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是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创新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概述

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密切联系。马克思主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福利问题为出发点，指出广大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进而，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将人类社会的政治与道德问题看作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福利问题，指出包括社会福利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步。但是，这种发展进步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通过革命和变革，经过社会主义阶段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一美好未来的。因此，下面将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式解读，归纳出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一般论述。

1.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科学分析

马克思主义论述社会福利问题，是从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福利问题入手的。但是，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机器化大生产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资本主义大工业也代替了封建社会的手工作坊，积累并集聚了生产资料，将原本分散的劳动者集中到工厂中实行集中劳作，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有了极大提高，这种规模化、集约式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正面评价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孕育了市民社会，将社会成员从封建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中摆脱出来，“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2]，因为在市民社会中，“个人相互间的行为，按其内容来说，只是彼此关心满足自身的需要，按其形式来说，只是交换，设定为等同物（等价物）”[3]。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总体上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

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西方工业化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始终在进行着深刻揭露和猛烈批判。在他们看来，虽然机器化大生产的高效率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而后者也在自身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越来越丰富的社会财富，但是，与资本家阶级越来越富有相比，广大劳工却越来越贫困，他们遭遇的不幸和困境是非常令人同情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然可以增加总的社会财富，但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工人阶级始终处于社会底层，忍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导致了工人们生活的贫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工人阶级贫困化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规律。资本家越来越富，工农则日益贫苦，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真相。而且，工人阶级和他们贫困的生活是被社会长期忽略的，资本家真正关心的就是他们能否被利用来进行生产，为资本家创造更大更多的财富，即使如此，在资本家看来，他们对工人的雇佣也是“慈悲行为”，但是，在受雇后，“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了资产阶级”[4]。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贫困及其遭受的困难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工人阶级必然的历史命运。

恩格斯在其经典的社会学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曾细致入微地描述和分析了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社会中工人阶级福利待遇的糟糕状况，主要体现在他们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住房条件、医疗条件、饮食条件和就业环境等。

工人们长期拥挤在城市贫民窟里，这些贫民窟建筑空间局促、居住人口密集、周边环境恶劣，“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5]，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失业者长期无家可归，少部分还在资产阶级设立的收容所中艰难度日。工人阶级在饮食和衣着上也是没办法做到认真讲究的，因为“各种最好的东西都可以买到，但是价钱很高；而工人必须用他那不多的几文钱来养家，他们是花不起这样多的钱的”[6]，所以大部分的工人们只能衣着褴褛、破烂不堪，再加上食品店主克斤扣两、以次充好，工人们的购买力本来就低，他们的饮食状况也难以得到保障。住房、衣着和饮食条件的恶劣是工人们身体健康的隐患，多数工人营养不良，很多人患有慢性病，且在他们中间时常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但是，生了病的穷人们却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特别是“家庭的主要供养者男人一病倒……缺吃少穿的情况就特别严重起来，社会的残酷性也特别鲜明地暴露出来：社会正是在自己的成员最需要它援助的时候抛弃了他们，让他们去受命运的摆布”[7]。在早期工业化国家中，这种低劣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给工人阶级造成了无尽的苦难，使他们从身体健康到知识素养等各种福利都处于与资本家阶层相差悬殊的另一个极端，根本无法得到提高。

工人阶级是极端贫困的，然而，恩格斯却看到，资本家们刻意忽视这种状况及其现实原因，一味地轻蔑和鄙视工人阶级，并反而认为导致工人们遭受贫困和困难的原因在工人们自身，指责他们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根源，并且将他们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工人阶级由此又遭受了蛮横无理的社会心理排斥。由于恩格斯舍弃了自己大部分休闲活动，积极投身到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这里的揭露与批判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和现实代表性。

2.对资本主义福利问题及其根源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不仅停留在对工人阶级福利问题的正面分析上，而且也从理论角度积极地探寻这些现象背后的根源所在，并不局限于对福利问题的一般论述，而是立足于人道主义同情工人阶级，更通过理论探寻进而对资本主义福利问题及其根源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剩余价值生产是导致当时一系列福利问题的主要原因，而背后的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内在矛盾。

正如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述，马克思以其毕生的精力在进行着不停的思考和斗争，其中，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剩余价值理论，被公认为马克思取得的两大重要理论发现。根据前者，“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8]。社会福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现代国家的制度设置，从本质上说是一国当时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反映。因此，马克思说，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占有关系，“在社会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沦亡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9]。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资本主义福利问题，特别是广大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必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根源，就这样，马克思主义由批判资本主义福利问题转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

首先，工人阶级福利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占有一切社会生产资料，工人阶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资本不但具有本身的价值，而且还可以通过运作实现增值，资本家的唯一目的就是以资本来赢利。然而，这种赢利需要借助于商品的生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10]，于是除了自身的劳动能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就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所以，马克思曾精辟地说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1]，因为由资本增值本性塑造的雇佣劳动是工人阶级苦难的开始。

其次，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生产是导致工人阶级贫困的关键因素。资本家正是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无偿占有工人们的剩余劳动，才实现了其自身财富的增长，“这种无偿占有才构成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剥削的一般内容”[12]，也是导致工人们普遍贫困的真正奥秘所在。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中极不合理的剩余价值分配关系：“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同样，富的程度不是由产品的绝对量来计量，而是由剩余产品的相对量来计量”[13]，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目的决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14]。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就是工人阶级愈发贫困的真正原因。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工人阶级遭受的一切苦难的政治因素。马克思主义并未满足于对资产阶级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这一现象的批判，而是从根本上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不平等、不公正现象，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虽然剩余价值——超过资本家预付价值的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的占有，是由劳动力的买和卖引出的，但这种占有是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一种行为，并且是生产过程的一个本质的要素”[15]。同时，作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重要手段的资本，其实质也“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16]，它具有一种社会属性，说明以货币为主要形式的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蕴涵着社会化意义，它既代表着一种阶级之间相对的社会地位，也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才能实现运动。所以，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一切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切是工人阶级福利水平低下、生活困苦的社会政治因素。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穷人们没有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中，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其中，即进入工厂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但是恰恰就是在工厂里、劳动过程中，资本家却无偿占有了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这进一步扩大了资本家的财富而导致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遭受了无数的苦难和折磨。无论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还是从社会财富的分配关系上来讲，贫困似乎成为工人阶级无法摆脱的命运，工人阶级的极端贫困和资本家的大发横财始终相生相伴，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

3.对社会主义福利问题的论述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和资本家的逐利本性，使得由他们主导的社会福利制度，如济贫、救助等措施根本无法满足大多数工人的各类需要，间接地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

人的异化即人的类本质发生的异化，主要是指由人从事的物质、精神活动本身及其产物，即人的对象化产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变成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转过来反对和统治人本身。“异化理论是贯穿马克思一生哲学思考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拥有基础性的、核心的地位和作用。”[17]马克思始终都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里说的“自由”，是指人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指人能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能力；而“自觉”则是指摆脱了本能冲动和肉体需要的状态以后，能在理性支配下自愿从事活动的状态与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为了获取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福利，从事非自由自觉的活动，是被迫从事劳动，丧失了“自我”的本性，变得像其他动物一样生存，马克思说：“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说来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饮食与动物的饮食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18]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存在着不同层次的需要，大致分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而社会福利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重要手段，因而也是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个人需要主要与个人生活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客观上还必然存在着人的社会共同需要。这是由人的社会特性和社会分工决定的。[19]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20]，即个人需要。社会需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扩大生产的需要。马克思说：“在任何一种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21]第二，公共消费的需要。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公共消费的需要首先是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以及劳动者共同的娱乐需要、文化需要、保健需要、安全需要等。[22]公共消费需要还包括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内容。第三，社会管理的需要。马克思说过：“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23]根据马克思对人的需要所作的层次性划分，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财富分配和福利保障的基本原则。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总产品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倡导的所谓公平的分配却是个“模糊概念”，“‘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24]，因为社会总产品在面向每个劳动者进行分配之前，必须进行两次必要的扣除，以首先满足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为前提，余下的部分才是劳动者进行个人间分配的部分，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两次必要扣除理论”[25]。具体说来，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由工人阶级劳动所得的社会总产品，在进行分配之前，必须先经过两次必要的扣除。第一次主要是生产层面的，应当扣除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这第一次的扣除主要是为了扩大社会再生产。第二次是消费资料的扣除，应当扣除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教育、保健等事业，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就是现在所谓的官办济贫事业等。[26]第二次扣除主要是满足社会管理和公共消费的需要。在两次扣除中，马克思均强调了在进行社会分配时，必须将一部分财富用于应付某些自然的或社会的风险，如自然灾害、工伤事故或者劳动者个人失去了劳动能力等，也必须将一部分社会财富投入到社会福利事业中去。前者对劳动者来说具有明显的社会保险色彩，后者对提升工人们的福祉作用更为明显。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做好以上几方面工作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应该从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异化走向未来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福利将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幸福是自己终极关怀的目标，相信在一个消除了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的普遍福利状态将使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27]这对社会福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它可以满足人的自然和社会的各类需要，实现人的福祉的提升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这样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

4.以历史性眼光展望未来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经济状况是不断变化着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一直在发展着的，社会福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更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实际上，社会福利是摆在社会面前的一个需要不断被追索的新问题，而不是一个拿来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固定答案，不是一个不变的僵死框架，也就是说并没有永恒不变的社会福利，应该不断地改革不合理的现实社会福利，不断地破除束缚人全面发展的障碍，这也就意味着社会福利是历史性的运动，是人类不断克服异化的现实运动。

首先，社会福利问题是人自身的问题，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故而，人们不可避免需要关注福利问题，也要为实现自身福祉的改善和提升发挥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所述的“人”指的是历史发展中“现实的个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8]，“现实的个人”[29]就有现实的需要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对于这一现实生活过程中的现实的个人来说，“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30]。因此，人的需要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具有历史性。然而，马克思主义并不仅限于此，还进一步强调了“现实的个人”在提升自身福祉方面的作用，指出“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31]。因此，在马克思的眼里，人类既是享有社会福利的主体，又是生产和改善社会福利的主体。“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不仅改变了自然界，也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关系、改变了他们的本质”[32]，这一系列的活动与过程也会相应地改善和提升人类自身的福祉。

同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工人阶级福利待遇的低下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对“平等”的独特阐述，认为社会公平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不存在任何超越特定历史条件、超越特定阶级的抽象“永恒公平”。第一，马克思主义承认某些自然条件下不平等的存在。恩格斯指出，“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33]。第二，平等的观念具有历史阶段性。恩格斯就曾直接说道，“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34]。在史前社会，人们共同占有资源、共同劳动、共同分配，人人都是平等的。奴隶社会中奴隶和奴隶主具有完全的人身依附关系，史前的平等关系被彻底打破。恩格斯也分析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农民与贵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那些贵族在当时却公然宣称这种不平等观为公正。资产阶级把平等归结为一种权利的平等，并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而现实的生活中能否实现他们则毫不理会。

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资产阶级这种抽象的平等观，指出“抽象的平等理论，即使在今天以及在今后较长的时期里，也都是荒谬的”[35]，实际上，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在于经济方面生产关系的不平等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所以，恩格斯说：“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36]所以，资产阶级的公平正义观具有明显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尽管“马克思对社会福利与社会公正的兴趣只是他推翻既有社会秩序的意愿的补充，因为他认为这些社会目标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之下实现的”[37]，但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人的解放，本身就与人的幸福是一致的，所以，社会福利是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解放和进行社会革命直言不讳的重要目标。[38]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福利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社会的更为美好的社会福利蓝图，“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9]。

所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中，社会福利将突破阶级的狭隘性走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共享性，因为只有在阶级对立被消灭的未来社会中，社会福利才会发展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福利，从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人类社会也从而真正摆脱市民社会中将个人利益作为根本社会动力的狭隘性。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社会福利始终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看待社会福利的科学眼光就是一种辩证的历史观。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作为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创新的理论基础的必然性

社会福利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争论的领域。任何一国或地区在某一历史阶段所实施的社会政策，都必然深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影响，不同福利理论基础会引致截然不同的福利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设置，从而左右着广大社会成员最切身的福祉。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作为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创新的理论基础，其立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理论优势来看，它最早科学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市场竞争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弊端及其背后的制度性痼疾，并及时提出了疗救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注无产阶级贫困问题。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40]而造成工人阶级普遍贫困的根源正是资产阶级主导下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他们的无情剥削和压榨使得劳动者日益贫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而在社会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沦亡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41]马克思科学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规律，指明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社会福利的阶级属性，即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是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来源，而它们却都是为了满足资本家和富人们的欲望，增进的是资本家的福祉，工人阶级的福祉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同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个人占有与生产的日益社会化之间存在的不可逾越的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的频繁发生，更是加重了工人们的苦难。据此论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关系下的市场运行机制，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计划和干预。在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下，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由国家出面，代表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来组织生产，实行社会财富的按劳分配，此举既实现了对资本家所有制的历史超越，也避免了市场的“失灵”，即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给社会，特别是给广大劳工们带来的危害，从而能够实现工人阶级的普遍福祉。

其次，从西方社会福利发展的历程来看，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业已对前者的发展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西方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迅速传播直接促成了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浪潮，西欧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如德国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主动顺应了劳工们的利益要求，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险制度。虽然当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毫不讳言这一做法的初衷就是缓和劳资冲突，但是德国社会保险制度却在客观上成为现代社会政策的直接源起。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不但对现实中的社会理论格局产生影响，而且也成为西方社会一支重要的意识形态力量。西方理论界早已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持肯定的态度并致力于将其现实化，比如，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西方著名左派力量，这一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集体公有原则，倡导并实现了“福利国家”这一社会政策创举。实践上，一大批西方社会政策学界的著名学者如蒂特马斯、萧伯纳、韦伯夫妇和格雷厄姆·华莱士等人，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主张，通过一系列较为缓和的途径和手段，比如，实施渗透工党影响政治的策略，积极批判《济贫法》，扩大工人们的政治参与、政策倡导和立法呼吁等，逐渐在英国社会实现了国民生活的最低标准、八小时工作时间、扩大国家和政府的福利保障职能等，同时也直接促成了英国20世纪初《老年津贴法》、《国民保险法》和扫除贫民窟等社会政策的落实。

再次，历史经验多次证明，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相去甚远的某些西方福利理论，在实践中总被证明是失败的和错误的。

不可否认，西方社会也有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深深的敌意，并从根本上反对和指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福利的论述，他们最为尊崇的自由竞争的市场最大化原则甚至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的对立。比如，随着二战后西方国家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到来，福利国家的各类弊端开始浮出水面，于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受其影响的一批“新右派”政治家认为福利国家“失灵”了，随即对福利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而20世纪最后20年，主张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也轰然崩塌，两方面的因素促使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打出了“历史的终结”[42]这样武断和狂妄的结论，但这种论断已然被现实证明是错误的。

如果对福利国家和国家福利之间的区别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就不难发现，新自由主义者以经济放任主义攻击福利国家，并不能反驳左派所主张的国家福利这一政策取向。事实上，将福利国家与国家福利两种概念混为一谈的现象，在20世纪的社会福利领域曾长期存在过，英国的诺曼·巴里着重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在社会福利领域，“一开始，最重要的是要将福利概念与为了方便起见而一起置于‘福利国家’名下的各种社会经济安排和公共政策区别开来”[43]。即使学术界有这样的认识，但由于新右派理论家在对二战后“福利共识”的攻击下取得了“华盛顿共识”，主张自由放任主义和市场激进主义的思想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如英美等国，取得了暂时的绝对主导地位。但是，新右派所主张的福利国家改革，只是大幅度地剥离了国家福利的内容，破坏了福利却无法实现修补，进而，他们实际主张的市场激进主义产生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于是市场又一次“失灵”了。

最后，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提速的当今时代，应对一系列风险和危机的有效武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福利思想。

20世纪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市场化改革带来了许多后果，其倡导的市场激进主义带来了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也产生了众多负面效应。其一，各国的失业者、贫困人群的数量在短时间内猛烈增加，一国内部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国际间不平等不断扩大。以至于连西方部分学者都在惊呼：“世界进入21世纪，充斥着贫穷与不平等，这是再富有想象力的前人也无法想象得到的，贫富之间的差距，在经济发达国家里一直呈拉大的趋势。”[44]其二，新自由主义者对经济发展的过于自信和盲目追求，使人类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突然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工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造成了生态恶化和资源枯竭的危机，这是人类进入新千年必须面对的又一大风险。比如，2011年，通过日本福岛核危机，全世界的人们都忽然认识到，人类离生态灾难原来如此之近。其三，市场激进主义在全球范围的盛行扩大了社会成员的个人风险，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会造成更多更大范围的危机，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经济危机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就是全球化时代危机的突出表现，危机下的人们面对高风险，如果再失去国家保障，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果没有国家作为社会福利的主导，人们仅有的社会安全感也会丧失殆尽，正如吉登斯所言，社会中的个人，既要面临生存、贫困等常规性风险，又要面临全球化、生态危机等非常规性风险[45]，只有作为集体的最终体现的国家，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能力担当社会福利的主导角色。唯有此时，我们才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坚持生产资料公有、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保障公民福祉，才是应对和预防风险、提升民生水平的得力措施。通过这些措施，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坚持的集体主义这一价值基础，看到了国家和政府社会政策干预的必要性，也看到了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福利模式、争取自身独特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道路的努力与尝试，以及正如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美好而幸福的未来社会的愿景，它必将激励着我们每个人为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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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306~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3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356~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3卷，7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55~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5卷，8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王峰明、牛变秀：《“剥削”与“非剥削”——立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辨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6）。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5卷，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5卷，372~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德］马克思：《资本论》，中文1版，第2卷，4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参见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2）。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9]参见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15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993~9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2]参见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15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5]陈红霞：《社会福利思想》，204~20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16~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7]钱宁：《现代社会福利思想》，65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2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2]［英］肖恩·赛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3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7]［英］罗伯特·品克：《社会福利理论的根源》，50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

[38]参见钱宁：《现代社会福利思想》，6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55~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2]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3]［英］诺曼·巴里：《福利》，1~2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4]［美］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平等》，1、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5]参见［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21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