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去抵抗性与收编的资本逻辑

2018年2月，文化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网络表演市场专项规范整治行动。很快，MC天佑被YY等头部直播平台禁播，与此同时，YY平台77首热门喊麦歌曲被禁，1000多名主播被封。2018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的通知》，随后快手、抖音等视频平台被责令整顿，社会摇“头把交椅”牌牌琦被禁。几乎在一夜之间，喊麦与社会摇曾经众声喧哗的王国訇然陷落。看上去，喊麦与社会摇的命运典型地印证了英国伯明翰学派以“抵抗、风格、收编”为关键词的青年亚文化理论。然而在当下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网络媒介文化/主导文化多重角力与掣肘语境下，喊麦与社会摇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又呈现出诸多复杂与特殊之处。

青年亚文化善于创制出服装、音乐、舞蹈等丰富而独特的风格与符号系统来彰显自己的文化地位与阶级存在，以象征性的、风格化的、仪式化的方式来对抗主流文化。然而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形态，喊麦与社会摇本质上是弱抵抗性或无抵抗性的。喊麦与社会摇表述出了以“新工人”群体为代表的当下中国底层群体的现实焦虑与想象，但是这一切都是建构在积极拥抱主流社会与消费资本的前提之上的。正如有论者所言，这是一个“青年消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启蒙中国的激情被消费生活的激情所替代，塑造自我的理想被狂欢体验的梦想所替代，充满乌托邦精神的‘青年文化’，被享乐主义的‘青春文化’所替代”。与此同时，身处当下网络自媒体时代，喊麦与社会摇的表演者们不仅身为创作主体，还作为媒介运营者担当着传播主体的责任。为了聚拢粉丝，表演者们往往陷入媒介的反控制之中，拜倒在注意力经济的裙裾之下，原有的底层话语也随之不断弱化。2016年6月8日，一篇题为《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的文章曾在微信等社交网络掀起轩然大波。它聚焦的便是包括喊麦、社会摇在内的快手短视频平台的光怪陆离的内容世界，详细描画了视频创作者/传播者是如何为了吸引注意力、获取知名度而摄制各类庸俗、低俗的视频的。可以说，喊麦与社会摇的标新立异，与其说是象征性抵抗，不如说是以吸引注意力为鹄的。

每一种青年亚文化形态诞生之后往往要面临主流文化的审视、规训与收编。赫伯迪格（Dick Hebdige）曾指出，亚文化的表达形式通常通过两种主要的途径被整合和收编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第一种是商品的形式，即把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为大量生产的物品；第二种是意识形态的形式，即通过统治集团（警方、媒体、司法系统等）对越轨行为进行“贴标签”和重新界定。不过对于喊麦、社会摇而言，它们所面临的与其说是资本与主导意识形态的联合收编，不如说是后两者之间的角力。以喊麦的兴起与衰落为例，近些年，在网络直播与网络视频平台蜂起、竞争激烈的资本战局中，以YY、快手、虎牙、斗鱼等为代表的网络平台常常奉行“流量至上”的准则，大力培养MC天佑、MC阿哲等喊麦明星。与此同时，以电视台为代表的主流文化也在资本的裹挟之下，不断向喊麦明星们投去商业化收编的橄榄枝。资本的逐利性放大了网络视频业的欣欣向荣，也暴露出内容监管的缺位。为了吸引眼球，喊麦主播们常常有意加入淫秽、吸毒等一些不良元素，尽管这种越轨的行为并非出于亚文化的抵抗诉求。显然，主导文化以禁止出场的方式对喊麦文化所进行的严厉的“再收编”，表面上的收编对象是越轨的喊麦表演者们，实际上的规训对象则是以资本逻辑为圭臬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当下喊麦与社会摇被规训与惩罚的命运，并非源于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而是源于作为当下我国主流文化主体的大众消费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的对撞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