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统率史料的成功探索
——读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1]

·胡鸿保·

近日拜读郑杭生、李迎生合著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以下简称《新编》），很受启发。对于中国社会学史这个研究领域我早有涉猎，现在眼见本不陌生的这些史料竟被构建出一部富有新意的教材，实在为从事社会学史教学的师生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的教学活动确实需要这么一本教科书。在此，我冒昧谈谈自己的读后感，求正于各位方家。

《新编》实际上是由两位作者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而且，它们与《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郑杭生、王万俊，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一道，都是教育部一个社会学研究课题的成果。提及这点，是想让读者同时阅读这几本书，这样的交错比勘会更有助于理解《新编》的写作思路和意图。

《新编》是在前贤的有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完成的力作。我读后感到至少有几个突出的优点。

一、理论统率史料

撰写学术史自然离不开史料，但是如果没有一种主导观念来统率有关史料，学术史就会沦为资料的堆砌。反之，轻视史料、“以论代史”也会让人觉得言之无物，立论缺乏根据。《新编》在“绪论”里开宗明义提出了“史”与“论”的互动关系，不但挑明对于中国社会学史而言，“论”与“史”的结合包含着“在立足本国现实、借鉴国外社会学的同时，还必须弘扬本国的优秀传统，重视本国的学术历史”的丰富内容，而且拿出了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和观点，这便是“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以及社会学中存在两大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的观点。正是作者具备了一定的理论视角，才使得材料的运用能够推陈出新，为读者勾勒出一部线条清晰又有血有肉的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史。

二、重在当前，以史为鉴

《新编》把中国社会学史以1949年为界划分为两大时期，写作时分别以“上篇”和“下篇”对其展开叙述；从整部书看，这上、下两篇大约各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一为“绪论”加“附录”。作者仅以两节的篇幅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有关学术活动以及社会学被取消的原因（在343页的全书中仅有5页），并且跳过了漫长的所谓“空白”阶段，而对恢复和重建阶段的状况着墨颇多。笔者以为，这样的“厚今”式安排作为教材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它至少充分考虑到了当前青年学生对知识的选择性吸收的心态，努力做到可读、耐读、让人爱读，能让更多读者了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现状，从而也使本书具有较强的教育社会学意义。即使是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前社会学的介绍，两位作者也表露出“以史为鉴，重在当前”的思想，而不是单纯地就史论史。比如，在介绍严复和孙本文的思想时，就特意提醒读者注意他们对当代社会学界的不容低估的影响。

三、中国化意识浓厚

郑杭生教授自8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发表社会学理论文章以来，一方面对于社会学自身的“学理”做了深入的探索，另一方面又注意从中国的社会现状和学术思想史里为自己的理论寻找支撑。在逐步完善他的社会运行理论的过程中，明显可以看到他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上下了不少工夫。他在本书中指出，严复曾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治、乱、兴、衰”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并坦言自己的社会学定义和社会运行论都是受严复的启发、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当今实际而提出来的。郑杭生还悉心对邓小平理论做了解读，阐述了“拨乱反正”这样的词句反映出中国社会思想史里研究“治乱兴衰”这一主导思想。（注：参见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37~4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总之，在写作中两位作者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本土的优秀学术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

当然，“金无足赤”，尽管此书有上述多项优点，但仍有一些可以在今后加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关于分期问题。郑、李两君说到杨雅彬、韩明谟等的分期过细，似无必要，于是采取了相对比较少的阶段划分。为便于表述，我简称之为“两期三段”，即：新中国成立以前为前期，以下不再划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后期，以下实际上又再分两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恢复、重建以来”，其间为社会学被取消的“空白期”，未做描述。（注：参见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2~4页、目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本人以为这样的分期仍有不足，试提出两点意见供同行讨论。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前至少可以再细分为两个阶段。如果考虑从20世纪初严复的评价活动到40年代末费孝通在社区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其间的差距或者说中国社会学的进展还是非常大的。何况，所谓“明显的界标”不是不可能找到。譬如我们不妨以1930年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把这50年左右（约1903——1949）的学术史分成两阶段。从“中国化”的角度看，1930年前后的情况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孙本文在当时思考“下一步”的学术背景。其实这种思想在本书第3章第2节讲述“中国早期的理论社会学研究”时已经流露出来。（注：作者有言：“20世纪2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社会学界尚以译述西方社会学著作为主，谈不上什么研究。这种状况至20世纪30年代初始有改变”（《新编》，87页）。1949年以前分段的设想在郑杭生和王万俊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中亦有表现（《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120~123页）。在分期问题上与《新编》不大一致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一书似将新中国成立前又再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传入阶段”与“发展阶段”（详见该书，第3章）。）第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所谓“空白期”（约1952——1979）实在是应该重视并加强研究的。这段时期对于以后的“恢复与重建”实际上具有相当的思想影响，重建后的某些做法有一些可以在此前的“空白期”找到其根源。（注：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博士在他的专著《中国人类学逸史》（英文版，1994）里就对这类由政治变动而导致的学者个人学术思想的反复作了述评。比如他写到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是反对恢复人类学的；另外一位民族学家施正一20世纪60年代大批资产阶级民族学，20世纪80年代则转变态度，竭力倡导广义民族学。此书已由笔者和周燕译为中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在与王建民等合作撰写的《中国民族学史》里以及其他论文中对此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再赘言。（注：王建民等的《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就没有把1952——1976年这20余年作为“空白”处理，当然这也与许多社会学家在社会学被取消后转而从事民族研究有关。还可参考胡鸿保：《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4）；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的写作》，见王筑生主编：《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又如对史料的选择与应用也不无欠缺。史家大多认为，当时的报刊和专著的史料价值应该要高于近年来当事人所撰写的回忆录或评论文章。譬如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学，使用王康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文字，就不如去20世纪50年代的著作里另觅史料更为可信。（注：参见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175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另外有些地方虽属细节，但也宜认真核实，务求精当。（注：例如，林耀华深入调查的凉山县是彝族地区而不是苗族地区（《新编》，140页）；《费孝通传》的作者阿古什（D.Arkush）与其说是社会学家不如说是历史学家（《新编》，177页），因为他的这本专著原是他在费正清指导下完成的历史学的博士论文；“中国功能学派”的一代宗师吴文藻其实不该又划入“综合学派”内作为一个代表人物，尽管他曾经有“综合”的学术思想。）

总之，郑、李两位的大作不失为目前海内所见最好的一部“中国社会学史”教科书，作者的辛勤劳作已使学林受惠。行文至此，作为一个研究本国人类学史的人类学“土博士”，我在为中国社会学史有如此佳作喝彩的同时，不禁感慨自己的学科史的研究——囿于实际上长期以来的所谓“重材料、重田野、轻理论”的风气——显得落伍了。我真诚期盼中国的人类学界同样能够写出一部有新理论指导的有分量的学术史来。

注释

[7]原载《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2000（11）。作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