竟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各民族国家明白，使用更快更广的交流渠道掌握世界公共舆论能产生巨大的力量。由国家支持的政治宣传由此激增，它们借鉴民间小报和广告的策略，并且导致由官方支持、在境外发行的外语出版物数量增加。这一发展也伴随着广告业的发展，并且出版物与广告往往由同一个人经营（例如美国的爱德华·伯尼斯[Edward Bernays]和在中国的卡尔·克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该现象就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在国际关系这一新领域的开山之作中将“海外政治宣传”视为国际关系的三个核心因素之一。参见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39。这种自一战以来就迅猛发展的国家政治宣传对中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而促使中国政府或政治团体发行外语出版物。这一状况导致原本就杂乱无章的中国报刊历史档案结构更加失衡——中国发行的外语出版物沿用中文的表达习惯和排版方式。因此，在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下，要对中国报刊史做出全面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五，由于对中国报刊和出版业的历史叙述仅考虑一种语言范畴，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的挑战就被遮蔽了，即如何分析一个由多语种出版物发行和流通而产生的公共空间的复杂结构。因此，学者们在做研究时所持有的基本假定，是建立在一个无事实根据也未经质询的基础上，即公共空间领域与民族国家的边界是等同的。关于对哈贝马斯将国家边界与公共领域相关联之观点的批判，可见Rudolf G. Wagner, “Introduction,”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ed.Rudolf G.Wagner, Albany: SUNY Press, 2007。在互联网时代，这一假定促使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在中国公共空间领域四周建立起了高科技的“防火墙”，从而将这一假想中的边界筑成了现实。关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官方与个体等各种力量间如何就这一问题产生相互作用，目前还没有任何相关的概念框架或特有的方法论能将其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范式中。简言之，这一方法论取决于一句简单而又具有挑战性的标语，那就是：跨越间隔（Don't Mind the G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