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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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集聚对工资的影响:文献评述

(一)相关的理论研究:产业集聚对工资作用的渠道

产业集聚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例如英国的传统工业主要集中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伦敦以及苏格兰东北部的纽卡索地区,日本20世纪50年代后制造业逐渐集中于濑户内海工业区,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制造业基本集中在东北地区、大西洋中部沿海与以五大湖为中心的中西部地区。大量的文献对产业集聚的原因进行剖析的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产业集聚和工资之间的关系。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主要是由要素禀赋的地区差异和产品生产技术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企业可能会选择在劳动力相对丰裕、工资水平较低的地方集聚。因此,在研究产业集聚和工资之间关系时,如果出现负相关的情况就要审慎对待了。但是,有关企业选址的相关研究发现,虽然自然禀赋很重要,但是企业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市场容量更大的地区或者更接近中间投入品制造商的地区(Ellison and Glaeser,1999; Devereux et al.,2007)。这一发现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EG)。

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贸易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市场规模的大小如地区人口资源等因素决定了产业集聚的区位,即存在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Helpman and Krugman,1985; Krugman and Venablesa,1990)。尽管地区人口规模是外生的,但是在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以及产品具有差异性的假定下,人口规模大的地区对产品的数量和产品的多样性的需求更大,企业的生产也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当用地区间贸易的运输成本表示地区一体化水平时,新贸易理论认为地区一体化从低水平向中间水平转化时,市场规模大的地区易于实现规模经济并成为制造业产品的净出口者。而新经济地理理论则认为,规模经济、产业发展的前后向联系与运输成本是促使产业在一些地区集聚的主要因素。在劳动力自由流动、规模经济、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和存在运输成本的情况下,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较量决定了产业的地理集聚。向心力既包括在实现规模生产的情况下,企业共享劳动力市场获得的知识和技术的外溢,也包括同一产业不同生产链的前后向联系所具有的区位优势。离心力则是指由集聚所造成的非流动要素如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价格上涨,以及公共物品的相对稀缺形成的“拥挤效应”而对集聚产生的阻力(Krugman,1993; Krugman and Venables,1995)。这些理论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地理因素、自然禀赋和市场规模往往同时作用于产业集聚。

上述理论,尤其是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与Marshall所归纳的产业集聚带来的外部性相呼应。Marshall(1890)认为产业集聚的好处可以概括为三点:(1)企业更接近中间产品供给者和产品的需求者,从而节省了运输成本。(2)集聚带来的劳动力共享(labor pooling)能使企业寻找到更为匹配的工人。(3)集聚有利于企业之间的知识和技术外溢。

已有文献认为,产业集聚的外部性不仅使企业受益,工人也会获得相应回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产业集聚的同时也带来了竞争效应,企业不仅在产品市场展开竞争,而且也针对劳动力和固定要素如土地进行竞争,这些都会降低企业的利润空间和工资支付能力,对企业的工资决定会产生复杂的影响。因此,集聚对工资的效应并不明确,不仅取决于外部性大小,也与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和工人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关。总的来讲,产业集聚对工资的影响有如下四个渠道:(1)产业集聚能带来具有特定人力资本的劳动力的共享,使得集聚地企业之间的劳动力更加匹配,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有利于工人工资的上涨。Krugman(1990)认为尽管存在针对劳动力的竞争,但是企业能雇用到更有效率的劳动力,从中所获得的收益超过竞争带来的负面效应。(2)产业的地理集聚能通过劳动力的专业化及企业和劳动力技能的匹配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对工资产生向上的推力。但是,如果所集聚的产业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不高,劳动力需求弹性大,那么集聚所带来的劳动力之间的竞争效应将使得市场出清时的工资水平下降。(3)技术和知识往往是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来实现的,使用相关技术的企业越集聚,越容易发生技术和知识外溢,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利润,为企业提供提高工资的动力。(4)产业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会使得企业扩大对劳动力等要素的需求,从而影响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但具体的影响方向也与企业的生产技术、劳动力的技能以及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有关。

除了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而间接对工资产生积极影响这一渠道外,Combes和Duranton(2006)认为工人是所在企业知识和技术的载体,而集聚地的共享劳动力市场发挥了外溢管道作用,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会有激励提高工资吸引当地其他企业的工人,而原有企业为了减小工人流动的概率也会适当提高工资。也就是说,具有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劳动力在工资谈判中更有优势(Willamson, 1998)。

(二)相关的实证研究:产业集聚对工资是否具有外溢性?

尽管从理论上讲,产业集聚对工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影响效果并不明确。已有的实证研究大多发现,产业集聚对工资的影响是正向的,产业集聚地工人工资存在溢价。Glaeser和Mare(2001)在解释城市工人工资比非城市工人工资普遍高这一现象时,指出人力资本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城市工人的工资溢价,城市作为企业集聚地有利于知识的外溢从而加快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城市工人更具有生产力。Diamond和Simon(1990)用补偿工资理论解释了产业专业化(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并用美国SMAS地区的28个行业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认为工业集聚度高的地区失业风险也高,高工资是对这一风险的一种补偿。Wheaton和Lewis(2002)利用美国统计局1990年的微观数据发现制造业同一职业同样技能的工人在占全国就业份额较高的城市工资更高,他们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城市的企业因集聚而获益,倾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Amiti和Cameron(2004)利用印度尼西亚的企业数据研究了企业间纵向联系(vertical linkage)所带来的集聚好处,特别是对名义工资的作用。他们发现,因前后向联系而发生的集聚通过市场潜能(market access)对工资产生正向作用,具有最大市场潜能的企业比市场潜能最小的企业支付的工资高20%,劳动力共享对工资的效应显著为正。但是,用处于同一地区同一五位数制造业的企业数量来代理技术和知识的外溢,并引入距离进行调整后,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发现知识及技术外溢的正效应。进一步将企业分为处于产业集聚的“中心”——爪哇(Java)——和外围岛屿这两类,他们发现这种纵向联系带来的好处(即对工资的正向影响)是高度地方化的,只有处于“中心”地带的企业能够享受,距离中心地带越远越难分享集聚的好处。

Blasio和Addario(2009)认为产业集聚对工人的积极影响不仅限于工资的上涨,而且也体现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流动性的增强。尽管他们有关意大利工业集聚地工人所获得收益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产业集聚带来工资溢价(wage premia),但是考虑到产业集聚对劳动力横向和纵向流动性的影响,产业集聚不仅提高了集聚地工人被雇用的概率,而且提高了工人从固定收入职业转向创业的概率,特别是增强了蓝领工人在不同职业之间的流动性。

国内近几年关于产业集聚和工资的研究大多从市场潜能的角度进行,结合新经济地理学,分析市场潜能和地区工资差异之间的关系。刘修岩等(2007a,2007b)的研究不仅发现市场潜能和制造业空间集聚的正相关关系,而且用Harris意义上的不含价格因素的名义市场潜能分析了其对地区工资差异的影响。范剑勇和张雁(2009)则不仅考虑了市场潜能而且控制了价格因素,以1997年地区间投入产出表的流量数据和引力模型计算了各地级市的市场潜能,发现各地区的市场潜能存在很大差异,而市场潜能对工资有显著的正影响,这就意味着各个地区职工收入差距与市场潜能密切联系。他们认为这与中国劳动力地区之间的流动障碍有关,流动性不足导致产业集聚地即沿海地区的市场准入上升和工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