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和他的社会学理论[1]
·王洪伟·
郑杭生教授的学术活动，粗略地谈，可以留学英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主要专注于哲学领域；第二阶段始于他留学归国之后，这是他的学术大发展时期，尤其在社会学领域他提出了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发表了不少理论著作，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他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制制度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推动社会学现实应用所作出的持之不懈的努力。
一、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背景或基础
郑杭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富于创见地陆续形成并发表了“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观点。继而围绕他的这一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新界定，通过对社会学理论传统和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认真细致的研究和考证，他和以他为核心的学术群体逐步建构起在当代社会学学术界颇有影响的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也从而奠定了他在目前中国社会学界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一种卓越理论的萌生、发达决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杜撰，而是由其研究者本身、他所处的社会景况和学术背景等诸多因素促成的。
郑杭生出生于一个浙江高等法院的低级职员的家庭里。父亲郑寿益（郑萱），当时是浙江高等法院的录事（记录员），1897年生，1960年逝世于瑞里村。母亲徐婵娟，浙江慈溪人，1897年生，1985年在北京去世。妻子宫延华退休之前是一位大学教师。母亲和妻子对他事业的发展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他甚至说他事业成功的百分之九十应该归功于他辛劳一生的爱人。1937年由于父亲和哥哥郑家成（1917——1994）转到余姚山沙田工作，郑杭生随家到余姚。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全家逃难到四明山梁弄镇。大约1940年全家又搬到余姚县城阳明镇。
1944年郑杭生开始在位于县城的余姚县立第二小学读书，1950年考入县立初中。那时他爱好广泛，在启蒙老师张斌的指导下学习了一点钢琴和作曲，担任校合唱队指挥。这些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一定的文化修养基础。1951年在《文汇报》第一次发表了征文《我爱姚中》。1952年加入共青团。初中毕业获得“品学兼优奖”。1953年进入国内名牌中学——上海中学。在这里，他不仅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而且由于擅长写作，曾连续两年在全校征文比赛中获奖。1956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成绩一直优良，曾担任数年《中国人民大学周报》的通讯员。他还和谭宗伯一起创作了一首名为《毛主席描花人民绣》的歌曲，广为流唱，并获得全国业余歌曲创作奖。1961年毕业，承肖前教授的厚爱，留哲学所任教。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他同样受到了冲击，并于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在艰苦的环境里，他未放弃学业，而是把劳动之余的大部分时间利用在外语学习和专业研究上，1972年回京，因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已经解散，他随哲学系一起被“批发”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77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又随哲学系回到中国人民大学，自1979年起任讲师。他个人经历中的这种“大乱——大治——大乱”的社会变迁事实在郑杭生的心灵上肯定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当我们看到，他后来在构筑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他的社会学研究，从严复的“群学”定义以及中国社会“治乱兴衰”的历史，特别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事件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也就不觉得突兀了。同时，由于他学业上一直很优秀，也培养起他个性上的自信的品格。他没有江南书生的文弱，倒是在骨子里有几分北方汉子的豪爽，以及中国传统儒士的谦恭、文雅、宽容。他后来常常告诉年轻一辈的同事和他的学生，无论做任何事，务以品德为先，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重。必须一提的是，他的大学时期“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式哲学素养背景，无疑为他其后不遗余力地呼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奠定了牢固的思想、理论根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政府大力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恢复从1952年就取消的社会学，被重新提上日程。以费孝通为核心的一些老一辈社会学家，已经在政府的明确提倡和支持下，开始大张旗鼓地全方位地重建社会学。就在这个时候，1980年的下半年，郑杭生考取了国家教委公派留学生奖学金名额，经过北京外国语学院短期培训，于1981年底到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期间，尽管他常常发表一些像《从伦敦几处纪念地看马克思和他的学说》这样的哲学论文，但是由于他对社会学如痴如醉的兴趣，他阅读了大量的社会学经典作品。也因为他的优秀研究成就，1983年5月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就被中国人民大学评为副教授。而且西方哲学尤其分析哲学的训练，使他的文笔更加清晰明快，严密的逻辑构造和相当的思想深度是他许多论文的一大特征。在1983年从英国进修回国时郑杭生就为自己立下了两个目标，即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他受命分别于1984年3月和1984年10月筹建了哲学系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并建立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两个硕士点，1985年起任教授，1987年建社会学系，1993年建立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博士点。1987年郑杭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一直主管外事工作。其中，连续四年分管职称工作（1990——1993），还兼管了五六年的科研工作，同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基金会的常务副主任及秘书长。他的这种地位为历尽波折的中国社会学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而且，他富于说服力的卓越口才，也不失时机地把他的社会学理论传播到国内外学术论坛上。
二、社会学对象新探
郑杭生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论文和著作中，开始逐渐系统全面地论述他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的社会学定义。他解释说，“社会”主要指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且也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会系统地提出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所谓“具体科学”，表明社会学不是哲学科学。所谓“综合性”，表明社会学不是那种以社会的某一个子系统为自己对象的单一性学科。所谓“条件”，指的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需要的主要内外部条件，即：人口的质量数量和结构、自然环境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社会心理条件、转型效应和迟发展效应。所谓“机制”，指的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带规律性的模式，主要包括社会运行的动机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保障机制等五大机制。对于这样来对社会学加以定义，郑杭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详细的论证。
在理论上，首先，考察西方社会学的历史传统，郑杭生认为自孔德一系起始的西方社会学家们都是这样那样地以“秩序和变迁”、“经济与过程”、“运行与发展”作为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西方社会学是力图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维护式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资本主义社会时代是一种革命批判性的形态，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形态的进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在总体上则是一种维护建设性的形态，以求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社会学两大传统支脉的研究框架没有脱离“运行”和“发展”这一对范畴。这样，就社会学本身说，它就有了一根贯穿其全部内容的主线，有了把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研究领域和范围串起来、统起来的东西；就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来说，既有利于明确它跟哲学学科——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又有利于划清它与单科性的和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历史学、管理学）的界际，以及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际；同时也能够为各分支社会学提供社会学的角度，从而能够较清楚地说明各分支社会学的含义，以及它们与社会学、与相关学科的区别。同时，他声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其次，郑杭生直言不讳地声称给他社会学定义以直接启发的，是严复在《群学肄言》里的定义：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的治乱、盛衰的原因，从而揭示社会由以达到“治”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他认为严复这本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译著，既继承了斯宾塞（以及孔德）的观点，又根据中国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创新，使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郑杭生在这一基础上从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中进一步发展了严复定义的内涵，提出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三种类型：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郑杭生说，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本类型是他的社会定义的根据。
在实践层面上，郑杭生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是一个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的经验教训自不待言，改革开放以来突发的一系列越来越尖锐的社会问题的症结，正是缺乏一种上述的社会学观念。当然，我们的社会学也必须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为立足点。
三、社会运行论
郑杭生指出他的社会运行论的探讨，是以明确社会学对象为中心展开的。这种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运行的条件，二是社会运行的机制。从而构成他的社会学基本理论框架。
（一）社会运行的条件
关于社会运行条件，他主要阐述了人口的数量、质量与结构，环境与资源，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社会心理条件等。第一，在人口方面，他认为人口过剩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我们应该用积极的发展的眼光，寻求将我国人口转变为“适度人口”的主要途径；人口素质逆淘汰，人口年龄、性别、地域、结构的失衡对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同样是不可不重视的方面。第二，关于环境和资源方面，如何既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又不致使环境遭受不必要的污染，水、土、矿产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是一个关系到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前景性问题。第三，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能够实现良性运行的最重要的基础。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我们面临的课题是如何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以实现更高效的经济秩序，这是一个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其中必须正确理解体制变迁中经济分配上“哪一部分先富起来”的问题和妥善解决收入分配上的群体内差距过小和群体外差距过大的难题。第四，关于社会运行的文化条件，应发展主文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引导正文化，反对反文化。一项重大的现实任务就是研究和改造我国存在的贫困文化。第五，关于社会心理条件，社会心理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处于社会经济基础同社会意识之间、政治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地位，应该力求为社会的良性运行创造优化的社会心理环境，把握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心理承受力。第六，社会良性运行的内外条件。外部条件叫“迟发展和迟发展效应”，意指和已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处在一种现代化的迟发展的地位上，产生一种利弊并现的“迟发展效应”；内部条件指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转型社会，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社会结构转换的不同步性，对转型社会产生的一种特殊效应。
（二）社会运行的机制
社会运行机制是指人类社会在有规律的运动过程中，影响这种运动的各组成因素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联系，以及这些因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简要地说，也就是社会运行的“带规律的模式”。按层次，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社会运行机制，其中可将一级社会运行机制分为动力、整合、激励、控制、保障等五个二级机制。
社会运行机制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出于深入剖析需要而划分的五个二级机制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所谓相对独立，是指其中的每一个机制，实质上是我们考察社会运行过程、研究社会运行规律的角度，也是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所谓相互联系，是指结构、功能上的联系。
在社会运行机制的整体框架中，社会运行目标是由社会制度、民族传统、大众文化、历史条件四个因素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制度。社会运行机制围绕社会运行目标而建立，并为之服务；社会目标也在实践中不断被修正、调整。社会运行机制建立后，就作用于社会运行系统（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具体而言，动力机制（包括动机结构、运作过程、运作方式与手段三部分）为社会行提供适度的动力；整合机制（由整合对象、整合中心、整合过程组成）的主要功能是协调社会利益，促使社会个体组成有机整体；激励机制（从结构上由激励标准、激励手段、激励过程三个要素组成）在于促使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与社会倡导的趋于一致，激发社会活力；控制机制（三个组成部分：控制手段、控制对象和控制过程）的主要作用是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控制社会运行的方向与速度；保障机制（保障对象、保障手段和保障过程）则力图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条件，维护社会运行安全。
这些机制在结构上是协调的，在功能上是耦合的、互相补充的，其协调中心是社会运行目标。运行机制也与运行系统存在反馈，以使自身不断优化修正。在运行机制的共同作用下，运行系统具体运行的结果就是社会运行状态，或良性或中性或恶性。运行状态反馈到社会制度，有可能促使社会采取相应措施改善社会运行状态或维护社会的良性运行状态，也可能促使社会制度的改革以适应社会运行的实际状况，还有可能彻底变革社会制度，这就是社会革命。另外，影响社会运行的因素尚有来自系统外部的扰动。
社会运行机制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一种观察社会的新角度。在理论上，研究社会运行机制是建构中层理论，沟通宏观社会学理论与微观社会学理论的有效途径。在实践上，主要是研究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运行机制，便利于探索：（1）在旧体制下，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有哪些，它们是怎样发生的，其阻碍作用有哪些；（2）我们要建立哪些新型运行机制，其运作条件是什么，如何运用这些机制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3）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将会产生哪些机制性病变，如何预防和治理这些机制性病变。
四、社会转型论
社会转型论是郑杭生社会学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关于对社会转型的研究，他说在理论上有两个想法支配着他：一个是一定要提出新的观点；另一个是一定要抓准突破的重点。在实际上，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性和当前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问题的突出这两个方面促发了他的研究。由此他提出了关于社会转型的概念和理论架构。
（一）基本概念
郑杭生认为，“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其中主要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但是，正如前述，社会转型并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或“向后社会主义转变”等。同时，把我们的经济体制转轨理解为“社会转型”也是错误的滥用。经济体制的转轨意指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转变。它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同时并进，形成互为推动的趋势，是现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转型社会”特指传统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过渡型态，在这样的社会景况下，既萌生了相对先进的现代社会因子，同时也包含着传统社会落后的“过去”的一面。其未来的状态可能回归到传统社会，也可能前进到现代型社会。
中国社会转型总体上划分为1840——1949年、1949——1978年和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其中突出表现为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和社会价值模式的转型。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指的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型态，它指的是从1840年肇始，一直到中国基本实现社会全面现代化的整个过程。郑杭生和他的学术群体针对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实际，着重研究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度”和“势”，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突出问题，以及中国利益格局，社会控制、文化模式、社会支持系统的转型等几个方面。郑杭生特别强调，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在农村。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农村的转型程度，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程度；在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之前，是很难谈得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
（二）中国社会的转型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郑杭生认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大体开始于约150年前的鸦片战争。他把从1840年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1840——1949年的第一阶段为低速度发展阶段，总的说来，中国选择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曾学习过法、英、美、日各国的现代化模式，但都没有成功。这种探索走过了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的波宕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在大部分时间里进展缓慢，主观上并不甚自觉。1949——1978年的第二阶段是中速发展阶段，开始时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误把它当作一般性的东西，曾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的不少方面，按照这种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弊病的逐步暴露导致了中国社会经济的严重落后、贫穷和动荡。从1978年开始的第三阶段，是高速发展或加速发展阶段，中国政府主导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的国家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的转型从深度、广度、速度上都表明，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加速期，但其转型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又要注意转型的向度问题，并努力消减转型的区域、行业的不均衡状况。
由此可见，没有第一阶段，我们不会深切地体会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没有第三阶段，我不会深刻体会到，没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低效益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区分“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三个层次的问题。
（三）社会转型的“度”和“势”
随着研究的深入，郑杭生逐渐形成社会转型的“度”和“势”这样的新观念。前者是为了说明和衡量中国社会转型的程度和特点；后者是针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平衡性、不同转型地区的转型能力而言的。
首先，关于社会转型的“度”，郑杭生把它区分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及其问题，都可以这五个方面为切入点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就速度而言，中国社会转型在经过了前两个阶段的低速、中速发展之后，现在进入了高速或加速发展阶段，在速度的把握问题上要敢于迎接国际社会的竞争，又要考虑到社会的承受力。就广度而言，第一阶段的转型相对片面；第二阶段中心放错了；第三阶段不仅中心摆对了，而且是全面的，同时又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递次推进的。在转型的结构时序上，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配套以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深度来说，在社会结构上转型表现在：（1）身份体系松化，结构弹性增强；（2）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体制外”力量增强；（3）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个人自主选择增强。此外还涉及价值观念在内容和形式上（义与利、个人与社会等）的变化。就难度而言，它不仅表现在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也不仅表现在中国处于迟发展效应的作用下，处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格局下，最主要的是表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每一步，都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就向度而言，涉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的选择。
其次，关于社会转型的“势”，它是针对社会转型域（地理空间或社会结构空间）的内部或之间的转型不平衡性的能力。转型势是社会转型度变化的内在动力和根源。依转型势的大小，可以把转型区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劣势级；按势位（一种静态的、转型域间的不平衡性的实际差距，是转型运作的后果和前提）对转型区域的划分，可分为高势位、中势位、低势位的转型区域。在中国，这种势级、势位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东、中、西之间，以及部门之间。中国社会转型势应该从社会动员、社会经济持续的自我增长与自我发展的能力、教育、合理的经济结构、资源配置及对环境的保护、国家或政府的改革能力，以及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的形成及知识分子的作用等各个方面理解和考虑。
五、其他研究领域
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政治社会学、法社会学的研究，他界定了科学的含义，提出民主的三原则：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和少数原则；在论述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时，系统解释了民主的阶级性、历史性、全面性、过程性和法制性。关于现代西方哲学方面，他提出了传统西方哲学为什么衰落、现代西方为什么兴起、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现代哲学等问题，并对其作了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这些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六、并非“结论”的结论
1997年郑杭生从行政职务上退下来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制度化和理论建设中，他的学术生涯进入鼎盛时期。因此，要为他的社会学理论做一个总结还为时过早。他在对他的学术道路和社会学理论思想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也在努力拓展和深化他的理论框架。
显而易见，郑杭生和他的社会学理论已经在中国社会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所创制的社会学理论、概念、范畴常常被人援用。而且他的影响已经伸展到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等诸多社会学学科外的领域。他是近50个国内外大学的兼职、客座、荣誉教授。郑杭生和他的学术群体里的李强、林克雷、李路路、潘绥铭、胡鸿保等，以及他们所建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学派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视建立学术群体、学术梯队，注意培养后起之秀，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郑杭生教授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他常说，他自己的历史作用就是为社会学领域中的后来者铺路搭桥。正因为如此，他的学术研究才有后劲。
可以说，郑杭生所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或“社会学中国化”最成功的范例。就此而言，他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上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从他那里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一套社会学概念、范畴、术语和理论思想体系。另外，尤其在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下，郑杭生以他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声望，为1979年以来才恢复的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争得了制度上进一步的基础和条件。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社会学学科建设，首先是建立学术实体，即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学所和社会学系，使其社会学奠定了在全国的社会学界的学科地位；其次，他致力于建设学术梯队形式的学术群体，从而推出一系列以他为学科带头人的集体学术成果。10年之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已经成长为全国重要的学科教学和研究基地之一。同时，在他的直接推动下，社会学已经升级为一级学科，在中国当代的社会科学大家族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席位。
注释
[6]该文写作于1998年。作者现为河南大学副教授，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