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入世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环境的变化对贸易格局的影响

一、对外贸易的整体格局

自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以来，随着对外开放领域的拓宽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对外贸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1—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超过20%。

以WTO为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是实现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渠道。加入WTO既是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必然选择，又是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一大契机。2001—200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入世当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突破500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六位。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8年进出口总额达到创纪录的25633亿美元。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大幅回落，同比下降13.9%，但进出口总额仍然高达22075亿美元，超越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而出口更是达到12016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出现恢复性增长，增长率高达34.7%。2011年，虽然世界经济整体低迷，但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步增长22.5%，仍然保持了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的地位。

从贸易顺差规模来看，2001年之后其出现迅猛增长，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达到了2955亿美元的顶峰。2009年之后中国贸易顺差经历了长达三年的下滑期，2012年贸易顺差出现回升，达2303亿美元。中国入世以来贸易顺差规模的变化反映出中国对外贸易环境的变化：2001年之后贸易顺差的加速扩张反映了加入WTO给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的巨大推动力；而2008年之后外贸顺差规模连续三年下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9年的3.9%、2010年的3.1%降至2011年的2.1%，这反映了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贸易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在2012年与2013年进一步扩张（见表2-3）。

对外贸易依存度又称对外贸易系数，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对外贸易总额与其生产总值之比。外贸依存度是衡量一个独立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及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程度的重要指标，具体可细分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分别表示内部经济活动与外部经济的联系程度和市场开放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应保持适宜水平，若过高，其经济发展就易受外部经济尤其是其负面的影响和冲击；若过低，则说明该国家或地区没有很好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

入世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呈现先快速上升而后逐步回落的发展趋势。首先是2001—2006年的快速上升阶段，外贸依存度从2001年的38%上升至2006年的65%；接着是2007—2009年的逐渐回落阶段，尤其是深受金融危机影响，进出口规模萎缩，导致外贸依存度从2008年的57%大幅降至2009年的44%；最后是2010—2013年外贸依存度恢复性上升并呈现稳中有降趋势阶段。此外，出口依存度明显高于进口依存度，这不仅揭示出了中国经济对出口依赖性较大的特征，而且也揭示出了巨额贸易顺差的来源（见图2-3）。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入WTO使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对外贸易蓬勃发展，2001—2008年，外贸平均增速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10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也稳步提高，并与同期全球范围内外贸依存度的稳步上升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从总体发展趋势看，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动与全球平均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与世界平均的外贸依存度变动比较平稳的态势相比，中国外贸依存度变动幅度明显较大：除2011年、2012年与2013年中国外贸依存度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外，2002—2009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3—2007年尤为明显，2005年更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见图2-4）。

事实上，FDI大量流入中国与人民币对外升值客观上推高了中国贸易依存度。中国长期以来是吸引和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入世之后这种特征更加明显，2009年中国FDI流入量为95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而FDI的大量增加带动了中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增长。2000—2007年，加工贸易占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比重基本保持在45%以上，即使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产业向国外转移的影响，2008年以来加工贸易的比重逐年下降但也仍超过35%。按照外贸依存度的计算方式，“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实际上属于重复计算，同时提高了出口和进口依存度，在相当程度上推高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若剔除加工贸易因素，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则会大幅下降，接近甚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计算公式中，分子是进出口总额，以美元计算，而分母是国内生产总值，是本币值经汇率换算后得到的，所以外贸依存度与汇率变动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币贬值，外贸依存度会上升；反之外贸依存度下降。如第一节所述，2001—2005年，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而从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呈现快速升值趋势，截至2011年年底累计升值幅度超过23%。2005—2011年，人民币的快速升值是导致外贸依存度呈总体下降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见图2-4）。

二、对外贸易的国家或地区结构

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积极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对外贸易从20世纪80年代起便有了显著的发展，而加入WTO则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加速发展的助推器。为进行比较，本节从2001年开始考察中国与多个重要贸易伙伴的对外贸易状况。

中国进出口市场均呈现一定程度的集中，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占贸易总额的较大比重。随着中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程度不断加深，中国进出口市场较为集中这一趋势正在逐渐减弱。出口方面，中国前十大出口市场占总出口的比重由2001年的87.1%下降到2012年的78.5%。进口方面，2001年中国对前十大进口来源地的进口占总进口的82.2%,2012年这一比例下降为69.1%。

中国大陆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根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外贸出口额按照产品的最后组装地来计算。东亚生产网络中，日本、韩国处于研发和部分零部件生产的高端，而中国台湾负责加工，中国大陆处于生产链条的最后环节，负责装配组装等，最后产品销往欧美市场。本节将从中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开始分析。

（一）中日贸易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中国与日本经济层面的交往也发展迅猛。根据商务部统计，2013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3126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1503亿美元，从日本进口1623亿美元。相比之下，在2001年，中日两国贸易额仅为877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额为449亿美元，中国从日本的进口额仅为428亿美元。十余年的时间里中日贸易规模增长了两倍多，其发展速度可见一斑（见图2-5）。

2001—2010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在2011年，日本的地位被欧盟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而在2012年，东盟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地。中日两国间加剧的贸易摩擦与复杂的政治关系，一定程度影响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如2012年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事件”，使中日贸易规模出现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下滑，下滑幅度为3.9%;2013年比2012年再次下降5.1%。

（二）中韩贸易

中韩双边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额从2001年的359亿美元迅速攀升至2013年的2743亿美元。自中国入世以来，在中国的三大贸易伙伴中，中韩贸易年均增长近19%，中美贸易年均增长17.6%，中日贸易年均增长12.8%，中韩贸易年均增长率分别高于中美贸易、中日贸易1.4和6.2个百分点。中韩两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强，合作远远大于竞争，双方都成为各自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13年，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相信中韩两国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后，双方经贸合作将进入新阶段。2001—2013年，中国对韩国进出口额如图2-6所示。

（三）中国大陆同中国台湾的贸易

自入世以来，中国大陆已连续多年成为中国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这是由以下两点原因造成的：其一是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积极开放的经贸政策；其二是中国台湾比较优势主要集中于产品与技术研发及上游原料与零部件生产，而中国大陆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从而带动了从中国台湾的进口。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3年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贸易额为1972亿美元，占中国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的4.7%。其中，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出口额为406亿美元；自中国台湾的进口额为1566亿美元。截至2013年12月月底，中国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90018个，实际使用台资591.3亿美元。目前，中国台湾是中国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见图2-7）。

（四）中国内地同中国香港的贸易

中国香港一直是世界上金融、航运、贸易中心，也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世界经济体。回归之后，在中国内地的支持下，中国香港更加巩固了其各种中心地位，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中国香港成为中国内地走向世界的翘板，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促使双边达成互利双赢。

中国香港作为重要的转运港口，是中国内地货物的最大出口市场。2001年，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出口额为218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内地货物出口额的21%，之后这一比重呈现出整体下降的趋势；2013年年底，出口额为384亿美元，出口比重下滑至17.4%，进入一个较为平稳的温和增长阶段。中国内地生产、中国香港销售的模式进一步强化使得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的贸易顺差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速。2013年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的贸易顺差为222亿美元，同比增长20.5%（见图2-8）。

（五）中国同东盟的贸易

2001年，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额为416亿美元，之后十年间双方贸易规模扩大了6倍多，年均增长率超过25%。特别是在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运行的第一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2928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37.5%，其中自东盟进口1546亿美元，增长44.9%；对东盟出口1382亿美元，增长30%。2011年，双边贸易额又迅速增加到3629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2012年，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十周年之际，中国与东盟进出口总额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突破了4000亿美元大关（见图2-9）。

2013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规模为4436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0.7%。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24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5%，是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当中出口增速最快的。目前，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和美国，排在日本之前。东盟是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

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的逐步深入体现出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态势，中国与东盟成员均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度高，全球经济的变动会对其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运而生，对区域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六）中国同欧盟的贸易

欧盟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加入WTO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迅速。2002年欧盟为中国的第一大技术来源地、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引资来源地。2004年，欧盟东扩后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张，双边贸易额从1975年建交时的24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年底的1773亿美元。截至2013年，欧盟连续九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海关数据显示，欧盟在2007年至2011年是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然而，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升级，欧洲经济出现衰退迹象，这影响了欧洲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自2012年开始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开始下降，2012年较2011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013年再次下降了2.46个百分点，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降为15.3%。截至本书写作时，欧盟已经退至中国香港与美国之后，成为中国内地第三大出口目的地。

2011年，欧盟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在2012年，欧盟继续保持了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金融危机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需求减弱，而欧洲债务危机又影响了欧洲内部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稳定增长成为带动欧元区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之一。2001—2013年中国对欧盟进出口额如图2-10所示。

（七）中国同美国的贸易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美双边贸易不仅是当今世界经济最为活跃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入世以来，中美贸易加速发展：2001—2013年，中美贸易规模年均增速为16.8%。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更是一路攀升。2001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为10%；到2013年，美国接近20%的进口品来自于中国。与出口相比，美国在中国进口中的地位略逊一筹，是中国第五大进口来源地。2001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例为10%。2013年，中国大陆从美国的进口额仅占总进口额的8%左右，落后于欧盟、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2013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图2-11显示出了2001—2013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额。

三、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

本报告关注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特征，细化不同类别商品的贸易状况，通过产品层面的贸易形势分析对外贸易环境变化对中国贸易格局产生的影响。概括地说，入世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产品结构有如下变化趋势：初级产品逆差持续上升，工业制成品出口占绝对优势地位，机电产品进出口均处于下降趋势，高技术产品的国外需求保持稳定。

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是对进出口产品的结构按加工程度高低所做出的最基本的分类。初级产品指未经加工的或经初步加工的产品与加工后的农副产品，包括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饮料及烟类，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动、植物油脂及蜡五大类产品。工业制成品指经过复杂加工的工业产品，包括化学品及有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未分类产品五大类。

（一）出口的产品结构

1．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变化

自中国入世以来，截至2013年年末，中国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9.9%降至2013年的4.9%。其中，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在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变化不大，2009—2012年一直在2.6%左右波动。饮料及烟类变化很小，一直在0.1%左右波动。非食用原料一直在0.6%～1.5%波动，变化也很小。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下降趋势明显，从2001年的3.2%降至2013年的1.5%，是促使初级产品出口占比下降的主要因素。动、植物油脂及蜡大体稳定在0.03%左右，无明显变化。同期，工业制成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90.1%增至2013年的95.1%，增加了5个百分点。

2．工业制成品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 SITC），工业制成品中的化学品及有关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可以被划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杂项制品以及未分类产品可以被划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先降后升。2001年，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为54.8%，而后逐渐降至2010年的39.8%，但从2011年开始反弹，小幅增至2013年的44.9%。其中，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占比从2001年的18.3%降至2009年的15.4%，然后又呈现上升趋势，2013年为17.2%。杂项制品2001年后呈现下降趋势并在24%左右波动。2001—2013年未分类产品的占比在0.07%～0.3%波动，其出口额较小，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先升后降。2001年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45%，随后逐渐上升，在2010年达到顶点58%，在2011年时由升转降，2013年为55.1%。其中，化学品及有关产品从2001年起大致保持在5.5%左右，无明显变化，而机械及运输设备占比变化较大，是影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变化的主要因素。事实上，机电产品是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类，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外贸出口增长最快的类别，而近期增长却呈现放缓趋势。机械及运输设备占比从2001年的40%升至2010年的52%，之后开始下降，2013年为47%。2001—2013年中国对外出口商品结构见表2-4。

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可以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各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消费水平下降，投资减少且进口需求萎缩，导致中国出口企业订单减少；其次，部分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货币供给，导致其本国货币贬值，相比之下，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相对价格上升；最后，贸易保护主义始终活跃在国际上，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部分国家或地区采取反倾销、反补贴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措施限制中国产品进口，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变化。

（二）进口的产品结构

1．初级产品需求上升，能源性产品需求稳健

自中国入世以来，初级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001年的18.8%提高到2013年的33.7%。初级产品的逆差额在2001年较低，仅为194亿美元，此后一路攀升，到2013年高达5503亿美元，13年增长了27倍，这意味着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内的原材料、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已无法满足需求。农产品进口迅猛增长已成为中国进口形势中最为显著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农产品是生活和消费基本品，国内粮食需求不断增加，尤其是近年来出现大范围自然灾害，导致中国对农产品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包括大豆、食用植物油与谷物在内的农产品进口增速非常显著。以铁矿石、煤、成品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进口数量受到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同时也取决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客观需要，总体来看在过去十余年其处于快速增长态势。

2．机电产品进口额逐步下滑，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基本保持稳定

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在全球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成为全球机电产品贸易发展的最大动力。2001年机电产品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比重为49.5%，之后占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世界，由于受经济增速减缓等因素影响，机电产品进口额有所下降。2010年，机电产品进口额占全部进口额的比重为47.3%,2013年降低为43%。中国在加工贸易这种重要贸易方式中，技术含量高的关键零部件主要依靠进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厂商对半成品的进口需求日趋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企业近年来技术水平的提高。由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中国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稳健，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所占比重始终保持在30%左右。2001—2013年中国进口商品结构如表2-5所示。

四、地区出口贸易格局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贸易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良好的投资环境、开放而富有巨大潜力的市场使得中国成为国际投资的热门选择。在2000—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发生了几次重大变化：其一，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快速崛起，在2004年、2005年分别在进口和出口份额方面超越以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区域。其二，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二者的进口份额之和在2003年达到峰值72.4%，出口份额之和在2010年达到峰值75.4%。其三，从2005年开始，中西部地区的贸易份额开始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中西部地区的增长趋势得到强化。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内部的经济结构改变以及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

从长期视角来看，中国贸易的地区格局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中西部地区贸易份额增加的同时，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的贸易仍然保持缓慢增长。其二，沿海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以及土地等要素价格相对便宜。但随着中西部地区承接转移的产业越来越多，优势将逐步消失，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非常有限。因此，沿海地区主宰中国对外贸易格局的局面仍然会维持下去。

五、中国进出口企业性质

中国加入WTO以来，各类企业的出口额均保持着上升态势。图2-12从企业性质对比角度对出口增长趋势进行了考察。在中国刚刚加入WTO之际，国有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基本持平，之后两者呈现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加入WTO使中国的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使外商投资急速上升。2008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超过8000亿美元大关，金融危机之后虽然出口额出现短暂下滑，但随后触底回升，2011年更是突破10000亿美元。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出口额从2001年到2008年一直呈现平缓的增长态势，2009年到2011年有所波动，然而2011年之后出口额逐步下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积极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后给民营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和发展空间，民营企业与集体企业对外出口额也保持着快速增长趋势，尤其在金融危机后，更是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其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20%，高于同期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长率。

这充分体现出加入WTO给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的变化：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企业经营外贸活动采取“审批制”管理方式，只有获得外贸经营权的企业才可从事贸易活动，这实际上是政府对外贸经营权的控制，对外贸活动造成了扭曲；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逐步放开外贸经营权，用“注册制”代替“审批制”，到2007年7月，取消了对所有主体外贸经营权的行政审批。在“审批制”下，获得外贸经营权的主要是国有企业，而其他性质的企业只能通过具有经营权的国有企业代理而出口自己的产品，这就造成了几乎全部出口额都记录在国有企业账上。而在“注册制”下，企业只需填一张简单的登记表格并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即可从事贸易活动，企业所进行的登记是为收集信息而履行的手续，不再是行政审批，这就放开了贸易权，推动了外贸经营主体多元化的发展。

外资企业和集体、私营企业的出口能力高于国有企业，这意味着在贸易权全面放开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在对外贸易领域已经无法同外资企业和集体、私营企业对抗。根据Melitz（2003）的理论，一个行业内生产率高的企业从事出口，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从事内销，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整体上低于上述两类企业。

这些现象反映全球生产分割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外包策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欧美跨国公司的很多供应商从前坐落在东亚，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入世以后，这些供应商将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生产的产品仍销售给欧美的跨国公司，致使中国的出口额迅速增长。这样，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也促使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迅速增长（Jarreau and Poncet,2009）。

六、中国进出口贸易方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尤其是劳动力的价格）低廉，“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但由于产品研发和销售等获得利益的关键环节全部在国外，中国加工贸易企业仅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产品的附加值和加工贸易增值率都很低。

入世以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持续在中国的对外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加工贸易出口份额连年超过50%。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债危机、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国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对外贸易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纠纷对中国出口企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11年，中国一般贸易出口首次超过加工贸易出口，这表明中国贸易出口结构在不断优化。2013年，中国一般贸易出口额为1.09万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9.2%，加工贸易出口额为0.86万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8.9%，其他贸易进出口额为0.26万亿美元，增长18.3%，占出口总额的11.9%（见图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