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文海老校长

林岗[1]

得知文海老校长病重住院，正要前往探视，却接到他已离世的噩耗。两年前曾和几个老同志一起为他和北大吴树青校长祝贺80寿辰（二人同年）。那时，他精神很好，谈笑风生，还提到当年被一些历史学界的老前辈称为“酒坛新秀”的往事。最近两年，时时看到他发表的文章，知道他承担了撰修清史的任务，工作辛劳。他的忽然去世，令人悲痛，难以置信。

文海先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是在上世纪末期。这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剧转型的时期，同时也是教育投入较少的时期，学校的教学和科研经费捉襟见肘，教职员工工资福利待遇较低，住房尤其短缺。当时，一些人下海经商，一些人将“走穴”看得比本校的教学科研任务更重要。这种状况对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文海先生担任校长以后，在积极想办法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的同时，强调要发扬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管理严格的传统，维护好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到自己在上世纪50年代因从铁狮子胡同宿舍到西郊校区上课迟到5分钟而受到记过处分的教训。在他的指导下，教务部门修订了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制定了教学事故的处理办法，加大了贯彻执行这些规章制度的力度，使教学方面的违纪现象大大减少，遏制了一度出现的教学质量滑坡问题。此外，他还建议成立教学督导室，聘请一批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水平较高的退休教授担任督导员，进行课堂巡视，帮助教务部门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改进的建议。对于教务部门提出的评选十大教学标兵、建立质量控制体系等改革创新，他也给予积极肯定和大力支持。

在加强日常教学管理的同时，文海校长还主张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对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他是较早提出本科教学应当实行“宽口径、厚基础”模式的教育家之一。上世纪90年代前期，他积极倡议和推动在高校中设立文史哲基础学科基地，一方面是为了解决这些学科遭忽视而使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根基受到削弱的问题，同时也为“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一块“试验田”。他亲自主持制定了文史哲基地班的教学计划，实行中文、历史和哲学三个专业的基础课程通开的课程设置。他还为基地班讲了第一课。这为全国高校的文史哲基地班的建设做出了表率。除了文史哲基地班之外，他支持在经济学本科相关专业设置跨专业通开课、硕士生按一级学科开设学科基础课等改革措施，并亲自参与历史学学科基础课的设置工作。这些改革项目，获得北京市和国家级的教学成果奖。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与专业设置过窄相联系的是过多、过小的院系设置。这不仅不利于实行教学上的“宽口径、厚基础”的新要求，而且造成重复设课、机构重叠和资源浪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校党委曾多次讨论院系结构调整问题。文海校长和校党委决定首先实行与工商管理相关的院、系、所的合并，后来又决定合并与理论经济学相关的院、所，成立经济学院。在合并过程中，对学院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进行改革，形成了目前多数学院都采用的由办公室、教务科、学生科组成的管理组织结构。上述合并工作曾遭到来自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反对，但文海校长和校党委其他领导同志不为所动，对合并工作给予坚决支持，使合并工作顺利完成。

在教学改革方面，文海校长还是在大学加强素质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曾谈到过，大学是专业教育，但是，高水平的专业成就是建立在广博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素养上的，因而有必要进行本科阶段的素质教育；在高中阶段就实行分科的情况下，就更有必要加强本科生的素质教育。在他过问下，从上世纪中期开始，人民大学为全体本科生设置了不仅包括文史哲等人文领域的素质课，而且包括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基础课程的素质课。学校规定全体学生都必须修满规定的素质课学分，但可以在素质课目录中任选自己喜欢的课程。文海校长亲自主持了“世界文明史”和“中国文明史”这两门素质课教科书的写作提纲的讨论，直接过问这两门课的讲授。这给其他素质课的建设做出了示范。当时，人民大学在素质教育方面是走在全国高校前面的。

文海先生是一个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很高成就的学者，对教学和科研具有发自内心的浓厚兴趣，对教书育人具有出自肺腑的责任感，处处显露出学者的本色。他做多说少，讨厌出风头，从不自吹自擂；他对将学校变衙门的官僚习气，深不以为然，多次痛批行政机关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他对请客送礼、“跑部钱进”的歪风心存不屑，为学校有时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暗自悲哀；他涵养深厚，有容人之量，常常将群众中因不了解学校的困难处境而产生的某些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意见，当作对学校改进工作的鞭策。这样的校长，令人怀念。当下中国的大学，特别需要这样有操守、有气节、有风度的校长。

注释

[1]林岗，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1995—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