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爱听故事

人人爱听故事？是的。

蒂利说：“身为教书匠，我没有一天离得开故事。”本人有着30余年的授课经历，对此深表同感。课堂上，无论是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工人、商人，还是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企业家、专业人士，一旦被数字、图表、概念、推理弄得昏昏欲睡，只要故事、案例开讲，个个眼睛发亮、精神焕发。

故事人人爱听。

平民百姓爱听，王公贵族也爱听。通俗杂志《故事会》一度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儿童爱听，成人爱看。阿凡提的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格林童话》，成人愿讲，儿童爱听。过去，民间有个说法，叫“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女人不看《红楼梦》，儿童不看《西游记》。”怕的就是，老的看了更有心计；少的看了惹事生非；女的看了作天作地；小的看了无法无天。对故事，男女老少不但各有所迷，迷进去后还会学习、模仿。

说到中国文化，很多人会脱口而出：“儒、道、释。”其实，正统的“儒、道、释”文化是知识阶层的文化，是士大夫的文化。而真正深入老百姓骨髓的是“平民文化”“江湖文化”。

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

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

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

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

黑发不知勤学早，转眼便是白头翁。

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

路逢险处须回避，事到临头不自由。

……

以上的句子大家熟悉吧？它不是来自《论语》《道德经》，它出自《增广贤文》。该书名最早见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推断，此书最迟成于万历年间的儿童启蒙书目。

为什么这些内容会深入人心？其一，书中集结了从古到今的各种格言、谚语。格言、谚语本身就是民间生活经验的结晶，是老百姓自己总结出来并信奉的价值取向；其二，正因为如此，老百姓在传播这些格言、谚语之时，总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来加以印证，或者在讲完一个“自己的故事”之后，用这些格言和谚语进行“提炼、概括和总结”。换句话说，每一条格言和谚语背后都有无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古时候，老百姓尤其是妇女，能识文断字的不多，能看懂“经典”的就更少了。他们基本是通过故事、戏剧来接受教育的。“陈世美”在民间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已然成为男人“喜新厌旧，忘恩负义”的代名词，正是因为传统戏剧《秦香莲》的影响力。

平民文化是长幼有序，夫唱妇随，相夫教子，望子成龙，一切围着家转，家和万事兴。同时，中国人重视邻里关系、同宗同族、乡里乡亲，讲究相互关照、礼尚往来。

在这样的宗法社会里，一旦背井离乡，就没有了安全感，所以要“抱团取暖”，“抱团打天下”。在这个世界里，团伙最重要。这，就是江湖。

李慎之先生对“江湖文化”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概括：“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称作江湖，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所追求的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变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没有原则，‘有奶便是娘’，他们一方面显得很英雄豪迈，一方面也是鱼肉善良，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中义堂上的交椅却不容有丝毫差池。他们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义气’,‘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朋友靠不靠得住，全要看够不够义气了。代表义气的尊神就是‘义气千秋’的关羽。”

按王学泰的观点，对中国“江湖文化”影响最大的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水浒”故事发端于南宋，元代成戏（如关汉卿的《单刀会》），明代成书（如施耐庵的《水浒传》）。《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不同，《三国志》讲的是正史，主要讲帝王将相的事。《三国演义》适合不同社会阶层的口味。在民间，大家津津乐道的是“桃园三结义”这类的东西。这是江湖文化。在平民眼里，关公是“护法”，是“财神”；在江湖人士心中，二爷是“神勇”的化身，“义气”的符号。所以，义结金兰也好，纳“投名状”也罢，都少不了要说一声：“关二爷在上。”

这便是最经典版的中国民间故事。

说者有心。宋朝一降，“江湖艺人”兴起。江湖艺人讲给老百姓听的故事，自然有自己的立场。王学泰写道：“两宋时期，作为江湖游民的说书艺人在讲述三国时，必然有他们对历史的感悟，对于这段历史，他们要作出自己新的解释，以表达自己的感受，至于它是否符合历史实际，那是另外的问题。”

听者无意。老百姓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存体验来选择“听什么”“信什么”的。反过来这又影响到“怎么说”，用什么形式说。春秋笔法不好解，楚辞汉赋嫌深奥，唐诗宋词太高雅，反而是元曲、明清小说在民众间赢得了最大的“心智市场”（当然，讲故事的通俗形式可以追溯到更早期，如先秦山海经、六朝志怪小说、唐朝以来的传奇小说等）。

“说话的”是唐、宋民间说书人的自称。说话，是讲说故事的专称，相当于近世的说书、评书。

“说话有四家”，王学泰采取了陈汝衡《说书史话》先生的说法：（1）各种逗人发笑的谜语、隐语；（2）引发宗教情怀的“说经”“说参请”;（3）即兴发挥的“合生”;（4）小说。小说主要是讲故事。有演说文故事的“银字儿”，有演说武故事的“公案”“铁骑儿”两类。“银子儿”因同名伴奏乐器而得名，内容包括：“烟粉、灵怪、传奇”等；“公案”讲“扑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铁骑儿”讲“士马金鼓之事”（发生在与外族之间的正规战争）。

文故事所说多是小儿女的悲欢离合和社会八卦；武故事“公案”多是侠盗，《水浒传》是典型。基本套路是：或壮士怒目，除暴安良；或忠良遭陷，喋血沙场。最后，命运改善，发迹变泰，即便是死于非命，最后也是冤案昭雪，名扬千秋。

元朝以后发展起来的戏剧，更是流传广泛、影响巨大。如，张国宾的《高祖还乡》《衣锦还乡》；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救风尘》《望江亭》。明朝汤显祖的《牡丹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等。

这些故事所形成的意义取向和艺术范式，一直以来被人们津津乐道，并用“喜闻乐见”四个字来形容。

老百姓爱听故事，因为他们能从故事中获取经验、知识、智慧乃至价值观；正因为人人爱听故事，贩夫走卒都知道用故事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喜怒爱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