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开拓办学 呕心沥血育人——追忆李文海同志
周建明[1]
李文海同志自1985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到担任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在学校领导岗位工作了15年，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改革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他担任学校主要领导的13年间，团结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在困难的条件下，兢兢业业，锐意改革，艰苦开拓，不仅在学校的民主办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提升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应有地位，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实事求是，民主办学
中国人民大学自其前身1937年在战火中诞生的陕北公学开始，历经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直至中国人民大学，形成了独特的优良传统和校风。学校的历任领导都对此进行过概括总结。1988年11月3日，时任校长袁宝华将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勇于开拓，民主办学，艰苦奋斗。”1992年在校庆55周年之际，时任党委书记李文海对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了具体的阐述，在谈到民主办学时指出，办好一个学校，不依靠广大教工的积极性、不依靠广大学生的积极性，是不行的。调动师生员工参与学校工作的积极性，是办好学校的最重要保证。特别是对于担负领导责任的同志来说，广开言路，自觉地多征求和听取群众的意见，包括一些批评得很尖锐的意见，十分注意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少出差错、少犯错误、尽量使工作做得好一点的不二法门。
确定中国人民大学“实事求是”校训
实事求是，是自1937年成立陕北公学，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核心灵魂。毛泽东曾经为陕北公学规定了“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实事求是”作为校训，是在李文海担任党委书记时确定的。1992年5月20日，中共中国人民大学第十届委员会第8次常委会提出讨论了以“实事求是”为校训，6月15日提交到中共中国人民大学第十届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时任副校长罗国杰阐述了“实事求是”校训的内涵。在通过校训前后，学校委托时任副校长杨德福专门寻找校训石，记得我曾随杨德福副校长、郝彦桐秘书长、相三栓总务长到海淀区苏家坨附近的河滩去找过，但是不尽如人意，最终杨德福副校长在河北革命老区曲阳县找到，也就是现在学校正门耸立的汉白玉巨石。这块汉白玉太重，当时没有可以承载的车辆，只得将石头破开运回后重新粘接上。
民主办学，需要党政协调
民主办学，首先体现在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在学校大政方针的协调一致方面。
在李文海同志担任党委书记、校长的13年间，曾经与他共事的有袁宝华校长、黄达校长和马绍孟书记。而在此期间，也是社会上对党政主要领导谁是一把手颇有争论的时期。李文海明确地认为：“书记、校长应该在很多方面做出表率，但首要的和根本的，是要在团结问题上做出表率。要把维护团结看作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一个单位，领导班子不团结，必然要影响到群众，很难形成合力。班子不团结，对群众就有亲有疏，有偏有向，办事就不能公道；研究问题，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工作起来，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群众无所适从。情况严重的，甚至内耗不断，互相拆台，弄得水火不容，势如冰炭。这样的情况，哪里还能搞好工作？这恐怕是一个规律：哪个地方领导班子不团结，那里的正气就不能抬头，工作就不能有起色。”
他强调，党政要有分工。书记和校长的工作职责、工作角度、工作内容甚至某些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可以说，书记和校长在学校这个社会环境中担负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但分工不是分家，是从不同的方面去完成共同的目标和任务。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校的党政主要领导的办公室或者相邻，或者门对门，在袁宝华担任校长、黄达主持学校日常工作期间，李文海担任党委书记，那时学校领导的办公室是在当年的机房（现在的逸夫会议中心位置），每间办公室都是用纤维板隔开的，黄、李的办公室是相邻的。后来，搬到现在的体育部办公楼，担任校长的李文海的办公室与党委书记马绍孟的办公室是门对门，他们的办公室只要有人在，门是敞开的，不但他们之间可以随时相互沟通，就是教职工和学生来找他们都不用敲门。在黄和李之间、李和马之间，有关学校的大政方针，重要人事事宜，在提出讨论之前总是相互听取对方的意见、想法，在取得一致之后，征求相关同志的意见，之后才提交会议讨论决策。
这种党政主要领导团结协作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时任校长的李文海与时任党委书记的马绍孟以谈话体共同撰写的《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书记、校长二人谈》一文中，该文发表在1997年第六期《中国高等教育》杂志上。
民主办学，需要制度保障
李文海同志认为，实现党政班子的合作、配合，要解决好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相互之间的理解、谅解、支持和友谊；二是制度的保证。前者是干部素质问题，后者是工作制度问题，两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比较优良，相互之间就容易沟通、认同，形成工作的合力，共同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但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再好，缺乏制度的保证，也难免发生问题；有了合理、严密、完善有效的工作制度，领导干部的工作行为就有了规范，工作运行就有了程序和规则，有利于形成在照章办事的前提下党政工作协调开展的局面。但是，制度定得再好，领导干部的素质不高，照样可以对制度条文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把工作弄得乱七八糟。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素质，加强工作制度的建设，是领导班子建设需要解决好的两个现实问题。对于领导干部本身而言，无论是行政干部还是党的干部，都要加强学习，提高觉悟，增强大局观念和整体意识，善于采取换位的方法进行思考，自觉尊重和遵守不同系统的工作制度和规则，正确对待不同系统工作的困难和问题，求同存异，团结共进。对于党政两个一把手来说，在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上，责无旁贷地负有特殊的责任。首先，要在相互友好的支持方面率先垂范，为班子中的其他成员做出表率；其次，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妥善协调工作关系，正确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及时调整、完善工作制度，并对工作制度的执行和落实进行有效督促。
1987年10月，李文海就任党委书记时，在学校中层干部会上就明确提出，搞好学校的工作，必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民主监督，之后党委正式做出了《关于建立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决定》《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若干规定》等，并且相应地制定了《党委常委会议事规则》《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书记办公会议事规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为保障学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了基本依据。学校校长办公室按照黄达校长、李文海书记和时任副校长力康泰的要求，对学校复校后的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清理，废止了停止执行的规定，学校相继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并在此基础上编印了《中国人民大学规章制度汇编》《中国人民大学规章制度汇编（续编）》《中国人民大学规章制度汇编（续编二）》，使得学校的运行有章可循，保证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外事工作、人事监察、财务审计、校园管理、后勤保障都能够依章办事。
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教代会报告学校工作
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建立了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每年定期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其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听取校长的工作报告，听取教职工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建议。李文海担任党委书记期间，学校为此专门制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处理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暂行办法》，要求各部门应认真负责地对待教代会的提案，收到提案后两个月内提出处理意见，能解决的立即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要明确解决的期限，解决不了的要说明原因，提案处理意见一经确认，必须认真组织落实。担任校长后，李文海对教代会的工作更加重视，他特别指出，教代会是民主办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学校的工作需要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只有调动全体教职工办学的积极性，才能把学校管理得更好，提高学校各项工作水平。由于李文海在民主办学和高校党的建设等方面做出的突出成绩，1989年8月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教委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991年被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授予“依靠教职工办好学校的先进党委书记、校长”称号，1991年6月又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
学校还建立和完善了民主监督制度，办事公开，程序严格。如1990年制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审计工作规定》，1996年在李文海的主持下修订了该项规定，增加了对院系所主要负责人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并且基本建设工程由事前审计和事后审计，增加了事中审计，使基本建设工程得到全程审计监督，保证有限经费发挥更大的效益。
李文海在担任领导期间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严于律己。在担任学校领导后，他家住西苑附近，但是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工作特别紧张时就住在办公室。在黄达、李文海、马绍孟担任学校主要党政领导时，每年寒假放假后的第一个星期五，都是学校全体领导与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联欢的日子，地点就在校长办公室，费用是校领导们的稿费，另外每位校领导还或在家事先做好，或现场亲自做一个拿手菜点。当时黄达、李文海的稿费是存放在校办的。
始终不懈，抓学科建设
高水平的学术队伍、高水平的学术成果、高水平的人才培养，是一所大学的立身根本，而这些都离不开学科建设。李文海担任学校领导工作期间，始终把学科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无论是1985年就任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还是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都坚定不移地抓学科建设。而这一时期，正是高等学校最困难的时期，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面临着经费严重不足、硬件设施亟待建设的严重问题。1995年，我就任副校长，财务工作是我分管的工作之一，当时从前任力康泰副校长手中移交的财务清单上所列当年学校财政经费只有7900万元，到2000年，财政经费和基建经费也不过是2.15亿元。李文海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并没有放弃努力，而是积极想方设法争取经费，改善硬件设施，在离任前积极争取到学校世纪馆、多媒体教学楼（即现在的公共教学一楼）等项目，并完成了世纪馆的设计工作和多媒体教学楼的设计和施工图。同时，他克服各种困难，排除各种来自社会的阻力，积极进取，毫不松懈地抓学校的全面改革，始终不懈地抓学科建设。
李文海认为，高水平的学科是立校之本，中国人民大学在学科建设中要有一个高的目标，要努力去占领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制高点，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要有这样的气魄。他对学校的各个学科现状进行了认真分析，提出各自的发展目标。强调在建设高标准学科中要正确处理好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关系，发展应用学科绝不能轻视、忽略甚至削弱基础学科，轻视哪方面都会犯历史性错误；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人文社会科学如果只停留在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是没有出息的，是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要处理好文理渗透、学科交叉问题，文科要引进理科的思想方法和观念，吸取理科的某些研究方法和手段，增加学生的理科知识，如果只抱住自己那么一点东西，不跟其他学科相结合，不吸收其他学科的新鲜成果，就很难出新；要处理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百家争鸣的关系，对待学术问题，要强调“双百”方针，决不要乱扣帽子，随意“上纲”，认为你的是僵化的，他的是自由化的，你是“左”，他是右，对于不同看法要平心静气地讨论。
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高等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发展机遇，李文海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于学校发展的至关重要性，为此，学校发动全校教职工先后开展了学科建设大讨论和本科教育思想大讨论。在讨论中，李文海做了提示性讲话。他认为，要使教育适应21世纪的发展需要，最根本、最核心、最基础、最关键的是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体制改革、教育结构调整、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改进，归根结底需要遵循科学的教育观和教育思想的指导。陈旧的教育观念会妨碍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发扬和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有面向实际的勇气、面向实际的态度，通过讨论，更新教育观念，提高师生素质，培养创新人才。通过几次大讨论，学校的各个学科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调整，如当时的工商管理学院在调整中，以世界著名的工商管理学院为参照系，重新确定了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并打破文科的观念，加大走向文理渗透的路径，1999年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项，与当年申报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本持平，其中“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房地产业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被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财政金融学院则依据宽口径、厚基础、重素质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新的培养方案，开设全院通开课程，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把专业素质的培养落到实处，并实行了专业课主讲教师制和科研首席教授制。统计学系在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定位后，将风险管理与精算科学、调查技术与研究、社会经济统计、数理统计理论与方法等作为重点发展的领域，其中精算科学和精算专业方向是中国人民大学在国内高校率先建立的。新闻学院在全面调整学科专业的同时，加大实验实践教学，在国内建成了首个新闻传播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集报刊、出版、广播电视、网络、广告、媒介管理于一个平台，为培养适应多媒体条件下兼通业务和技术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了实践实验平台。
学校开始组织教材的大规模更新，推出百种教材编写出版计划，对于教学改革、加强学科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积极推进建设学校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的公共平台，促进学校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是提高学校学科建设、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李文海和时任党委书记马绍孟对这项工作始终予以高度重视。校园网络信息建设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启动建设的，最初只有129万元资金，1996年此项建设被列入“211工程”后，经费也只有700万元，同时还存在着思想认识不足、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学校1998年3月在国内高校第一批开通校园网全面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学校图书馆自动化网络系统也开通运行，并达到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A级标准。国内高校第一家经济科学实验室的电子商务模拟系统也开通运用，并通过了北京市科委组织的技术鉴定和北京市技术监督局的测评，成为商品，被多家高校和公司用于教育培训。全校的教学科研、行政管理逐步迈向信息化网络化。
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科建设得到重大进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学校从1993年启动“211工程”申报工作，最终顺利通过评估，成为第一批进入“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14个学科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约占全国文科重点学科的1/5，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5个，成为全国高校文科基地最全的学校。争取到了13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列入“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8个。科研方面也取得了丰厚成果，每年获得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数量都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1991年至1995年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委、北京市科研项目246项；1996年有24种教材获得第三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1997年有8项教学成果获得国家奖，22项成果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奖；1998年有38项科研成果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6年至2000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北京市科研项目399项，承担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116项。
为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鼓与呼
李文海担任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期间，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处于低谷时期。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也在急剧转型，原有的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马上跟上，而我国的转变和转型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给人们造成错觉，“重理轻文”认识开始抬头，并且表现在许多方面。正如李文海所分析的那样，社会上重理工轻文科的观念十分浓厚，这种“重理轻文”的现象渗透在各个方面，诸如经费的投入、学校的评估标准、人才的地位和待遇、学术水准的评定等，甚至教育和教学的管理也常常以理工科思维去对待与处理文科学科的问题。因此，不仅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处于艰难之中，就是对于国家的健康持续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面对这种状况，李文海不仅在学校内反复强调，要勇敢面对时代的挑战，克服困难，发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优势，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有所作为，提出“有为才有位”，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大力呼吁必须充分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党和政府必须对人文社会科学给予与自然科学同样的重视和同等的地位。在一些重要会议及报刊上，他先后发表了《重视基础文科的建设》《面向21世纪的高等文科教育》《新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三重挑战》《让人文社会科学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与作用》《人文社会科学要更好地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服务》等讲话和文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他不仅在呼吁，也身体力行地做着扎实的努力。1996年至1997年大约一年时间，时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先后邀请8位教授就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些专题进行讲述，并加以研究，我校李文海、戴逸、罗国杰参加了讲述。李文海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清史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继邓拓之后对我国灾荒史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贡献的灾荒史专家，李文海此次讲述的就是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稳定，后来的1998年抗洪精神与李文海的这次讲述不能说没有关系。
这一时期，学校积极鼓励教师参与社会，在参与过程中提高学校各个学科的整体水平。管理类学科教师深入到企业，为企业把脉诊断，建立现代管理系统。学校组织多学科共同推出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等系列研究报告。
1997年2月14日，分管教育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召集中国人民大学8位教授和学校领导到中南海座谈，探讨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及德育工作。参加座谈的有李文海、马绍孟、陈先达、许征帆、李占祥、胡乃武、陈禹和我。大家各自就重视和加强人文社会学科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重视管理学基础理论研究、加强经济学科同社会实际结合、加强文理学科渗透、加大人文社会学科经费投入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文海当时是从全局的角度发表的意见和建议。我因为当时分管学校的财务工作，主要是谈加大经费投入问题。在座谈会上，我举了两个事例来说明人文社会科学投入不足。一是科研经费，例举了戴逸教授，当时戴逸教授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边疆史研究，经费只有万元，而这个费用去一次新疆只够买飞机票，且当时国家社科基金全年的项目经费也只有1000万元。李岚清副总理当时向在场的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认真地核实了情况，第二年经费总额增加到3000万元，以后经费逐年增加。第二个事例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实验设备问题。在当时，许多人的观念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只要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座图书馆就可以了。我当时简要说明了我校正在建设中的经济科学实验室、新闻实验室等文科实验室经费短缺的状况，强调在文理渗透的情况下，文科同样需要实验教学和科研，需要加大经费投入。李岚清副总理听取汇报后，做了重要讲话，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科研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要给予高度重视和切实支持。我们正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课题很多，需要回答的问题也很多，有实践，有需要，需要理论工作者进行深入研究。
经过积极努力和不断呼吁，人文社会科学受到应有的重视，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也为中国人民大学走出发展困境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其中李文海功不可没。后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国人民大学65周年校庆讲话时，用“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来说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同等重要性。
关心重视青年人的培养成长
我从1978年就学于中国人民大学，到1982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已30多年，其间历经的校长有成仿吾、袁宝华、黄达、李文海等，另外郭影秋曾任党委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名誉校长，张腾霄曾任党委书记，一度代理校长，还有孙力余、霍遇吾、陈光等其他校领导，他们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成仿吾当时已经八十有余，但是以此高龄还经常到课堂、到图书馆阅览室、到学生宿舍、到学生食堂，与学生促膝谈心，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学生们从来感觉不到这样一个有着不寻常经历的老人有高高在上的感觉。记得他在1980年校庆到总政歌舞团排练场看望正在排练校庆演出的老校友时，在场三百多位中国文艺界最有影响的艺术家，亲切地称成仿吾为“妈妈校长”。郭影秋也是如此，他当时主持学校工作，一条腿已经截肢，拄着双拐，在课堂、宿舍、食堂经常见到他的身影。记得我在学生时期，一位老师在课堂上提起郭影秋，竟然眼含热泪。袁宝华也是一位令年轻人感到亲切可敬的老校长，当时他为学生联系了许多长期社会实践的单位，现在说应是社会实践基地，仅部队的就有空军、海军、第二炮兵等。那时学生每年寒暑假都到部队、农村、企业进行社会实践，回来后将调查报告汇编成册，袁宝华写序。他有超凡的记忆力，一个见面几分钟的人，过若干年再见面时能立即叫出名字。张腾霄1935年参加革命，一生从事教育，他的一句话对我产生过深刻影响。我刚留校工作时，他谆谆嘱咐我，不要丢掉科研，这样即使一直做行政工作也不至于是外行，因此，我从留校工作后就一直没有放弃科研，在从事行政工作时都挤出大量休息时间，业余搞科研，尽管没有丰厚的成果，但是毕竟去做了。黄达是一位学富五车，又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校长。我在担任校办主任时，经常会遇到棘手的问题，常常是黄达已将问题的难点预先想到，并且将这些关节点做好疏通后，才把工作任务交给我去办，所以，棘手的问题也能顺利解决。
这些领导者，共同的特点就是平易近人，十分关心年轻同志的成长，李文海也同样如此。
有一位年轻教师，承担国家研究课题，成果出来后，有人认为其中有严重政治问题，李文海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是学新闻的，认真地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其实李文海也曾经做过宣传工作，有没有问题他应该是清楚的，叫我去看，是缘于对待年轻教师问题上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慎重态度，我看后如实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成果中提出了党报改革的问题，在当时确实是超前的，但是科学研究就是需要有超前的意识，这是一种学术探讨，不应看作政治问题。李文海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这位年轻教师后来成为有影响的学者。
黄达、李文海都特别注重年轻教师、干部的培养，让这些干部到多个岗位历练。比如现任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曾经先后在学院团组织、学校团委、学校党委宣传部、学院党组织等多个岗位工作过。现任北京昌平区委书记侯君舒，在校时在团委工作过，后来被选派到英国进修，回国不久，参加北京市厅局级干部公开招聘，在172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但是应聘前没有向学校报告。党委常委会上讨论时，李文海和其他校领导一致认为，应该同意他去应聘，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既要不断地为国家输送合格的毕业生，也要为国家培养输送干部。
在学生的培养上，李文海始终强调，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文化素养的优秀人才”。他语重心长地嘱咐学生：“不付出艰苦的劳动，也就不可能吸取到丰富多彩的学问和知识；不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对各种问题做出判断和抉择，也就不可能逐步积累人生的经验；不在更加宽广的范围里与人共处，也就培养不出处理人际关系的良好能力”。因此，学校不仅注重课堂教学，也十分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仅1984年至1995年，全校就组织了200多个学生假期社会实践分团，7000多人次分赴29个省区市参加见学考察、挂职锻炼、专业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每年还有70%的学生参加假期返乡社会调查活动。社会实践归来，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交流，座谈参加社会实践的成果和体会。
李文海始终把学生的德育放在首位，1997年学校制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德育工作大纲》，提出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分层次、分阶段安排教育内容。教职员工要做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他认为对学生既要关心爱护，又要严格要求，并在高校最早设立了教育督导室，建立起教学督导制度。
注释
[1]周建明，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1995—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