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过程哲学被视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原因

对许多人来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还是一个新术语^[1]，并且经常被混同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de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对过程思想家来说，这两个术语则是很不相同的。最早使用和最经常使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的思想家是格里芬，他在论述“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的系列著作中经常使用这一术语。这套系列丛书是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某些过程思想家在格里芬的这一术语中发现了价值，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当然，也有一些思想家并不认同这一概念。他们尽量避免使用这个概念，其理由通常是：“后现代主义”一词不可避免地与欧洲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运动相关联。阐述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思想家主要有J．德里达、米歇尔·福柯、朱利叶·克里斯蒂娃、J．拉康、E﹒列维纳斯和J-F﹒利奥塔等。应当说，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强调了许多观点，没有一种简单方法可以把这些观点概括为一段话。他们以各种方式强调了意识形态在人类交往中的作用，强调了人的主观性从语言的信号和符号中解构出来的方法，强调了所有元叙述的同质化性质，强调了文化多元化的价值等。

不消说，在一定程度上和多个方面，所有过程思想家对激进后现代主义者的这些强调都抱有同情心。从怀特海学派的视域看，确定无疑的是，所有语言包括怀特海学派的语言，都有意识形态的意义。语言既能揭示也能遮蔽世界和人类经验的某些方面，它能促进也能挑战主流社会和从经济上划分的各个阶级的利益。从怀特海的视域看，同样确定无疑的是，人的主体性尽管不能归结为语言经验，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经验形成的。人们在说“我”和“我们”这类词语时，对“我”和“我们”等的理解是受广告、图书和电影中的这类词汇影响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如果深受名人文化的影响，那么他说出来的“我”肯定不同于修道院里一个僧侣说出来的“我”，因为他们的经历不相同。

从怀特海过程哲学视域看，同样真实的是，从同一观点看待世界和人类生活的观点，包括过程观点，如果以虚假的同质化透镜来看待不同的和分离的实在物，也能把差异看作同一。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就应当着手进行批判。从怀特海过程哲学视域看，人类在生命中有时确实需要新东西，即使这会动摇现存的秩序形式。因此，正是根据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价值保持一种欣赏态度的精神，怀特海主义者同时也超越了这种价值。他们认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走得还不远，因为他们还只是停留在批判现代性和现代社会之上，尚未对如何重建现代社会提出建设性观点。这便给过程哲学留下了有待实践和产生实效的余地。过程哲学并非只对形而上学理论感兴趣，它对减少人类生活的痛苦、帮助人们获得自由和幸福也感兴趣。简言之，过程哲学对人类的共同福祉感兴趣，对为现代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提供建设性的可替代方案感兴趣。关于生命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研究方法有两个重要特性。首先，它建立在现代化、工业化思维方式中那些最好的方面之上，同时批判这些思维方式中坏的方面。其次，它继承了传统或前现代思维方式中那些最好的方面，同时批判这些思维方式中坏的方面。

当然，“现代”和“前现代”这些术语也需要批判，尤其是鉴于这些术语经常伴随对西方工业化道路的描述，经常在人类发展图景方面起作用，那就更应该对它们认真拷问了。对那些从来不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而只使用有机肥料的农民来说，从他们的有机视域来看，他们的耕种方法根本没有什么“前现代”和“后现代”之分。但是，对于“现代”农业来说，由于不断地给裸露的表土和地下水增加化学物质，这些“现代”耕作方式确实存在着严重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类术语，也有可能暗含一些成问题的假定，它们在世界各地已经以有益的方式被使用着，因此我们仍然在使用这些概念。而且，这些概念确实也带来了一些理论分析的方便。

当过程哲学思想家宣称自己坚持“建设性后现代思想”时，他们的心灵是建立在现代性的最好方面之上的，并且避免了其最坏的方面，同时重新倡导了前工业生活方式和更为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智慧。他们认为，人们可以在最好的现代生活方式中成为“现代的”和“科学的”以及“理性的”人。但是，他们还认为，人们可以欣赏传统，尊重文化差异，感恩共同体在生活中的作用，尊重我们的地球，向宗教智慧的最好部分开放，并且对艺术的智慧和其他形式的美学智慧保持敏感性。

注释

[1]国内有学者建议把“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一词译为“建构性后现代主义”。但是，我们认为，一是译为“建设性”更符合汉语中“建设性”的含义，以区别于“批判性”或“否定性”；二是格里芬提出这个概念，更注重的是，在批判现代性的各种弊端时如何着重于建设。他本人不仅主张批判和否定现代性的各种弊端，同时更侧重于如何进行“建设”。他不像那些早期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只是一味地“批判”“否定”，对现代性全盘否定，没有看到现代性中包含的合理成分，因而没有提出如何重新建设的建设性意见。因此，我们主张把这一概念译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认为这样翻译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