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外贸易环境变化对中国贸易利益的影响

一、贸易利益的定义

贸易利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国际贸易而获得的较之自给自足经济的福利改善，可以将其划分为狭义的贸易利益和广义的贸易利益。一般而言，狭义的贸易利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国际贸易能以相同的成本获得比贸易前更多的产品，或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与贸易前相同的产品。事实上，狭义的贸易利益是开展国际贸易所追求的基本利益。相对于狭义的贸易利益，广义的贸易利益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优化和改善产业结构，增加劳动就业，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

二、贸易条件

价格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 NBTT）是指商品的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它衡量的是出口对进口的单位购买力。若报告期内出口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基期减少了，则认为贸易条件恶化了；若报告期内出口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基期增加了，则认为贸易条件改善了。表2-6以2000年为基期，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入世以来价格贸易条件总体上呈现出逐年恶化的趋势，2011年达到谷底70%,2012年小幅上升到72%，年平均降幅达2.7%。将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化趋势与其他金砖国家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只有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在考察期间内出现了大幅度恶化，其他国家价格贸易条件虽然在部分年份出现过暂时性恶化，但总体上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改善（见图2-14）。

由上节分析可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进出口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外商投资的影响。中国流入的FDI大部分在出口部门，中国制造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的一环，中国因具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加工贸易中的设计研发和营销渠道等关键要素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外商手中。中国厂商生产商品的单位附加值低，出口产品虽拥有低价格优势，但这种贸易结构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高，使得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出现恶化。

收入贸易条件指数（Income Term of Trade, ITT）是用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乘以出口商品物量指数得到的，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商品总体进口能力的变动情况，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从国际交换中所获得的贸易利益总量的变动趋势，对宏观经济有较为直接的影响。入世以来，中国融入全球要素分工网络的步伐不断加快，商品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充分利用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获取贸易利益。

从表2-7可以看出，中国出口商品物量指数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以2000年为基期，该年指数为100，截至2012年年底已经达到682，反映出中国入世以来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经过计算得到的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也呈现出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100增加至2012年的490，增长近4倍，年均增长率达14.2%。结合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中国出口贸易量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从而带来了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

通过进行横向比较可以看出，过去十几年来金砖国家收入贸易条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且呈现差异化增长趋势。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贸易条件出现恶化，但短期内下滑的趋势很快得到遏制，重新恢复了高速增长。中国是所有金砖国家中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改善幅度最大的，说明了中国通过出口带来的购买力提升最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入世以来在对外贸易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见图2-15）。

三、宏观经济

入世以来，中国履行入世承诺：降低平均关税水平，取消大量非关税措施，修改完善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措施，在服务贸易领域加快对外开放。中国深层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与时俱进，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是经济总量的变化，从2001年到2012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2007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纵使经历了2008年罕见的全球金融危机，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也在短时间内从危机中走出，并恢复到危机前的经济增长水平。其次，人均GDP从2001年的8622元上升至2012年的38459元，增长了3倍多，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同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贸易规模以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发展，于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进出口总额达4.159693万亿美元，在国际贸易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见表2-8）。

最后，中国自入世以来常年保持对外贸易顺差，且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虽然长期以来总有“顺差在中国，利润在国外”的评价，但是应该客观地评价中国的贸易顺差。一方面，在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体系下，中间投入产品对本国优势资源的使用使其成为本国与外国企业的共享资源，一国的贸易顺差不仅包括该国的要素收益，而且还包括跨国公司相当比重的利润，因此不能将贸易顺差与国际贸易画等号。另一方面，近两年来中国的顺差结构与2008年之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般贸易取代加工贸易渐成主导，顺差的组成形态自然也与此前不尽相同。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民营企业出口比重提升，对外资企业的依赖减小，结构更趋合理。这体现了中国对外贸易自主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以加工贸易和低附加值为主的顺差结构持续改善，中国正在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伴随着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纪录不断被刷新，超过了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和加拿大外汇储备规模的总和，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01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仅为2122亿美元，2006年突破10000亿美元，2009年突破20000亿美元大关，截至2013年年底，外汇储备规模已达38213亿美元（见图2-16）。

巨额外汇储备背后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一，中国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是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2001年，中国贸易顺差为225亿美元，而截至2013年，这一数字已增加至2303亿美元。其二，由于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市场前景广阔，中国吸引外资能力不断增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流入国之一。201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达1187.2万亿美元。其三，在人民币升值心理预期的作用下，大量国际热钱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流入中国套利，并以多样化的名义结汇。

如此迅猛增长且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需要我们以理性的眼光来评判。一方面，充足的外汇储备标志着一个国家主权信用的可靠性，是国家经济与金融实力的重要体现，外汇储备规模的扩大较为合理地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足额的外汇储备是保持金融市场稳定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必要时可以用其来应对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各种突发事件。另一方面，急剧增长的外汇储备也使中国增加了货币的供应量，加大了市场流动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同时随着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大，大量国际热钱涌入，从而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使国内金融市场风险上扬。

另外，中国外汇储备的结构相对单一，美元资产比例过高，债券占主导地位，股权投资比例不足，这种以美元为主体相对单一的外汇储备结构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构成了严重威胁。事实上，美国多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向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出通货膨胀，巨额外汇储备的实际价值缩水是不争的事实。未来，科学合理地确定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调整外汇储备中的币种结构、建立完善的外汇储备风险防范机制将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任务。

四、就业水平

在当今国际生产体系下，贸易发展及贸易自由化对各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互惠开放的全球化时代，中国连续多年的大规模出口对就业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出口产业的联动效应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进一步提升就业人数。表2-9和图2-17是中国入世以来城镇就业人员的整体情况，从中可以发现过去十年间城镇容纳的就业人员总数逐年攀升，积极地对外开放和贸易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就业水平。从表2-9中可以发现，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充分展现其经济活力，跨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本土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其中尤以私营企业为典型代表：2001年，私营企业城镇就业人员仅为1527万人，然而十年后的2011年，私营企业城镇就业人员超过国有企业城镇就业人员，达到6912万人，2012年再创新高，达到7557万人。相比之下，国有单位城镇就业人员出现轻度下滑，从2001年的7640万人下降到2012年的6839万人，这符合入世以来中国出口企业性质的分布，也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生了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实际利用FDI金额也不断增加，FDI流入对中国平均工资水平提升的贡献逐步加大，产生了明显的正外溢效应。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推高了中国当地其他企业的工资，并提高了中国城镇的总体工资水平。十几年来，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都在逐年上升（见表2-10和图2-18）。

五、垂直专业化分工

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中间产品频繁跨国流动，国际贸易由传统分工模式下的最终产品贸易越来越多地转化为工序贸易，中间产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在全球生产网络分工模式下，以垂直专业化分工和中间产品频繁跨国交易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不仅使国际贸易流程复杂化，而且造成了贸易利益主体多元化和贸易利益分配复杂化。

入世以来，中国融入全球要素分工网络的步伐在不断加快，中间产品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等加工贸易的比重不断攀升。作为人口大国，要素分工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劳动力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及获利的机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中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和宽松的贸易政策迅速融入东亚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并成为东亚生产网络制造中心。

按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顺序，商品的全球价值链可以被划分为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产品研发，包括研发、创意设计等，在这个环节，主要投入要素是先进技术；第二个环节是零件生产，这个环节主要投入要素为资本和中低等技术要素；第三个环节是组装加工，主要投入要素为廉价劳动力；第四个环节是销售，包括品牌推广及售后服务等分工环节，主要投入要素为营销渠道和品牌。

就价值增值能力而言，以上四个环节呈现由高向低再向高的“微笑曲线”形状。靠近微笑曲线中间的环节，如加工制造、装配等环节，在价值链中创造出较低的附加值，因而获得较低的贸易利益，靠近微笑曲线两端的环节，如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品牌等，在价值链中创造出较高的附加值，因而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事实上，在要素分工的格局下，中国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参与产品生产的加工及组装环节，而这些环节的增值率却非常低，利益分配的相对地位长期锁定在最低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获取的巨额贸易顺差及加工收益并不意味着对等的贸易利益，反而意味贸易增长方式的粗放性与低效性（见图2-19）。

中国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并影响到中国持续获取正常的贸易利益。2000年以来，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中美贸易摩擦与争端明显加剧；中国与日本、欧盟的贸易摩擦也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与出口竞争对手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