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异托邦与致幻剂：一种身份政治

尽管喊麦与社会摇的粗鄙美学充斥着无聊、审丑与刻奇的倾向，然而从之者却甚众。如同“杀马特”文化的风靡一时一样，他们对新兴的喊麦与社会摇也趋之若鹜。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借助发达的网络直播/网络视频空间，在建构着一种怎样的集体认同，或者说在实践着一种怎样的身份政治？

2017年7月，网易新闻曾推出一项名为《可以说这很青年了》的调研。调研显示，80%的喊麦听众是21～30岁的男性，他们的普遍月收入在2000元～6000元不等。80%喊麦MC是男性，且年龄处于18～27岁之间。而近30%的MC来自东北地区。而据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与团北京市委在2017年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33.1%的网络主播月收入500元以下，14.6%的网络主播月收入500～1000元，15.9%的网络主播月收入1000～2000元，18.0%的网络主播月收入2000～5000元，不到一成的网络主播月收入5000～10000元，不到一成的网络主播月收入万元以上。通过爬梳不难发现，喊麦与社会摇的表演者与爱好者们多为当下中国社会的青少年群体。作为当下社会的新生代群体，青少年群体正处于接受教育的成长阶段，尚未形成较为稳固的价值观，知识结构与情感结构正处在塑形和建构之中。

不过，借助于当前互联网时代庞大的网络虚拟空间，青少年群体得以形成审美趣味的共同体。如同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中揭示的那样，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喊麦与社会摇清晰地展示了这种趣味社会学，更借助趣味来标榜这个群体的文化身份。以社会摇为例，随着“社会摇第一人”牌牌琦的风生水起，诸多有志于社会摇的青年们纷纷以拜师学艺的方式聚集在其门下，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名号整齐的“牌家军”。而“牌家军”的诸多直播们还纷纷拥有各自数量不等的粉丝群。等级严明的“牌家军”与更为庞大的粉丝族群构成了牌牌琦的“内容王国”，一个庞大而虚拟的趣味共同体。

当然，喊麦与社会摇爱好者们并非单纯地分享着同样的文化艺术趣味，也分享着同样的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ies）。如果将直白乏味的喊麦歌词与演唱者的社会身份相勾连，不难发现那些“败帝王，斗苍天”“爱江山爱美人，留下多少帝王魂”式的慷慨豪迈话语背后其实都暗含着他们对于上层社会的无限想象与向往，折射着他们不满足于现实境况的生存焦虑。例如，MC天佑在接受访谈时就反复强调自己早年混迹于社会底层备尝冷落如今要“成王”“成龙”的心路历程。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指出，空间不只是物质性的、客观性的场所，更是历史性的、社会性的产物。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具体化的抽象物，必须借助空间化机制才得以具体存在，“团体、阶级或阶级的一部分只有通过空间的生成或生产，才能将自己建构或将彼此识别为主体”。而喊麦与社会摇所依赖的直播间与视频空间正是这样一个社会性的“异托邦”空间，“一种反场所（counter-sites），一种的确实现了乌托邦”。这一空间将其他的虚拟空间或真实空间排除在外，但又建基在真实的社会关系之上；它向所有人开放，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够真正进入。在这一空间中，拥有共同趣味的表演者与观看者通过音乐、呐喊与摆动，寻找着自己的主体性，也建构着集体的身份认同。

然而，喊麦与社会摇的爱好者们真的能够通过直播间/视频空间这类网络异托邦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吗？看上去似乎可以。喊麦表演者在声嘶力竭地讲述着一个个以自己为主角的英雄故事，社会摇表演者则在尽情摇摆中营造着一个唯我独尊、伟岸崇高的英雄形象，都在努力建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神话。在躁动的洗脑式的话语中，观看者与表演者在虚拟空间里暂时达成了共情与共识，忘却了屏幕之外并不美好的现实世界。然而，喊麦与社会摇在网络异托邦中所建构的集体身份认同，与其说是一则宣言书，毋宁说是一种致幻剂。虚拟空间里的情感宣泄与理想表达是一种漂浮无根的幻象，成为掩盖或缓和现实生存困境的迷魂汤。通过喊麦与社会摇，以MC天佑、牌牌琦为代表的极少数表演者们积累了大量的粉丝，并在物质财富上取得了令人咋舌的成功。2017年，MC天佑曾在访谈节目中自爆年收入税后8000万元；2018年，牌牌琦与其搭档小伊伊举行结婚仪式，婚礼上的直升机、游艇营造了一个上层社会的奢华生存景象。二人的成功为其粉丝们营造了一个幻象：凭借喊麦与社会摇就可以轻松获取巨大的财富，从而摆脱生存的焦虑，成功跻身上层社会。于是在这个权力分化越来越明显的虚拟空间里，无数粉丝们亲手将同一阶层的“同志”制造为万众仰慕的偶像，而他们的偶像在逐渐远离他们的同时继续为他们酿造着生活的甜蜜幻象。幻象之下，是不容置疑的贫富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