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空间生产、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正确理解全球化时代的空间与空间生产的含义，是理解城市行政区划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现象的基础。何谓空间？《辞海》从三个层面进行了界定：广义上的宇宙空间，包容所有物质的三维空间容积；特定意义上的太空、外层空间；在哲学上与时间一起构成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大英百科全书》认为：空间是无限的三维范围，在其内部，物体存在，事件发生，且具有相对的位置和方向。作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空间长期被看成是客观的、中立的、作为社会经济容器的“空盒子”，并在计量革命中把这种空间观发挥到极致，试图寻找放之四海皆准的“空间关系法则”。然而，随着人文地理学开始向多元化发展，人们对空间有了全新的认识。一种后现代、强调地方独特性及其对当地社会经济事务之间密切联系的空间观开始占据主导（殷洁，2018:46）。现代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强调时间性而忽视了空间性，后现代主义则特别强调空间的重要性，重视研究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独特性（Time-Space Specif ic）。

从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到作为产品的空间（Space as a Product），然后到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有关空间的研究已经极为深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空间进行了新的定义，即空间不再是原来的自然物，而是弥漫着社会关系的社会之物，社会在生产空间的同时，空间也在能动地形塑和建构社会（见表1.2）。另外，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无意取消历史的根基性意义，而恰恰是通过空间角度深化对历史的理解，这就是著名的“空间的历史”理论——任何社会生产方式总有相应的社会空间形式（刘怀玉，2015）。与原始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是绝对空间；与古代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是神圣空间或政治空间；与帝国统治时代相对应的，是历史性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是抽象空间；体现当代全球化资本与地方性对立的，是矛盾的空间；未来可体现差异与新鲜体验的空间，则是差异性空间（见表1.3）。

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于1974年出版了《空间的生产》一书，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空间革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化转向，并为城市与空间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列斐伏尔的空间概念包含了一系列国家和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改变、冲突和斗争。它不仅是一个容纳各种社会互动发生的容器，还是物理空间、历史遗产、象征意义和生活经验的结合体，是由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生产而成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不同的利益群体试图将各自的社会版本镌刻到空间上，从而形成和维持一种文化。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辩证思想强调：①空间的本质是政治的；②由于空间被不同的行动者所定义，因而空间的爆炸，即不同层级的社会关系对空间的多重定义，就不可避免；③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国家是独立的行动者；④革命力量在空间中有其重要性；⑤历史在空间的生产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提出了三元空间分析框架：①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s）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感知和使用空间的经历，是自然空间向社会空间转化的过程；②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是政府官员、科学家、规划师、建筑师通过话语、知识建构而成的空间；③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是基于日常生活而形成的对空间的感知和想象，体现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其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所以城市化也便成了资本逐利的一种方式。虽然国家在空间生产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但是国家通过表征和话语来生产同质化城市空间的意图并不总能取得成功。城市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用来实现交换价值的抽象空间，也是城市居民用来日常生活和政治参与的生活空间（Lefebvre，1991；孙小逸，2015；周立斌等，2014:27-33）。正如苏贾（2004:1）所说，至少在以往一百年中，时间和历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的实践意识和理论意识中，占据了宠儿的地位。然而，挡住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诸种结果的，实际上是空间而不是时间。所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在西方地理学家中，美国社会理论家和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和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较早地将列斐伏尔的理论融入自身的研究中，并形成了以前者为代表的主流马克思主义流派（重视物质大于表象）和以后者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流派（趋向于意识形态）（Wilson，2013）。哈维是实证主义地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空间理论博杂而又精深，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积累问题为逻辑起点，以资本主义城市化为主线，以后福特时代的生产为背景，通过“时空压缩”（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和“空间修复”（Spatial Fix）理论，阐发了资本主义在城市乃至全球空间的诸多不平衡问题（周立斌等，2014:67）。哈维（2003:25）使用时空压缩概念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于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而空间修复则是资本主义用来解决资本危机导致的空间失调问题的“地理政治策略”（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哈维以“资本三重循环”模型深刻阐述了资本为何要进行空间生产的问题。与列斐伏尔着力于对空间本体论的重新阐发不同，哈维更多地聚焦于空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对待列斐伏尔“概念三元组”时，哈维（2003）采取了较为“务实”的做法，“挪用”了三元组，架构了易于理解的四个面向，即可接近性与间隔化、占用和利用空间、支配和控制空间、创造空间，将其融合并搭建了他的空间实践格网（见表1.4）。有学者认为，哈维的最大贡献在于试图弥合马克思与列斐伏尔两者之间的断裂，并把空间的生产用地理学的专用术语表述为“资本主义地理（空间）景观生产”（韩勇等，2016）。

爱德华·苏贾较为忠实地继承了列斐伏尔的观点，并批判了哈维对列斐伏尔的“误读”（叶超，2012）。在列斐伏尔“概念三元组”的基础上，苏贾的空间研究三部曲——《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2004年中译本）、《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2005年中译本）和《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2006年中译本），建构了“空间三元辩证法”（Spatial Trialectics）概念，并用“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称呼超越二元对立并持续衍生的可能性场所。不像列斐伏尔从政治经济体系出发，苏贾的空间三元辩证法是从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三者的关系出发，指出社会空间是包括了前两者的非此即彼的对立，也是彼此交融、两者兼具的空间（见图1.1）。因此，主观与客观，抽象与具体，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结构与能动，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本学科的与跨学科的，日常生活与永无休止的历史，一切都汇聚在一起。苏贾将第三空间定义为理解人类生活“空间性”（Spatiality），并通过社会行动对其做出改变的另一种方式。它是一个独特的，具有空间批判意识的模型。这种模型适用于新的（研究）范畴和意义，并试图在空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三元辩证统一之间寻求再平衡。在本质上，第三空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包含了超越二元论，朝向“他者”（Otherness），持续运动的认识论、本体论和史实性（韩勇等，2016）。它充斥着象征、梦想和欲望，是边缘化者的空间，也是将资本主义、种族歧视、父权体制等具体化到生产和再生产关系。苏贾从灵活城市（Flexcity）、国际都市（Cosmopolis）、扩散都市（Expolis）、城市两极化（Metropolarities）、监禁群岛（Carcereal Archipielagos）以及模拟城市（Simcities）六个方面，考察了后现代的洛杉矶大都市区的空间生产。作为描绘未来生活的城市形态，洛杉矶充满了冲突和矛盾的交织，既包含了地域与中心之间的冲突，也包含了种族和阶层之间的冲突，甚至还包含了当下和未来的冲突，这使得洛杉矶成为一个充满真实和想象的空间（胡毅等，2015:33）。在前三部曲论证了“人是空间的存在”之后，苏贾（2016a）的空间研究第四部曲——《寻求空间正义》（2016年中译本），以寻求空间正义为主旋律，以公正的空间权利为基调，拒绝空间隔离，反对空间资源不公平分配，将人们带向了空间思维的纵深之处。

如果说列斐伏尔于1974年出版的法文版的《空间的生产》激起了空间理论研究的第一次浪潮，1991年此书的英文版出版引发了空间理论研究的第二次浪潮的话，那么如今对空间理论的研究已经掀起了“第三次浪潮”。英美学者在以哈维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以苏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流派之间另辟新路，主张跳出《空间的生产》，从列斐伏尔其他著作中汲取营养以对空间生产进行深度解读。其中，2008年出版的《空间、差异和日常生活：品读列斐伏尔》（Space, Difference, Everyday Life：Reading Henri Lefebvre）是一个典型标志。第三次浪潮相对弱化对空间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讨论，重视在理论应用方面同人文地理学传统和现实热点问题进行对接，并重点解决理论“本土化”和学科“内部化”问题（韩勇等，2016）。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王丰龙等（2011）提出了制度结构—社会行动—资本流动三者与空间相互塑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且都同时内含了“去地化”和“在地化”这个主要的过程（见图1.2）。在这一框架中，资本流动和空间景观的关系最为基本也最为成熟，其次是社会运动、制度结构和空间景观的关系。同时，资本流动、社会运动和制度结构之间，也发生交互作用。有别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制度结构对（城市）空间建构的作用最为直接，影响也最为深远。

二、尺度与尺度重组

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是社会各利益集团在争夺城市空间资源、抢占资源优势区位、规避空间负外部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空间支持等过程中所进行的权利交易及其空间化过程。随着市场化、分权化、全球化、信息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空间生产理论的发展也在不断与时俱进。由经典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空间中的生产”，发展到空间政治经济学中“空间的生产”，乃至跃升为尺度政治经济学思想中“空间尺度的生产”。空间生产的地域性实践不断突破距离的局限，由“城市空间的生产”，扩展为“区域空间的生产”，乃至进一步扩张为“全球空间的生产”（马学广，2016:80-83）。伴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空间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尺度转向。尺度重组及地域重构理论的出现，使人们能够将空间转型和附着其上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空间的重构有机耦合起来进行分析，因此成为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城市—区域空间重构和治理重构的热点理论之一（殷洁，2018:81）。尺度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始于Taylor（1982）提出的尺度政治经济学框架。随后，哈维的学生、英国地理学家Neil Smith（1984）在《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和空间生产》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尺度问题，并提出了“尺度政治”的概念。马学广（2016:113-115）在借鉴Moore（2008）、MacKinnon（2010）等对尺度理论研究路径划分的基础上，归纳了尺度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

（1）前建构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尺度被看作是一个制图学概念，即比例尺，或者被看作是经济、社会和政治过程存在于其中的不同的分析层次。此时的尺度概念具有给定性、固定性和封闭性等特征，人们对它的理解是基于各种“暗喻”的，比如同心圆、金字塔、脚手架等。

（2）尺度的政治经济学阶段。在这一阶段，尺度被看作是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过程的产物，并且这一社会建构的尺度是作为“物质实体”而存在的。其主要关注点在于：一是尺度建构，研究尺度通过社会空间过程而被建构的动因和机制；二是尺度重组，从资本主义全球化、国家管制、区域和城市规划等方面研究原有的尺度结构如何被社会组织经济过程重构；三是尺度政治，研究尺度过程如何同其他社会过程交织运作，并影响政治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3）后结构主义的批判阶段。在这一阶段，尺度作为物质实体的观点逐渐受到批判，因为尺度被认为是一个认识论范畴而不是本体论范畴。同时，尺度概念本身的混乱性和局限性也受到广泛批评，甚至有人提出应该完全抛弃尺度，以一种扁平的本体论即“场所”（Site）来代替尺度概念。

（4）对后结构主义的反思阶段。在这一阶段，相关研究对后结构主义的批判进行了回应和反思，认为本体论—认识论的二分法难以抓住尺度的本质，但这两个维度都是需要的。如果摒弃尺度，将失去一个重要的思考和行动维度。可以有替代性方案，比如多关注“尺度间性”（Inbetweeness of Scale），重新界定尺度概念的外延，将尺度看作实践范畴而非分析范畴。

关于尺度重组的研究源于资本全球流动背景下，西方国家通过一系列分权化、去政府化、私有化方式对国家角色和功能的重塑（Swyngedouw，1997；Macleod et al.，1999）。尺度重组概念最振奋人心的是，为学者们提供了在城市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机会。地域和权力的结合蕴含了一种给后代解释城市在当前是如何塑造的可能性。这也是一种潜在性，即帮助城市政治复活，并将它推回到政治科学的主流之中（萨维奇等，2013）。然而，在尺度理论成型、发展、批判和反思的过程中，对尺度的内涵和属性特征的理解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以至于给人留下尺度与尺度重组的边界极为模糊、内涵非常模糊、类型很难说清的印象。事实上，尺度是表述空间规模、层次与相互关系的量度，属于一个相对的概念（Howitt，2002）。在相关研究中，尺度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含义：①制图学的尺度即为“比例”，它决定了地图所表现区域的大小、内容和精度。这是尺度一词最原初的含义，属于度量空间的工具型概念。②方法论的尺度，是指研究者选择在哪个层面上收集信息，以解决某个科学问题。这是对尺度原初含义的一个延伸，包括了个人、邻里、城市、都市区、国家、全球等多个层级。③政治经济社会分析的尺度，因为受空间生产理论的启发，关注焦点不再是静态的尺度构造，而是特定的尺度是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的。④实践工具的尺度，这是将尺度看成是用于获取资源或争夺权力的工具，也即政治活动的一个维度，强调其策略性运用和尺度性政治。它既是结构性的活动平台和权力框架，同时也不断地被社会实践重新生产。基于第三和第四种尺度的含义，“尺度重组”（Scale Rescaling）可被定义为具有尺度特性的组织方式发生变化、转移的过程，涉及权力结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或治理模式的“再尺度化”（Rescaling），即形成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尺度的过程（张践祚等，2016）。也就是说，尺度重组是一个空间与附着其上的经济、社会、政治关系再结合的过程（张永姣等，2015），或者是权力和控制力在不同尺度之间的变动（Shen，2007）。

Manson（2008）曾指出，对尺度的认识论理解已形成了从逻辑实证主义到相对主义的连续谱系（Continuum）。而当今地理学中的尺度概念已包含了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等多个层面的含义，每一层面的理解都包含一系列的理论讨论（刘云刚等，2011）。总体上，结构主义视角主要把尺度看作一种先验、本体的结构；地方和网络角度的研究，主要将尺度理解为扁平的网状关系和背景效应；实践视角把尺度置于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的交互中，认为尺度既影响主体的社会实践，也通过尺度政治重构自身；认识论视角则试图将尺度抽象为一种一般性的认知体系和分析框架。这些视角在很多情况下相互矛盾，既限制了尺度研究之间的相互交流，也不利于尺度成为学科研究的核心概念。如果借鉴物理学和数学的二次抽象视角，则可以产生新的综合视角。一次维度主要包括地方、网络和领土三种。三者分别从点、拓扑和面的角度描述位置性、独特性、连接性、中心性、流量、面积、控制范围和权力层级等地理特性（见图1.3）。而二次抽象就是针对一次抽象出的维度进行划分、组合和变换。尺度主要是对这三种基本的地理维度进行二次抽象形成的同一维度的划分或不同维度的结构／关系和过程。其中，比例尺、尺度序列和尺度政治分别是二次抽象后形成的划分、结构和过程的典型代表（见表1.5）（王丰龙等，2015）。

Smith（2008）认为，尺度是表明空间独特性水平的地理学概念（城市、国家、区域与全球）。尺度不是单一的绝对地理空间，而是多重相对的、收放自由的人类生产活动性的空间单位。Taylor（1981）最早将地理尺度概念化以探讨不同尺度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把尺度分为全球、国家与城市三种，每种尺度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作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全球尺度主要作为“现实的尺度”（Scale of Reality），用来组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态；国家尺度是“意识形态的尺度”（Scale of Ideology），资产阶级在该尺度中宣扬阶级分化的意识形态，而国家主义就是一种普遍的包装方式；城市尺度则是“经验的尺度”（Scale of Experience），是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所在地（马学广，2016:83-84）。当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城市看作是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内具有完整的严格边界限制的地域时，Castells（1989，1996，1999）提出，存在一种新的空间逻辑来解释城市空间关系，城市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过程，城市需要彼此关联。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和网络社会，空间的支配形式不再是地域的空间，而是一种流动的空间。“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已经取代“地方空间”（Space of Local），并具有下列四项特征：①流动空间具有电子脉冲回路（即具有电子设备、网络等）所构成的硬件设备；②它由“节点”（Node）与“核心”（Hub）构成网络；③它受到精英的操纵，同时也照着精英所关联的社会利益而组织，造成“二元城市”；④越来越多的活动由虚拟网络产生，网站等组成了电子交往空间（马学广，2016:104；修春亮等，2015:5-6）。

具体到尺度重组的属性，根据马学广（2016:119-121）从结构和运作两个角度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简化概括为：①相对性：尺度的相对化。在地理尺度的分析中，国家长期处于关键地位，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后凯恩斯竞争国家”的兴起，原来以国家为中心的一致的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逐步被关注关键地区差异化、去中心化的管制策略取代，即产生尺度的相对化（Relativization of Scale）。②方向性：向上、向下和向外。尺度的相对化通常伴随着积累重心和管制权力由国家向上至超国家尺度、向下至次国家尺度，即向上或向下的尺度跳跃（Scale Jumping）。同时，方向性也可以体现在向外至私人资本（比如公私合作的政府治理变革）或斜侧着移动（比如跨区域的治理模式）的过程中。③整体性：尺度结构、空间和全球政治经济的重构。尺度或尺度间关系的转变，常常意味着整个交织在一起的尺度结构的转变。同时，尺度重组不是孤立的过程，是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包含再地域化、再边界化和再尺度化的更广泛的空间重组的一个维度。而且，尺度重组还是更为广泛的全球政治经济重构的一部分。④动态性：持续的重构和暂时的平衡。尺度不再被看作孤立的、固定的空间范畴，而是由社会建构并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动而发生持续的建构和重组。同时，尺度结构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在互动过程中，尺度成为竞争与合作达到脆弱平衡的平台。⑤冲突性：政治斗争的场所、目标和工具。尺度重组内含着相互冲突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而这又成为持续的、动态的尺度重组的驱动力。尺度作为政治斗争的目标，成为互相冲突的权力关系的反映和暂时固化。政治斗争和制度实践的尺度分化，会被行动者利用，成为实现其特定政治目标的工具。⑥路径依赖性：既有尺度结构的凝滞作用。在尺度重组中，一个尺度或尺度结构并非被另一个全新的尺度或尺度结构所简单替代，新的尺度项目会以分层的方式叠加于原有的尺度结构之上，而原有的尺度结构则可能会限制新的尺度结构的产生。

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城市的尺度重组主要表现为城市（通过地域化的资本）控制和参与全球经济的能力大小、所控制的地域范围与空间结构等方面的变动，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全球尺度上，世界城市体系的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中城市竞争的加剧；二是在国家尺度上，城市体系越来越能融入世界城市体系，而日益远离国内的地缘政治格局；三是在城市内部尺度上，城市形态和空间结构的重大变化，表现为蔓延的多中心城市—区域和新产业区的大量出现。城市尺度重组的一个显著结果是：在最新一轮的资本全球扩张中，当代城市—区域已成为至关重要的“全球—地方”空间；一个国家主要的城市—区域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控制力，直接影响着该国家的经济发展（殷洁等，2013a）。Leitner（2008）指出，尺度本身应当以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第一，尺度经由社会建构而产生，并非预设或固定的；第二，社会与空间有其互相建构的属性，治理尺度的重构，必然涉及既有不同治理尺度间的政治关系重组；第三，尺度建构寓权力于其中，是一种竞合过程，涉及充满冲突的权力斗争。有别于过去将尺度视为各自独立、不同规模的静态空间场域，社会建构的观点将尺度间的关系视为一种持续演进的社会—空间动态，尺度的生产是一种充满异质、冲突与竞合的过程（Swyngedouw，1997；马学广，2016:85）。

三、地域与地域重构

尽管尺度重组理论为理解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政治经济重构提供了一个相对形象的、易于把握的视角，但它仅仅是描述这一重构过程的其中一个维度。即便在对全球性转变的“空间性”的研究中，仅仅依赖尺度也不足以完全把握这一空间重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网络、地域、边界等空间维度以及制度、文化等分析维度应当被整合进尺度重组的研究中。其中，尤其应当关注地域、网络等要素如何同尺度相互建构并交织运作，而非将它们看作对立的、不兼容的空间范畴（马学广，2016:131）。由于尺度重组的作用对象通常要落实到特定的地域空间，因此与尺度重组紧密相伴的往往是地域重构；相对地，在特定条件下，地域重构的结果也可能为进一步的尺度重组提供重要背景。可见，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体两面的过程：尺度重组侧重强调权力和控制力在不同地域组织上的变化，地域重构则更强调特定地理空间的地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张践祚等，2016a）。全球化是同时展现于多重的、叠加的地理尺度上的社会—经济空间和政治—制度空间的再地域化过程（Brenner，1999）。在当代资本的危机解决策略中，资本和地方是相互作用的两个主体。资本要重构地域组织，地域组织则努力改造自身，使自己符合资本的要求，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权力和控制力在地域组织上的变化，即尺度重组过程（见图1.4）。站在资本的角度，可以说资本发生了地域重构；站在地方的角度，可以说地方（城市和国家）发生了尺度重组。其实两者描述的是同一个资本转型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和国家都是资本地域化的重要形式，但资本地域化的尺度结构发生了变化——国家作为地域组织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弱，而次国家或超国家地域组织的重要性在增强（殷洁等，2013a）。

作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广泛应用的传统概念，所谓地域（Territory），主要是指特定主体占领的连续空间，其内外有明显的差异。这个主体可以是个人、群体、地方经济体或国家，主体所占领的空间范围也相应地可大可小。从古至今，几乎所有需要控制广大空间范围的权力机构都具有地域性（Territoriality），即通过划定边界，将大范围的空间划分为许多小的、具有等级序列的地域单元，从最基层的单元到中间单元以至于最高层的地域单元，使机构的权力既可以同时达到每一个基层单元以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又保证了中央的控制权（Johnston，2000:823-824；殷洁，2018:88）。地域性强调了地域的社会属性，指使用有界单元作为取得特定结果的一种行为模式。其目标在于对人和物的控制（Taylor，2003）。地域强调了权力与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以表征人类社会及其机构试图控制及主导竞争、冲突、合作等过程的空间产物。在这里，地域成为社会空间的一部分，作为主动的、策略的、动态的空间工具，通过空间反映并塑造权力关系。地域建构使空间产生特殊意义，即造就地方；反之，地方在空间政治中权力化的结果即为地域。地域与地方是不同语境下对空间的阐释，二者在一定机制下可以相互转化，并在不同的社会空间维度下呈现不同的意义（见图1.5）（Sack，1983；1986:272）。Sack（1983）将地域的定义概括为经典的“被管制的有界空间”（A Regulated-Bounded Space）。Cox（2002:400）则提出地域是通过地域性来寻求控制或获得控制权的空间，是某一时间截面形成的由权力边界定义的地方，突出了地域和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可见，空间、权力和边界成为地域概念的三要素（Painter，2010；刘云刚等，2015）。

地域化原本是全球化研究中的一个关于经济组织的概念。Storper（1997）认为，当一种活动的经济活力植根于不能在其他地方获得、也不能在缺少它们的地方轻易或快速地创造或模仿的资产（包括实际做法和关系）时，这种活动就被彻底的地域化了。地域化的概念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全球化使人、物、资本、金钱、特征和景观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但经济活动仍然与特定地方及其中的特定社会关系密切相关。虽然Castells（1989，1996，1999）提出“流动空间”正在取代“地方空间”，但实际上，全球化与地方化是一个相互交织的过程，地方和地域条件仍然对全球化产生重要的作用。Swyngedouw（1997）提出的“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较好地描述了资本的全球扩张与地方空间之间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关系。资本并不是仅仅“漂浮”在全球上空就可以获得利润的，构建一次资本循环的必要环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必须在具体的地方空间里进行。因此，资本必须“固着”（Fix）于某个地方空间。换句话说，在流动空间里“游荡”的资本（其可能表现为商品、货币、劳动力等任何形态）必须找个地方“落脚”，在此构建起大规模的地方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港口、运河、机场、信息网络和国家机器等，才能顺利地组织生产并赚取利润。令资本固着的、相对静止和固定的地方空间，被称为“地域组织”（Territorial Organization）。而地域化，就是资本在某个“有界”的地域组织上“固着”的过程（Brenner，1999；殷洁，2018:89-91）。Paasi（2003）将地域化的过程具体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地域塑造（Territorial Shape）、符号塑造（Symbolic Shape）、制度塑造（Institutional Shape）和地位塑造（Positional Shape）。经过地域化，空洞的物理空间即被转化为具有权力意义的地域（见图1.6）。

不过，资本的地域化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为了化解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资本必须不断地重复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过程。去地域化是指随着“流的空间”（信息、资本和商品等）的产生，社会经济关系与地方和地域相剥离，行政界限变得模糊甚至消亡，也即地域性的消失；再地域化是指虽然在去地域化中行政界限变得模糊甚至消亡，但是在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空间上会构建新的地域。这两个过程通称为“地域重构”（Rescaling of Territoriality）（Brenner，1999；殷洁，2018:91）。如果说地域化是将某些现象或实体同有意义的有界空间连接起来的过程，着眼于将空间建构为地域，那么去地域化强调的是，这一社会关系同有界空间的割裂。当前，在地域化和去地域化的基础上，再地域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和分析工具。对再地域化的理解大致有资本循环（Brenner，2004；殷洁等，2013a）、国家管制（罗小龙等，2010）和社会斗争（刘云刚等，2015）三个视角（马学广等，2017a）。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对资本运动与空间的关系有着精辟的理论阐述。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空间化，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把马克思基于时间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为同时注重空间性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其中，哈维（2003；2017）提出了两个著名的理论——“时空压缩”和“空间修复”。哈维认为，资本通过生产特定的空间为自身的快速流动创造了条件，达到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目的，同时创造出“时空压缩”的世界。结合空间思维，可以将资本的运动方式描述为：首先，在每一轮扩张中，资本将自己固着（地域化）在一系列尺度结构上，依托这些地理平台进行流通和循环，完成资本积累。随着科技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危机降临（或即将降临）。为了克服（或延缓）危机，资本通过“空间的生产”进行生产方式的自我调整，如在第一重循环中，兴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于劳动生产率更高的新兴产业领域、向国外输出资本、创造消费空间，以及在第二、第三重循环中投资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等。在此过程中，资本离开了原来的地域组织，打破了原有的尺度结构，在流动空间里游荡（去地域化），直到重新在新的尺度结构上固着下来（再地域化），使资本流通再度活跃，借此获得新生（见图1.7）（殷洁，2018:92-95）。

列斐伏尔曾提出，资本的每次“城市空间修复”必须以更广泛的“尺度修复”（Scalar Fix）为先决条件，即尺度结构必先被重新组织。所谓尺度结构，就是一系列支撑资本扩张运动的相对稳定的地理平台，通过这个地理架构，不同形式的资本得以成功地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每当持续性经济危机出现，资本进行转型的同时，支撑它的尺度结构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引发新一轮再地域化浪潮，为新一轮资本扩张创造出全新的地理架构。可见，尺度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着资本更愿意在“哪些”地域上固着和进行空间的生产（Brenner，1999）。Brenner（1999）将城市的尺度重组，与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国家尺度重组同时列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两种不同的再地域化形式。其中，城市尺度的重组使得超级都市区、国家城市体系、世界城市体系形成并相互融入；由于中央政府将部分权力向上转移到超国家机构和下放部分权力到区域与地方政府，国家尺度重组使得超国家区域、次国家区域以及新产业区的兴起。他认为，城市尺度和国家尺度的重组是一个高度竞争和矛盾的过程，涉及不同空间尺度上各种社会政治空间的争夺战，城市治理问题应该放到国家、超国家、全球的尺度上来分析（见表1.6）。在此基础上，Brenner（2004）提出了解释新区域主义的更宏大理论，强调现代资本主义需要围绕城市区域重组国家的地域层次。

与现有的行政性区域不同，城市区域更多地表现为政策文本中的“制度区域”（Institutional Region）或“虚拟区域”（Virtual Region）。要使跨越行政区边界的城市区域成为一体化的区域实体，则必须经过一个区域建构的过程。Smith（2007）认为，“区域建构”（Region-Building）是将政府政策或空间规划界定的新城市区域实体化的过程，也就是在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方面实现区域的一致性。在实践中，区域建构是一个逐渐演进或变化的过程。Hettne把它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作为自然地理单元的“区域空间”（Regional Space）；第二阶段是地域间关系开始出现并发展的“区域复合体”（Regional Complex）；第三阶段是非政府参与者间关系在不同地域出现的“区域社会”（Regional Society）；第四阶段是出现跨界市民社会、有着强烈社会认同的“区域共同体”（Regional Community）；第五阶段是具有统一固定区域决策组织、甚至共同区域政府的“区域制度化政治组织”（Regional Institutionalized Polity）（殷洁，2018:105-106）。从地域化、去地域化、再地域化，到区域建构，为思考城市行政区划改革提供了难得的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