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对外贸易环境、贸易格局与贸易利益

第一节 中国入世以来对外贸易环境变化的特征

一、国际经济运行状况

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在21世纪的开篇，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发展日趋高速化、综合化、深入化，全球经济强劲扩张。据IMF统计，2001—2004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5%、3.1%、4.0%和5.3%。2004年后，世界经济取得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强劲的增长，而且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也空前之多，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波动性大幅下降。在2004—2007年，全球约2/3国家或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4%。

然而，全球在2008年遭遇了罕见的金融危机，2008年最后几个月，全球产出量和贸易量急剧下降，经济增长放缓。其中，发达经济体下滑幅度最大，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持续加剧金融压力的美国尤为典型。由于政策未能消除不确定性，金融危机持续存在，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资产价值大幅下跌，居民财富减少，因而消费需求面临向下的压力。事实上，高度不确定性促使居民和企业推迟支出，使得对消费品和资本品的需求减少。普遍的信贷中断限制了居民支出，并使生产和贸易下降。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遭受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下降至0.5%，按市场汇率衡量则为负值。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各个国家或地区在稳定金融形势、刺激经济复苏、改善基础设施、培育新兴产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大规模综合性措施。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以往，世界经济复苏过程曲折缓慢。

危机后，美国通过扩大基础货币供给持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这一政策在为美国扩大财政支出、维持赤字政策提供支持的同时，也导致美元持续贬值，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美国外债的市场价值也因此大幅度缩水。该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目前，美国经济正稳步前行，基础经济状况依然按预期发展。有利的金融市场环境和住房市场的好转使居民资产负债表有所改善，确保了美国更为坚实的消费增长。

在欧盟边缘国家，低增长率、财政困境和金融压力相互作用，带来了十分严峻的问题。在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高利率的环境里，恢复财政和金融可持续性成为一项重大挑战。由于主权利率上升，银行去杠杆化对实际经济产生效应，以及欧元区政府宣布的进一步财政整顿带来的影响，欧元区经济在2012年陷入轻度衰退。在欧元区，尽管各国调整工资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以及欧盟范围内针对欧元区危机采取的强化政策措施降低了尾部风险，并改善了外围经济体的主权融资状况，但是，欧元区的短期增长状况仍然不容乐观。

金融危机严重地冲击了日本经济，使已经萧条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陷入了更为苦难的境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2年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包括货币宽松、财政刺激、结构性改革三大块内容。但事实上，日元贬值后，日本出口依旧没有改善。各界预期，如果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不能扭转日本的经济形势，那么日本经济将陷入更进一步的衰退。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放缓。相比过去，许多新兴经济体更加强健的经济框架为实施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大空间，这有助于缓解这一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所带来的影响。事实上，金融危机并未给这些经济体留下持久创伤。这些经济体的初始财政和金融状况基本上都有所改善，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危机后较短时间内出口总体上恢复，曾出现的外部需求短缺基本上被国内需求的增长所弥补。然而近年来，新兴市场风险呈上扬趋势。许多经济体近期经济活动的加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支持性的政策。但发达经济体的疲软将对外部需求以及商品出口方的贸易条件产生不利影响。2012—2013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5.75%，比2010—2011年达到的6.75%的增长率显著要小，这反映了外部环境的恶化，以及主要新兴经济体内部需求增长的减缓。亚洲仍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13年的3%上升到2014年的3.6%和2015年的3.9%。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在2014—2015年将上升到2.25%左右，相比2013年，改善幅度约为1个百分点。美国经济的增长将最为强劲，约为2.75%。欧元区将是正增长，但增长速度有差异：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更为强劲，但债务（包括私人和公共债务）水平高、处于金融分割状态的经济体的增长将更为疲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将从2013年的4.7%逐步增加到2014年的5%和2015年的5.25%左右。发达经济体更强劲的需求将促进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但金融条件的收紧将抑制国内需求增长。

二、国际政治形势变动

国际政治形势持续发生着深刻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的政策调整和中国的加速崛起构成了世界格局加速变化的推动力量。在此背景下，国际政治在权力结构、问题议程和决策规则等层面上都呈现出新的内容。概括来讲，由于美国战略地位的相对下降和新兴经济体的整体性崛起，国际权力结构的多极化趋势愈发明显；国际问题议程从传统国家间关系向国家内部调整和全球性热点上下两个层面转移；危机所导致的全球性合作使得G20的作用提升，成为未来国际政策协调的主要机制。

国际权力结构多极化已成为现实。21世纪以来美国的优势地位不断遭到削弱，小布什单边主义的蛮横姿态迅速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和道德威望；反恐战争的久拖不决证明了美国对外决策的战略性失误，加剧了美国的能力透支；一意孤行地推广民主造成了众多后发国家的治理失败，美国模式的吸引力有所下降；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进一步伤及美国的金融权威和自由市场理念。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下降形成对比的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整体性崛起。过去20年来，世界经济体系内出现了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整体性崛起。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其他一些国家现在成为了打造国际关系角色“名单上的新人”。这些国家在全球市场开放的战略机遇下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从自我封闭走向对外开放，经济效率大大提高，国家实力明显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在议事日程上，国家内部治理和政策调整以及诸如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清单正向上下两个层面转移。在国家内部层面，传统大国都面临着内部政局变化和寻求新的发展动力的问题。尽管全球性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但在可预期的一段时间内各国仍将在没有结果的争吵中前进。原因是，在几乎所有的全球性问题上，各国在面对共同威胁的同时都存在重大的利益分歧，政治承诺和实际操作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国际决策机制出现重大变化。长期以来，美日欧是世界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它们的发展态势及相互间的博弈关系决定了世界经济的基本图景。反映在决策机制上，即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组织主导着世界范围内的规则确立和议程设定，即使是联合国也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然而，在此次金融危机迅速蔓延的背景下，无论是全球性的决策机制，还是地区性的协商论坛都表现不佳。相反，在决策效率和代表性两个层面更加平衡的G20受到青睐，并迅速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论坛。会议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和解决全球经济失衡方面取得了广泛共识。G20更是被确定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主要政策协调机制。

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调整和国际体系变革的深入推进，金融危机也在深化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国际关系中的各大力量积极谋求核心竞争力，抢占后危机时期的战略制高点，也在加紧展开新一轮的政策调整与战略互动。在后危机时代，各大国共同面对全球危机的挑战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在相互依存、共渡难关的政治经济合作发展理念驱动下，大国关系呈现出稳中有进的态势，缓和、协调、合作成为大国的主流关系模式。然而，在新的国际政治环境演变过程中，这种协调合作关系并不意味着竞争因素的减弱和对抗思维的消失，众多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依然会存在。

三、全球贸易形势变化

中国入世以来，在世界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世界贸易增速也保持着较高水平，而且比世界经济增速更快。WTO的统计表明，按不变价格计算，世界货物出口量在2001年因经济衰退下降0.5%后，2002年增长3.5%,2003年增速加快至5.5%,2004年更是强劲增长10%,2005年增幅回落至6.5%,2006年与2007年的增长率分别为8%与6%。

2008年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之中。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大幅萎缩，加之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出台贸易保护政策，使国际贸易雪上加霜。经济全球化已形成全球生产链。事实上，贸易的扩张或萎缩不再仅限于生产国和消费国，在贸易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其影响迅速扩散到相关的国家或地区。2008年第四季度，全球贸易甚至出现罕见的负增长。

随着全球经济缓慢复苏，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都走上了复苏之路。2011年，全球货物出口达到18.09万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18.89%，超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2008年的16.11万亿美元；全球服务贸易出口达到4.24万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10.65%，超过2008年的3.91万亿美元。2012年，受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需求不振等不利因素影响，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率下滑至2.5%。此状况在2013年也并未得到改观（见图2-1）。

从世界贸易的增长格局来看，世界贸易发展的主导力量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其中，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不断加深，进出口增速高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且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不断提高。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40%以上，比10年前提高了大概10个百分点。发达国家或地区在世界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55%，处于历史的最低水平。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增速相对缓慢，发展中经济体和独联体国家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的主要来源，对世界贸易的拉动作用日渐加大（见表2-1）。

受全球经济增长低迷、金融风险高企等因素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内升温并迅速蔓延开来。2012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FDI）复苏势头受挫。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估计，2012年全球FDI金额下降18.3%，约为1.3万亿美元，再次跌至2009年低谷时的水平。其中，发达国家或地区的FDI流入额从2011年的8078亿美元急剧下降到2012年的5489亿美元，降幅高达32.1%；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FDI流入额从2011年的7027亿美元降至2012年的6804亿美元，但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发达国家或地区。2013年，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信心略有增强，国际投资温和上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预计全球FDI规模为1.4万亿美元。过去十余年，由于人口增长及中国、印度和前东欧集团国家日益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全球有效劳动力增加了三倍。劳动力的日益全球化使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报酬普遍提高，同时也使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收入占比减小。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2009年年初急剧下跌至谷底，而后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强劲反弹。2010年与2011年，世界经济持续复苏，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涨，但涨幅逐步缩小。2012年，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呈下滑趋势，欧债危机引发出口需求急剧萎缩，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路径出现明显差异。目前，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等内部问题，短期内经济恢复高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但继续下行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可以预计，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全面回升之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空间将是有限的（见表2-2）。

四、世界各国贸易政策演变

中国入世以来，在WTO的倡导下，传统的非关税壁垒，如配额、进口许可证等逐渐弱化，同时当代国际贸易中非关税壁垒呈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些更为隐蔽、复杂的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型非关税贸易壁垒日趋增多。尤其是2008年以来，经济危机在全球爆发，继而引发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以公平贸易和人类健康、生态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面目出现的更为隐蔽和“合理”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得到发展，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越来越频繁，政策措施越来越全面。特别是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复苏较慢，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但面临中长期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艰巨任务，就业压力长期存在，同样也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机。

具体来看，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逐步由非定型化向制度化转变。非定型化指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针对某项进口商品实施限制性措施，这些措施之间不关联，形式和内容都不十分确定，而且往往是一些临时性的贸易保护措施，如茶叶、大米、羽毛羽绒制品等个案。制度化是指政府以协调为中心、以干预为主导、以磋商为手段，制定长期制度对贸易活动实施管理，这些措施彼此关联、彼此配合，具有综合性、系列性特点，如欧盟的《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限制电子电气设备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生态纺织品和服装指令》和《关于化学品的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的咨询文件》，美国的《公共健康安全与生物恐怖预备应对法》，以及日本的《食品卫生法》中有关农残标准的规定，它们影响了整个行业及上下游产业，都是典型的制度化限制措施。

事实上，虽然WTO主导国际贸易舞台，但是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作用也很大。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全球化的目标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必要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使国家和地区集团得以协商尚不具备多边谈判条件的事项，并形成相应的规则和承诺。

最后，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企图从战略上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其中对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中国产品出口，就是经济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同中国的竞争关系日趋明显，其对中国快速崛起持谨慎态度，也有对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机。

五、国际货币体系演变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即所谓的牙买加体系。在牙买加体系下，美元摆脱了过去兑换黄金的法定义务，但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及掌握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等原因，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储备货币的地位没有改变。但是，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里，单中心构架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具有系统相容性，这使得区域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多中心结构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流发展方向。

本节重点关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的变化和演进。一方面，中国加入WTO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欧元等世界主要货币呈现缓慢升值趋势：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至2010年年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5%。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全年平均汇率为6.46。2012年，人民币升值速度继续出乎市场预料，全年平均汇率为6.31。2013年内，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8%。截至2014年12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6.18（见图2-2）。

另一方面，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正在逐步具备。中国加入WTO后，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逐渐放开。到目前为止，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在资本项下43个科目中，人民币大部分已实现或基本实现可兑换。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2009年7月2日，随着《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实施细则》的公布，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首先在上海、深圳、广州、珠海、东莞5个城市365家企业展开。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的开展，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全面正式的人民币国际化安排的开启。2010年6月19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国内试点扩大到20个省份，国外使用地域遍及全球。2011年年初，人民币跨境结算已覆盖全国，并扩展到资本项下。至此，人民币开始了承担国际义务的新征程。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由怀疑、冷漠甚至带有敌意性的忽视转变为关注、响应，甚至程度不等的欢迎。

后危机时代，新型国际货币体系将会被重新建构，而这取决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随着美国、日本和欧洲经济陷入衰退，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美元的地位将逐渐弱化，金砖国家货币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多种储备货币竞争的局面将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