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近动物，以它为师

有一位研究动物的人曾表示，物种之间的界限是可以跨越的。

怪医杜立德（Dr. Dolittle）⁽⁴⁾的能力已经满足不了现代人了。人们可以和动物沟通，动物也会做出响应，但这样还不够，还无法完全反映出人类与动物的亲密程度，而且也不够实用。有时候，动物仍不愿透露它们最危险也最珍贵的秘密，比如，遇到干旱，兽群会往哪里移动，或者鸟类为何要遗弃湖泊北边的泥滩。

如果要挖出真相，那么你必须先完全相信：人类和动物拥有共同的起源。你必须绕着营火，随鼓声起舞，一直跳到脱水、流鼻血；或者站在冰封的河面大声吟唱，直到你感觉“灵魂”快要从喉咙中蹦出来；或者吃下毒蝇伞毒菇，看着自己一路“飘”到整片森林的最高处。如此，你才能突破世界与世界之间的薄膜，从你的物种世界进入其他物种的世界。当你费力推进，并且越发醒悟的时候，薄膜便会将你包覆，一如人类母亲用她的羊膜囊包住还是胎儿的你一样，接着你将以一匹狼或一头牛羚之姿重生。

早期的人类艺术会以此类变形为主题。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神经网络经过进化，似乎第一次迸发出了意识的火花，这促使原始人爬进冰冷的洞窟，在穴壁上画下半人半兽的图案：长着兽面兽蹄的人类，或者用人手持矛的野兽。宗教始终带有半人半兽的色彩，即使是当时文明程度较高的埃及和希腊文化，也时常会出现动物的身影。希腊诸神会变身为动物监控人类，埃及宗教艺术则充斥着人类和动物的身体部位。印度教也保留了半人半兽的传统。在我动笔的此时，我正面对着一幅象头神迦内什（Ganesha）的画像。对数百万名信众来说，唯有这些兼具人兽双重身份、可穿梭于不同世界的诸神值得敬仰，而不同世界指的正是人类和动物的世界。这样看来，人类从很早的时候起就真诚希冀人类和动物的世界能够合二为一了。

小孩子体内保留的兽性要比大人的还多一些，所以他们更懂得与动物融合的方法。他们会扮成小狗，会在脸上画出老虎斑纹，会抱着泰迪熊入睡，甚至会在房间里养仓鼠。到了睡觉时间，小孩子会央求爸妈念故事书，故事里都是穿着、谈吐跟人类一样的动物。彼得兔和鹅妈妈可以说是半人半兽形象的典型代表。小时候，我也同样想要接近动物。一部分原因是我相信动物知道许多我不知道的事，不知为何，我就想搞清楚这些事情。

那时候，我家花园有一只黑鹂，它那亮黄色眼眶中的黑眼睛看上去无所不知，这使我抓狂。它肆无忌惮地炫耀着自己的见识，这使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无知。那对眼睛一眨一眨的，仿佛一张若隐若现、皱巴巴的海盗藏宝图。我看见了地图上那个明确标示着宝藏所在地的红叉；我看见了深埋的宝藏正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如果能将它们挖出来，那么人生就会因此而改变。但是无论如何拼命，我就是想不出那个红叉会在哪里。

我和认识的人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我都试过了。我是个“黑鹂狂”。我会在图书馆待好几个小时，读遍所有提到黑鹂的篇章段落，并且会拿一个作业本记笔记。我将附近黑鹂巢的位置（大多在郊区的水蜡树上）绘成了一张地图，天天带着一张用来垫高的凳子“拜访”它们。我用一本精装会计簿，以分钟为单位记录黑鹂的活动。

我的卧室有一个抽屉，里面装满了黑鹂蛋的蛋壳。每天早上起床，我会把蛋壳拿出来闻，希望闻了之后就能进入黑鹂雏鸟的大脑，让那一天的自己更像一只黑鹂。到了夜晚，我会再次闻一闻蛋壳，希望能在梦中重生为一只黑鹂。我还会把被车撞死的黑鹂捡回家，用镊子拔下它的舌头并风干，放在天鹅牌火柴盒里铺着的棉花堆上。

制作动物标本是我的另一项嗜好。我床的正上方有一只展翅盘旋的黑鹂，它被丝线悬挂在卧房天花板上；还有一只全身严重变形、正从胶合板栖木上呈斜角俯冲而下的黑鹂。我的床边有一罐福尔马林，里面泡着一颗黑鹂的大脑。每晚入睡前，我都会拿着罐子在手上转啊转，试图让自己进入黑鹂的大脑，结果常常是握着罐子就睡着了。

一切努力都是枉然，黑鹂仍是一团难以解开的谜。我很庆幸小时候没有解开这个谜团。要是当时自以为看穿了黑鹂的奥秘，那么恐怕我的人生将变得一团混乱，我可能会成为石油商、银行家或掮客。太早认定自己掌握了全盘局面、通晓了所有道理，会让人变成怪物。神秘的黑鹂不断打压着我的自负，所以我始终相信所有生物都很难理解（这点我喜欢），尤其是人类。

我不理解黑鹂，不代表人类就无法理解动物，理解并非不可能。英国作家贝克（J. A. Baker）在他的《游隼》（The Peregrine）⁽⁵⁾里与我一样，也想变成一种动物，而我则试图变成五种。贝克对游隼的执念强烈到将自己同化成了游隼，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消灭自我。“今年冬天，无论（游隼）去到哪，我都会跟到底。我将与它共享狩猎生活的恐惧、狂喜和枯燥。直到它明亮双眼的深处那如万花筒般闪烁的色调，不再因我这猎捕姿态的人类皮囊而受惊，变得深邃黯淡。我那未开化的头颅将沉入冬季大地，接受大自然的净化洗礼。”

如果贝克的叙述可信，那他的方法就奏效了。贝克会不自主地模仿游隼的动作，人称代词也从“我”变成了“我们”：“这段日子里，我们一同在野外，欢欣又畏惧地活着。”没有人比我更欣赏贝克了，但他的方法不适合我，完全行不通。我不像他那样过得极度不快乐，我并不想毁灭自己，也不相信这个能使生物折断脖子、让幼兽早夭、恣意行事的大自然，代表着某种更高尚、超出人类想象或遵循范围的道德。而且毁灭自己也会使写作变得很困难。如果贝克真的消失了，那么剩下谁来讲述这段故事？如果他没有消失，那么这段故事还能说服人吗？

与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acfarlane）⁽⁶⁾类似，贝克的解决方式是发明出一种新的语言：没有羽翼的名词只能俯冲滑翔，穴居的动词在大气层的边缘翻跟斗，副词则老是做出丢脸的事。我爱这种奇特的陌生感，但语言的光芒似乎已经盖过了游隼。最后读者必定会问：现在是谁在说话？一只剑桥大学毕业的游隼，还是一个游隼化的贝克？读者终究无法确定，而贝克的方法也无法真正说服读者。这就是诗歌的天性，诗歌从不“摊牌”。

我和动物之间永远横着一条界限，就像学生与老师那样。我想最好还是先坦承这件事，并且尽可能准确地加以叙述，只有这样，本书的论述才不会前后矛盾。如果每一段文章前面都注明“这是查尔斯·福斯特写的与动物相关的文章”，也许会让读者觉得很乏味，但若改成“这好像是一段獾人的神秘发言”，那么至少读者看了不会一头雾水。

我的方法是，直接跑到最前线，越靠近越好，然后想办法用任何有用的工具紧盯界限的另一边。这个过程和单纯观察完全不同。其他观察家只会抓着双筒望远镜，躲在某个藏匿处，他们不曾思考过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提出的令人头疼的问题：“游隼能看到什么？”若用范围更广的现代神经生物学的话来说，就是：“游隼依据先天基因和后天经验，用大脑处理、解读感受器接收的信息之后，会建构出什么样的世界？”我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以不可思议的近距离接近动物，以它为师：一是生理机能；二是地形景观。于是我利用这两点开始打造藏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