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开创性研究
——郑杭生先生的社会学理论简析[1]
·文梓（王万俊）·
郑杭生，浙江乐清县人，1936年9月出生于杭州市，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83年从英国研修回国以来，他在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学定义、社会运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富有创见，引人注目。
一、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
在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始于1979年3月。重建初期，社会学的定义这一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论题，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观点。其中，郑杭生对社会学的定义被认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新观点”（注：邓伟志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学卷》，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郑杭生对社会学的定义是：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观点，首次发表于1985年7月29日的《光明日报》，题为《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次年，他又在《社会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论文《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观点。1987年，他出版了《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社会学概论新编》等著作，对他的社会学定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在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中，将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确定为是一门“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无疑有助于廓清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在郑杭生看来，全部社会科学可大致分为哲学科学、综合性社会科学、单科性社会科学三个层次，社会学、历史学、管理学属综合性社会科学，历史唯物论属哲学科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属单科性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虽应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但在学科层次（以及学科对象、学科作用）上，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是有区别的。那种以历史唯物论否定、代替社会学的“否定论”、“代替论”观点，那种把历史唯物论等同于社会学的“等同论”观点，既贬低了历史唯物论，又不利于社会学的研究和发展。
在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中，将社会学的对象限定为社会运行和发展，尤其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无疑明确了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并使社会学与单科性社会科学区别开来。在他看来，社会学具有综合性，社会学以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涉及了整个社会系统以及系统与子系统、各子系统、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它不以社会的某一子系统为研究对象；而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单科性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比较单纯，只涉及各有关系统内部的规律，不具有社会学那样的综合性。
为进一步明晰社会学的学科性质，郑杭生还分析了社会学与其他综合性社会科学的区别。比如他认为：历史学面向过去，而社会学面向的是现在和将来；历史学主要是一种“纵向科学”，而社会学主要是一种“横向科学”。
郑杭生所以把社会运行和发展尤其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作为社会学的对象，是有充分的根据的。一方面，社会学史上两大传统（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均没有脱离“运行”和“发展”这对社会学范畴，无论是西方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社会学都是一种维护建设型的社会学，它们实质上都以研究本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对象。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越来越强烈地提出了重视社会良性运行，正视中性运行，避免恶性运行的问题。此外，注重考察社会治乱兴衰等社会运行问题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学术传统，中国社会学的先驱者严复就曾将社会学看成是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的学问。可以说，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既有历史时代根据又有现实社会根据，既综合了国外社会学的发展轨道又吸取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合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和本土化色彩。
必须指出，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十多年来对中国社会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已为许多社会学者所认同。他本人主编的充分体现其社会学定义的教材《社会学概论新编》及其修订本《社会学概论新修》，累计印行已近15万册，被今日中国社会学学子普遍使用。由董驹翔主编的《社会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采用了郑杭生提出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观点，并作为贯穿全书的主导观念。
二、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
如果说郑杭生对社会学定义的研究略偏于纯理论问题的探讨，那么，他对社会运行的研究则力求将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重视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的考察。
社会运行（social operating 或social functioning）指社会有机体各部分运作、发挥作用的过程。在传统的社会学文献中，社会运行一词的使用并不多见。社会运行所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术语，首先应归功于郑杭生开创性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郑杭生在《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中，结合社会学定义问题的探讨，对社会运行作了一些论述。而后，在《社会指标理论研究》（1989）、《社会运行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1993）等著作中，系统深入地研究了社会运行的类型、条件、机制等问题，逐步形成了他的社会运行理论。
关于社会运行的类型，郑杭生在其研究中，受严复治与乱二分法的启示但超越了二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有名的社会运行三分法。他认为，区分社会运行的类型，评价、衡量一个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状态，主要有三大原则，即“综合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满足需要原则”。根据这几条原则，郑杭生将社会运行划分为三大类型。其一是“良性运行”。指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几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相互促进，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围之内。其二是“中性运行”。指社会运行有障碍，发展不甚平衡，包含了较多较明显的不协调因素，但它们还未危害、破坏社会的常态运行。其三是“恶性运行”。指社会运行发生严重障碍，离轨、失控。在郑杭生看来，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国社会处于初级的良性运行之中，1957年到1959年以及1962年至1966年“文革”前我国处于中性运行状态，而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人们初步感受到恶性运行，“文革”时期则处于全面的恶性运行之中。
关于社会运行的条件，郑杭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要实现良性运行，需七大条件。第一是人口条件。他认为人口过多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但人口素质逆淘汰、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的性别和区域结构的失衡等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轻视的。第二是环境资源条件。他认为我国目前经济尚未充分发展但生态环境却已遭巨大破坏，故应核算土地、水、矿产等的“环境资源价格”，实行资源的有偿使用政策，以合理使用资源。第三是经济条件（决定性条件）。他认为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应特别注意建立有秩序的经济运行体制，正确理解“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解决好“群体外差距过大、群体内差距过小”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第四是政治条件。他认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争取社会走向良性运行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强调应推动“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的顺利转变。第五是文化与心理条件。他认为人口、环境、经济等是社会运行的物质条件，文化心理则是一种精神条件，必须改造我国广泛存在的贫困文化，把握好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第六是“转型效应”这一特殊的内部条件。他认为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转换的不同步性，必然会对我国目前的社会运行产生多种影响和制约。第七是“迟发展效应”这一特殊的外部条件。他认为与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相比，我国现代化起步较迟，这使得我国在国际分工、竞争中受到了较多的制约和限制，承受着迟发展所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社会运行机制指人类社会在有规律的运动中，影响这种运动的各因素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因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郑杭生在其研究中，首先将社会运行机制划分为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保障机制等五大“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二级机制，而后又尽可能地结合中国现实的本土问题，对五大二级机制各自的结构、功能、运作过程作了全面透彻的分析。郑杭生发现，社会运行机制是围绕“社会运行目标”而建立的，社会运行机制（即五大二级机制）一旦建立就要作用于“社会运行系统”（由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子系统构成），而运行系统具体运行的结果便是“社会运行状态”，或良性或中性或恶性。
除了对社会运行的类型、条件和机制进行研究外，郑杭生还在其论著、论文中，对“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社会效益”问题以及社会运行的定量研究方法（模糊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等，进行了富有创意的探讨。
应当承认，正是由于郑杭生的社会运行理论的影响，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社会运行研究，正开始在中国社会学中出现。此外，他的社会运行论所产生的影响已超出了社会学界，为人口学、历史学界的一些学者所认可。比如：1989年，有人口学者借用郑杭生社会运行三分法的思路，将人口运行机制分成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三种。（注：参见穆光宗：《“人口按比例发展规律”探析》，载《人口研究》，1989（1）。）又如：1997年，史学界众多学者联手编写出版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在其“宏观社会史理论框架”的构设上，明显地受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社会运行论的影响。（注：参见龚书铎总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总序，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三、郑杭生的社会转型论
与社会运行一样，社会转型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不研究这样的问题显然是不行的。
1989年，郑杭生发表论文《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倡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进行研究，强调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能具有“中国特色”。此后，他和他的学术群体在全国进行了多次抽样调查，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完成并出版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1996）、《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1996）、《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1996）、《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1997）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郑杭生对社会转型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观点或思想。
“转型社会”是郑杭生社会转型论的一大基础性概念。在社会转型问题上，以往的学术研究习惯于将社会简单机械地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而郑杭生在研究中发现，社会不仅存在传统社会、现代社会这两种类型，还客观地存在着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殊的社会类型，即转型社会。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总体上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既不是完整的传统社会也不是完全的现代社会，它正处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之中。
为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现状和历史，郑杭生创造性地提出了“转型度”和“转型势”两大概念。转型度概念的提出，旨在衡量和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程度和特点”。郑杭生在其研究中，又将转型度细化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并据此提出和比较了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三大转型阶段（1840年至1949年、1949年至1978年、1978年至今）。他强调，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转型速度大大加快，广度空前未有，深度史无前例，难度前所未有，向度十分明确；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在农村，农村的转型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整个中国的转型程度，在农村实现现代化之前是很难谈得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势概念的提出，旨在衡量和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平衡性”和不同地区的“转型能力”。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郑杭生详细地考察了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转型，并据转型势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劣势级”三级不同的转型地区，将中国农村社区划分为“劣势级转型社区”（如贵州王佑镇）、“中势级转型社区”（如山东安居镇和黑龙江利民镇）和“优势级转型社区”（如江苏的姜灶乡）。可以认为，郑杭生关于转型度和转型势的思想，为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故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那么，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变迁呢？郑杭生在其研究中，从利益格局、社会控制体系、文化模式、社会支持系统、社会结构（指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模式化体系）、社会关系（主要是群体间的关系）等多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主张。在利益格局方面，他主张应加强政府行为，调节收入分配；在社会控制体系方面，应提高“犯罪成本”以控制犯罪率；在文化模式方面，应建立一种既充满活力和生机，又能保证社会主义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在社会支持系统方面，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系统以支持社会“脆弱群体”；在社会结构方面，他认为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结构的传统因素正逐步减少，现代性因素在逐步增加（身份体系的弱化、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等），因而是在逐步“优化”的；在社会关系方面，他认为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国正由过去的共同贫困转变为共同富裕，由过去的“高就低”（如脑体倒挂）转变为共同提高，调整社会关系的方法正由过去的强调斗争转变为相互协调。
就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郑杭生认为：社会问题并非为转型期社会所独有，而是一切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具有“交叉性”、“连锁性”和“突发性”三大特征。
总之，近十多年里，郑杭生在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学定义、社会运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体大思精，影响广泛，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构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一些学者认为，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已在中国社会学中开创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流派——社会运行学派。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郑杭生还是一位知名的哲学学者，曾出版《本质、现象、假象》（1979）、《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概要》（1987）等著作。他在人权问题方面的研究也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出版了《民主、自由、人权》（1990）、《人权新论》（1994）等多部著作。
注释
[5]原载《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