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出版物：传教士、商人和学者

虽然存在着上述诸种观念的障碍与因资料的尚未发掘造成的局限，本文仍试图扭转这迄今依然为学者们不屑一顾的中国外语报刊的研究现状。问题所在，从代表此态度的这一典型论点即可见一斑——“各殖民者在中国主要城市出版了百余种外语报刊”。

中国境内一直存在许多语种的出版物。这些语种包括西夏语、蒙古语、阿拉伯语、梵语、满语、藏语和拉丁语。然而，19世纪中叶建立的通商口岸使中国与世界的接触地带正式成形，从而带来了结构性的改变。这些通商口岸既是跨边界，也是跨语言的信息社区。虽然其界内的信息流通要比清政府管辖区域内的流通更加密集，但它们仍然与中国的公共空间紧密相联。通商口岸使城市出版书刊和报纸的商业持续而有序运转，这些出版物最初面向中国境内的外国居民，并且从语言和法律方面都与清政府无涉。不过，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保障了西方贸易特权，使得相关诸国能够从通商口岸向整个中国贩卖商品，而印刷品从一开始就在可贩卖的商品之列。通商口岸在总体上与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在其范围内密集流通着新闻和舆论，从而使公共舆论的联系大大集中，这导致它们与中国内地的距离较之与其他国际接触地带和联接点的距离更远。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报刊（无论用何种语言出版）的控制力是微弱的，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合法方式是拒绝提供邮政和电缆服务，以及将新闻记者驱逐出中国。

外国人在中国采用了一种兵分两路的出版策略。新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以及后来的佛教与俄国东正教传教士以中国人为主要服务对象，所以他们用汉语出版。与此同时，他们还为其他传教士印制英语、德语、日语、俄语或法语的出版物。无论用何种语言，新教的传教出版物一直都以通俗易懂为目标。例如，汉娜·莫尔（Hannah Moore）的《廉价道德宗教小册子》（Cheap Repository of Moral and Religious Tracts, 1795—1798）面向英国来自农村地区、刚开始识字的工厂工人，语言简单易懂并附有注解，试图将同样在这一读者群中流行、且道德与政治倾向有问题的其他通俗读物排挤出去。这种方式在中国得以沿用，甚至其中一些伦敦小册子还被翻译成中文。与之相反，面向中国内地传教士的英语期刊则在语言表述上要考究得多，并且还包含了学术性的神学、哲学与社会学专题论文。

传教士所著的汉语作品对现代汉语和日语词汇，尤其是其中的抽象概念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些著作既有译著，也有原创作品。译著包含内地教会的小册子、百科全书、科普书籍和布道作品。原创作品有郭士立（Guetzlaff）及其夫人写作的小说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小册子。与此同时，传教士也通过西语材料交流与自己作品相关的信息。《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广州，1832—1851）和后继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福州，1868—1941）或许是这批早期西语传教杂志中最重要的两种。而书籍和小册子则关注教义中的问题，或记录宣道会议的诸事进展。与此同时，还有些传教士具有文化传播者的身份，他们的汉语写作超越了绝对的宗教事务范畴，包含着许多关于“世界”的“有用知识”，在这些汉语写作之外，他们也为在欧美故国的读者写一些关于中国的作品。

在19世纪，出版于西方的介绍中国情况的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传教士特别是新教传教士所作。这些书刊的主要目的是展现圣灵在酝酿着全球性的大觉醒，并鼓动人们支持传教工作。但是，它们同时在“全球性”视角迅猛拓展的这一时期，为之提供了最切实具体的贡献。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个信息不对等的经典案例，使鲁迅等中国知识分子得以从外国作家那里获取关于自己祖国的信息。传教士属于一个跨国与跨语言的信息流动群体，这一群体主要用西方语言交流。与此同时，他们也和中国基督徒们一起属于另一个不同的信息流动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他们使用各种形式的中文交流。在致力于宗教传播之外，他们也介绍来自西方的技术、科学、历史和政治知识。

除传教士之外，在中国出版作品的另一群体是商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语言环境，并往往各有一份自己的母语杂志。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英语代替葡萄牙语成为通用语，并且是各通商口岸与香港境内最广为使用的语言。报纸上最新的船期、货物、价格信息，以及清朝廷与高级官员的相关动向，满足了早期外国商人关注中国新闻的需求。同时，它们也从本土国家带来了有关中国事务的消息，并为那些将引发全球性讨论的政治和商业热点话题提供背景知识。此外，它们还发布娱乐资讯。香港、广州和澳门（以及后来的上海）的早期报纸刊载每日商业新闻、翻译《京报》（Peking Gazette）上的消息并加以评论，还模仿英国《评论之评论》（Review of Reviews）杂志的风格，介绍西方杂志中那些中国读者会感兴趣的文章梗概。《新闻纸》（London and China Express, 1861—1921）为英国读者提供通商口岸新闻选摘，并为远东读者提供英国新闻选摘，是传教报刊所不刊登的中国资讯的主要来源。

最重要的早期英语商业报纸有香港的《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德臣西报》（China Mail）和《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还有后来的《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以及上海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1850—1940）。其中除了《中国之友》外都可以在数据库中阅览全文（虽然它们的质量良莠不齐，获取数据的难易程度也不稳定）。这些报纸积极参与了自19世纪20年代起盛行于英国的有关新闻出版应独立于政府管辖的讨论风潮。它们的编辑和记者们都坚持独立性，甚至连报纸老板的干预也加以拒绝：一位（来自怡和公司的）报纸老板有一次出于无奈竟写信给自己报纸的编辑，抱怨称其报纸攻击他自己的公司。

1900年之后，清政府将主要精力转向“新政”改革，这也同时促进了基础设施和服务（这两项建设都对国外开放竞争）的发展，于是国外商业团体的焦点也从贸易转向了投资。因此，另一类信息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有关货币流通、借贷和其他各种财政事务，以及基础设施和工业相关新技术的最新资讯。由于这类杂志都用英文出版，中国与那些西方强国之间的信息不对等现象便更加显著。《远东时报》（图1）是当时刊载工程类资讯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关规划信息的主要期刊。它于1904年由美国人李亚（Bronson Rea, 1870—1936）在马尼拉创办，但其总部于1912年迁至上海。中国人主办的有关建筑、建设、设计等的期刊由外国人或在外国接受教育的中国人所主导，同样是以英语出版的。例如1927年起在上海发行，并刊行至30年代的《六边形或建筑师杂志》（The Hexagon or the Builders' Journal，图2）。

从很早开始，清朝一些与外国人有正式接触的官员就将外国报纸视为了解其他国家信息的渠道。林则徐雇用了许多精通双语的海峡侨生（Straits Chinese）从这些报纸上收集信息并做出详细注解。后来，总理衙门也开始翻译相关文摘供内部传阅。

上海的外国商业团体与领事馆保持着距离，它们认为，与其受那些远在天边的官僚们的支配，不如通过工部局（city council）来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利益。在19世纪60年代初，上海公共租界是否应以一个汉萨同盟城市（Hanse city）为模型来开展城市管理，成为讨论的焦点。外语报纸不受中国政府的干预，并且人们认为它们的记者有着更高的职业水准，这成为外语报纸吸引一批中国读者的主要原因。而在这些读者看来，对于中文报纸中充斥着的对赞助人的廉价宣传和有失准确的报道，必须保持警惕。于是，西方强国意识到中国读者的这一高下评判后，便开始试图利用外语报刊向中国读者进行政治宣传。

外国商人与其中国买办的密切合作使得香港等通商口岸区域内的双语（其中之一为中文）人士越来越多。在这一群体中，有的来自海峡殖民地，有的是上过教会学校的中国人，有的父母来自不同国家，还有一些留洋归来的学生。因此，西文报纸就发展出了一个愈加庞大的中国读者群，他们渴望通过报纸了解最新的资讯。为了扩大这一群体以及他们所吸引的广告商数量，一些英文报纸开始发行中文版。它们基本上是英文原版的翻译，但也包含一些独立刊登的新闻。其中由《北华捷报》的一位外国主编所办的《上海新报》（1861—1872）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

最终，上海的外国人和香港的与外国出版商一起工作的中国人，都先后创办了全中文报纸。由美查（Ernest Major, 1841—1908）创办和经营的上海《申报》（1872—1949）与王韬（1828—1897）创办的香港《循环日报》（1874—1947）就是其中的先驱。它们都在中国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ire）的特定领域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它们体现着一种理想化的政体，使“上下之通”也就是朝廷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显得最为自然与轻而易举。除此之外，它们还都强调报纸的外媒出身、国际化的新闻工作者标准、新闻报道的全球化视野，以及广阔的通讯与发布网络，这些都效仿自国外最著名的报纸，并扩展到整个华语世界。如果说上海是个使用中文就可以游览的在中国境内的“西方”，那么这些报纸就是中国公共领域中的“西方”，人们不需要懂外语就可以通过它们阅读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信息。

第三类外语（尤其是英语）报刊的产生源自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对中国风物持有学术兴趣，并且他们往往也十分关注中国政治状况的改进。他们学术上的视野包括中国大学开设的科目（这些课程通常由外籍老师教授），如艺术、社会学和医学。《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Science, Art, Literature, Travel, Shooting, Fishing，上海，1923—1941，图3）是用英语出版的，同样的还有《中华医学杂志》（Chinese Medical Journal）、《南开社会经济季刊》（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 1928—1949），和《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图4）。天主教会在北京创办了刊物，并为其取了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字：《教务丛刊》（Collectanea Missionis Synodalis Pekiniensis, 1928—1947）。这份刊物极好地模仿了英国的《评论之评论》（Review of Reviews）。它基于1925年教皇发布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而创建，要求所有外国天主教神父不带有任何帝国主义倾向的态度，并不再考虑自己母国的利益。为体现这一通谕，《教务丛刊》不断从中国的英文学术报刊上转载文章，同时也刊发各类源稿件，其中包括汉语、拉丁语、英语和法语，并且随时不断增加新语种。刊物编辑为每篇文章附上了拉丁语简介。

如果想要感受民国时期社会历史领域内英语出版物的多样性与品质，只需浏览一下拉姆森（Herbert Day Lamson）在《中国社会病理学》（图5、6）的每一章节后所附的参考文献。这本杰出而篇幅庞大的教科书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