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1]
·龚长宇·
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是西学东渐和中西方文化融合、碰撞的结果。因此，中国社会学从产生之日起，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就与其形影相随。纵观社会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可谓“江山代有人才出”，从早期的严复、章太炎到现代的各位学人，他们都以自己实实在在的努力，在各自的时代播种着这块园地的满目芳菲。然而，堪称里程碑式的人物当推严复、孙本文、费孝通和郑杭生。
一、尝试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人——严复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人。早年留学英国，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开始埋头译述西方著作。在译著中，他不仅介绍了西方社会学说，也阐述了自己丰富的社会思想。译介斯宾塞的《群学肄言》除政治目的外还集中体现了严复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尝试。《群学肄言》是专门的社会学著作，“是西方社会学直接传入中国之始”，严复“也是将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第一人”（注：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2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社会学中国化的关键在于“化”，“化的对象是西方社会学，化的结果就是寻求外来社会学发生转变，以使其在中国社会得以成长和发展，满足中国社会的需要”（注：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7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这在严复译介中表现得颇为充分。
（一）“明治乱盛衰之由”、“息新旧两家之争”——尝试社会学中国化的直接动因
严复对群学做了明确的界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治之方也。”（注：严复：《译群学肄言序》，见［英］斯宾塞：《群学肄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在他看来，所谓群学，就是用科学的规律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变化与发展，以追溯历史、预测未来；所谓肄言，就是阐发其宗旨、探究其功能、揭示其方法。在这里，严复实际上是将社会学（群学）看成是一门研究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严复译此书，正是国事濒危之际，因此直接指向当时的社会现实，他希望借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缓和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对立与冲突。在他看来，作为“浅谫剽疾之士”的革命派，不应急于求成；而对那些“日暮之更张”的立宪派，也应“稍慎审重”；守旧的人更不必紧张，只要读懂了《群学肄言》，并遵循斯宾塞所倡导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治世之方，那么新的社会自然会到来。
（二）“西学之体用”与“中学之体用”相通相融——尝试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依托
严复一直主张“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但是二者却有相通相融之处，而这种相融相通恰是社会学能够中国化的理论基础。（1）西方社会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荀子之学，是相融相通的。“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严复：《原强》，载《直报》，18950304。（2）中国的“群”与西方的“社会”也是相融相通的。“群也者，人道所不能为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3）西学中的“社会”与中学的“邑”、西学中的“国”与中学中的“国”的字义也是暗合的。“西方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祈向者，曰社会。’而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从口有区域也。’……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而字书曰：‘国古文或，从一，地也，从口以戈守也。’观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4）《群学肄言》与中国的《大学》、《中庸》有相融相通之处。“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之精义。”（注：严复：《译余赘语》，见［英］斯宾塞：《群学肄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一方面，斯宾塞所主张的社会进化遵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原则，而且，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不是激变性的一蹴而就完成的，而是要通过渐进性的漫长的演变过程，这是处理和解决激进派与保守派无谓之争的“尤为对病之药”。这种渐进性的观点与我国《中庸》所讲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过则失中，不及则未至，故惟中庸之德为至”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另一方面，斯宾塞主张“言治群之不可以无学”（《砭愚》），“明此学之必可以成科”（《倡学》），治斯学有“物之难”（《物蔽》），有“心之难”（《智》）和“心物对待之难”（《情瞀》），但是，“虽然知其难矣，使徒知之，于修己治人考道讲德之功，犹未济也，则亦不足以与于斯学”（《缮性》）。这些思想与《大学》所倡导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观点，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实际上也表明了严复在介绍西方社会学的过程中，尝试着使其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相融合的意向。
二、早期倡导社会学中国化运动的先驱——孙本文
孙本文（1891——1979），字时哲，江苏吴江人，曾赴美留学，“孙本文是解放前我国社会学界最有影响，著书最多的社会学者”（注：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史》，20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在社会学中国化问题上，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点。
（一）正式提出并使用“社会学中国化”的概念，倡导社会学中国化运动
1931年，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中，明确使用了“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化的社会学”概念，并大力呼吁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由于孙本文是当时全国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负责人，加之这篇演讲是在中国社会学社1931年的年会上发表的，因此，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倡导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主流态度。所以，他的这一观点迅速地在中国社会学界传播，并对日后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自1931年孙本文正式地明确地提出并倡导社会学中国化以来，社会学中国化作为一场学术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一大批中国社会学者如吴文藻、杨开道、晏阳初、费孝通等加入到社会学中国化运动的行列，并为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二）努力探求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
孙本文倾毕生精力，将其所学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知识和中国社会实际熔于一炉，多角度探讨、构建了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具体说来：（1）创立了“社会行为”的社会学方法论思想体系，他的全部社会学理论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2）构建了以文化立国的中国化社会学理论体系，并被视为国内社会学界提倡文化研究的第一人，也被认为是引入西方文化社会学的第一人；（3）构建了以提高国民素质为起点的心理社会学理论体系，主要分析心理的社会环境对于个人行为及社会行为的影响，从中找出国民素质提高的规律。孙本文在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为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开拓树立了典范。
（三）系统阐述了“社会学中国化应从事的工作”
孙本文不仅多角度潜心研究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还系统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具体思想原则和方法，指明了社会学中国化应努力的方向。具体说来，他从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两个层次上系统地表述了“社会学中国化应从事的工作”。摘录如下：
时至今日，这些观点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及具体实践来说，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孙本文在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他的累累硕果，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开创者——费孝通和郑杭生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他曾说：“我早年从蒙养院、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院到留学博士学位——受过当时的正规教育的全部过程，经历过按季按年的考试，逐级循序地熬过来的。”费孝通：《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687页，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费孝通在社会学中国化问题上的卓越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对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中国化探索
30年代，自孙本文等发起并倡导社会学中国化运动后，当时的一批社会学家进行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各种实践：有的致力于对外来社会学方法进行本土化改造；有的致力于对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构建；有的致力于实证地研究中国社会和参与中国社会的改造活动。费孝通则主要是致力于对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本土化探索，具体表现在他1936年进行的江村调查和1939年前后进行的禄村调查。
江村调查是费孝通对其家乡吴江县的开弦弓村（费孝通称之为江村）进行的实地调查。内容涉及家庭、财产、农业、贸易、土地等问题，并考察了江村的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等。最后提出了发展乡村工业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观点，成书为《江村经济》。费孝通的江村调查由于突破了人类学只研究古老、原始的社会而很少研究近现代社会的旧传统，所以马林诺斯基称《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研究和理论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实上，这本书，不仅是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是实践开创社会学调查这一领域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注：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史》，14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禄村调查是费孝通以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实地观察法，对云南禄丰县大白厂村（费孝通称之为禄村）进行的调查。主要内容涉及禄村的土地制度、农田经营方式以及手工业状况、日常生活费用等内容。“费孝通的禄村调查代表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以社区研究方法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内地农村社会的认识和了解。”（注：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159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
（二）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积极倡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
1952——1979年，我国社会学因种种原因被取消，正所谓“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社会学的发展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同时，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也由此中断了。1979年3月，社会学正式恢复，随之，社会学中国化再次被倡导，社会学中国化运动也再次被掀起。
费孝通先生作为牵头人，在社会学恢复与重建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实际上三年多时间是用在为社会学这门学科建学会、研究所和学系这些搭戏台的事务上……为了培养人才，还得做不少基础工作，如办班培养师资、组织编写教材……但为重建中国社会学这个事业，这些工作不能不做。”（注：费孝通：《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38页，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事实上，也正是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努力，使得我国社会学在停顿了近三十年之后又得以薪火相传，并焕发出新的生命与活力。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上，费孝通积极倡导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尤其强调“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学探索，强调社会学的意识形态性。“我则主张社会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世界上存在不同国家、不同制度的时代，社会科学所反映的实际是有界限的，中国的社会学具有中国的特色。”同上书，26页。就这门学科的内容和性质来说，“还有待于努力创建，使之成为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密切结合中国实际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注：费孝通：《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13页，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就怎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问题，费孝通指出：“这是一个我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如果能抓住问题，群策群力，全力深入，不懈努力，一定能逐步积累反映中国社会的科学知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注：同上书，27页。）费孝通本人则身体力行，自80年代以来，重新投入学术工作，并且在写作上“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集中体现在他对小城镇的研究上。在系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先后完成了《苏南农村社队工业问题》、《谈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新开拓》等报告、论文和著作。在这些作品中，他不仅分析了小城镇的类型、作用、层次和兴衰发展，研究了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还结合中国的实际对中国的人口和分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乡发展等问题提出了若干有创意的建议，最终形成了具有明显应用取向的小城镇理论。
如果说费孝通积极倡导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取向，那么郑杭生则是对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透视与探索，并试图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框架。
（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历史方面研究
郑杭生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应包括“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就历史方面的研究而言，目前已成书两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和《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在郑杭生看来，“中国社会学史，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传入中国，在中国立足、发展、不断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并在中国发挥自己作用的历史”（注：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对社会学史的研究，坚持了史论结合的原则，以社会运行和社会学两大传统（孔德系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系社会学）为主导线索，对中国社会学百年史作了梳理和评价，同时对我国社会学发展现状作了反思与概括。
（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方面的研究
1.从“社会学本土化从世界到中国”的视角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一书中，作者以社会学本土化为主题，系统研究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含义、类型、特征、相关概念等基本理论问题；通过纵溯横览，再现了从世界到中国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与现状；同时立足我国现实，探讨了全面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策略。可以说，在国内外对社会学本土化的专门研究还相对薄弱的状况下，这部著作的完成，某种程度上的确弥补了这一领域的不足。
2.“中国特色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社会运行论
社会运行论是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和理论特色之一。早在80年代，郑杭生就致力于社会运行的研究，一系列的文章、著作已充分显示了这一理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在他看来，“社会运行是指社会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社会运行包括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纵向运行就是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横向运行是指社会诸要素、诸系统的交互作用。”（注：郑杭生、李强等：《社会运行导论》，13~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其中“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是社会运行的条件系统；“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则构成社会运行的机制系统。郑杭生根据对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三种类型——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学对象的新看法：“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是他全部社会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社会学概论新编》一书中，就是以社会运行论统贯全书，构建了以社会运行为主导线索的独具特色的社会学体系。郑杭生还将社会指标的研究社会运行类型的区分、社会运行条件和机制的分析结合起来，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指标体系”的基本构想，同时还设计出了以“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与家庭生活”和“精神生活”为主要指标的“中国主观社会指标体系”。这样，既开拓了社会指标体系研究的新视域，也使社会运行论的内容更加充实和丰满。
由此可见，“社会运行论既是一种学科体系，又是一种实质性研究。”（注：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235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多年来，通过社会实践和教学实践的检验与考验，这一理论越发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也正是由于社会运行论所具有的影响和特色，一些国内外学者将以郑杭生为代表的学术群体称为中国社会学的“运行学派”。
3.“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探索”——社会转型论
社会转型论是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又一理论特色。“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注：郑杭生：《关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几点展望》，载《社会学研究》，1997（2）。）郑杭生在社会转型论中，不仅提出了“社会转型”、“转型度”和“转型势”这样的新概念，同时，还形成了以“转型度”和“转型势”为主要分析工具的社会转型分析法。其中，用“社会转型度”这个新范畴来衡量中国社会现代化进展的程度，转型度“又可以区分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而另一个新范畴“社会转型势”则是为了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平衡性和不同转型地区的转型能力。基于此，可以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三个不同的转型地区，即优势级、中势级和弱势级转型地区。毋庸置疑，社会转型论在中国社会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郑杭生曾经说过：“我早就意识到，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中，是两个重要的、会产生影响的概念。”事隔多年，果然不出所料，这两个理论相得益彰，不仅是对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框架的核心。其实，社会学中国化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预测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社会的发展；其标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注：郑杭生：《关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几点展望》，载《社会学研究》，1997（2）。）。从郑杭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框架，为社会学中国化走向成熟做出了卓越贡献。
诚然，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社会学者，进行了和正在进行着中国化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比如雷洁琼的“中国城市家庭”研究、袁方的“社会学方法”研究、陆学艺的“农村社会学”研究、景天魁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李强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等等。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无疑也是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篇章。
注释
[8]原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2）。原文摘要为：“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一直与中国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相伴随。在社会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中，严复可谓是尝试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人；孙本文是早期倡导社会学中国化运动的先驱；费孝通和郑杭生堪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开创者。本文试就四位学者在社会学中国化问题上的贡献作一梳理和阐释，以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作者现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