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苏努与穆敬远

通过结交皇室成员、贵族、各级官员及社会精英，而千方百计寻求他们对传教事业的支持，是耶稣会在华早期领袖利玛窦认为行之有效的一个重要策略，但他“时时告诫中国传教团的会友，在这种成功背后仍潜伏着危机”。⁽⁷⁷⁾利玛窦所指的危机就是耶稣会士过多、过深地与高层人物接触与往来，会不自觉地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漩涡，可能使传教事业受到重创。

苏努案

苏努（约1648—1725）是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的四世孙，顺治八年（1651）破例授封辅国公，顺治十四年（1657）晋封镇国公。康熙十二年（1673）为宗人府左宗人，三十六年（1697）晋封为固山贝子，三十八年（1699）升为宗人府左宗正。⁽⁷⁸⁾

1708年，康熙废黜太子允礽（1674—1725）之举引发储位之争，其中以皇八子允禩（1681—1726）和皇九子允禟（1683—1726）为中心形成了两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政治集团，二人之中又以允禩最具竞争力。面对复杂的局面，为平息各方斗争，康熙于翌年复立允礽为皇太子，但这似乎进一步激化了各方矛盾，而朝中王公大臣为个人利益计，也纷纷“加盟”自认最有希望成为下任皇帝的皇子派系。尽管当年十月的谕旨指出允禩在拉拢苏努，⁽⁷⁹⁾但从当时的政治实力对比看，也不能排除苏努主动选择允禩的可能，因为即使到了康熙五十六年（1717），深孚众望的大学士李光地（1642—1718）还认为“目下诸王，八王最贤”。⁽⁸⁰⁾而据耶稣会士的说法，在康熙当年废黜皇太子，征求大臣们的意见以图改选一位亲王时，苏努投了皇八子允禩的票。⁽⁸¹⁾

既是皇室成员，又与下任皇帝的热门人选有着特殊关系，可能正是这两方面因素，使苏努成为耶稣会士的重点发展目标之一。尽管苏努本人至死都没有加入天主教，但他默许了其家族成员相继成为基督徒。

②方豪书中没有列出苏努长子的“本名”。

③见《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某神父的信》（1724年8月20日于北京），《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中卷，Ⅲ），第20页。

在苏努家族成员的皈教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耶稣会士巴多明。⁽⁸³⁾

巴多明“谙华言，以前欧人之操华语者无人能及；其满语流利，与其操母国语言无异”。作为皇帝御用翻译，工作之余的巴多明不失时机地“向诸王公大臣等讲说教义”，⁽⁸⁴⁾凭借出众的语言能力和高超的交际能力，巴多明在北京官场游刃有余。其同事在一封信中曾以不无羡慕的口气写道：“他人为一极细微之事而求人者，或须经过种种困难，或须赠与种种礼物；而多明设有求于汉人或满人之事，每求必如愿以偿，其手腕诚可佩服。”⁽⁸⁵⁾“虽不能劝化诸人入教，然至少可以使朝中士大夫为本教之友与保护人也。”⁽⁸⁶⁾在巴多明积极与之交往的人中，就有苏努家族成员，而对于巴多明这样一位明星似的人物，他们也会乐于与其交往。巴多明在1724年的一封信中曾写道：“十二年前的秋天……亲王随康熙皇帝到鞑靼打猎。他知道我也去了，就吩咐手下人打听我的帐篷在哪里，嘱咐尽可能地、不动声色地把他的帐篷安在我的旁边。”⁽⁸⁷⁾巴多明信中所指亲王即是苏努第三子苏尔金，而从苏尔金的举动看，他与巴多明的接触必然要早于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由此可见耶稣会士在对高层人士展开的说教转化工作中的恒心和毅力。而这种努力也确实得到了回报。入教以后的苏努家族成员虽然后来遭受残酷迫害和打击，但无一背叛信仰。自然，他们与巴多明等耶稣会士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如巴多明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为苏努家族把祈祷词翻译成满语，⁽⁸⁸⁾并经常去各府上解疑答惑。而保禄、方济各在给巴多明的信中，则称其为“我的精神父亲”。⁽⁸⁹⁾

苏霖（Joseph Suarez，1656—1736）、⁽⁹⁰⁾费隐（Xavier-Ehrenbert Fridelli，1673—1743）、戴进贤、严嘉乐（Charles Slaviczek，1678—1735）、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等耶稣会士也和苏努家族保持有较密切关系。⁽⁹¹⁾如苏努家族第一个受洗的人，第十子书尔陈就是由苏霖施洗；⁽⁹²⁾而费隐则为保禄的儿子施洗；⁽⁹³⁾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穆敬远（Jean Mourao，1681—1726）为第六子勒什亨施洗。⁽⁹⁴⁾

在耶稣会士和苏努家族的关系网中，还有郎世宁的身影，他为保禄亲王的小教堂修补了圣徒画像：“教堂深处，祭坛后面，有一镀金的仿欧的装饰屏，做工非常精巧。正中是一幅三位一体的圣像，旁边是守卫天使像，另一边是圣·约瑟夫像，都上了油漆，出自一位中国人之手。但是，米兰耶稣会士郎世宁教士作了修补。”⁽⁹⁵⁾

如果考虑到郎世宁与苏霖、费隐的关系，郎世宁与苏努家族的关系可能不止于这一次小小的修补活动。

苏霖于1684年来华，1688年抵京，⁽⁹⁶⁾住在南堂。⁽⁹⁷⁾1711年任教区副区长。⁽⁹⁸⁾而郎世宁在1715年到北京后也是住在南堂，并且为南堂画了多幅大画。⁽⁹⁹⁾无论是会内层级、年龄，还是资历，苏霖都堪称郎世宁的长辈。除此之外，还有两点更重要的因素使二人的关系不同寻常，一是172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八日，郎世宁矢发“末愿”，⁽¹⁰⁰⁾是在苏霖的见证下进行的。⁽¹⁰¹⁾依据耶稣会的入会程序，发末愿的修士，要宣读誓词，并在誓愿书上签字，由此真正成为耶稣会的一员。这个仪式的重要性在于，仪式之前的郎世宁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耶稣会的正式成员。由此也能说明苏霖在郎世宁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二是对一个地方共同拥有的记忆。苏霖是葡萄牙科英布拉人，⁽¹⁰²⁾而郎世宁则曾滞留科英布拉长达五年左右（1709至1714年间），并为当地的一所会院创作多幅壁画。虽然郎世宁到科英布拉的时候，苏霖已身处中国，但这种对某一个地方的共同记忆即使对于今天身处异乡的人们来说，也会特别容易引起情感上的亲近，更不要说交通、通讯极其困难的十八世纪。除日常生活及宗教事务上的交往，郎世宁与苏霖在内务府造办处也可能有碰面的机会，因为苏霖也会时常应诏做一些事情。⁽¹⁰³⁾

1720年，始建于顺治十二年（1655）的东堂⁽¹⁰⁴⁾因地震倒塌。时任东堂住所道长的费隐主持重建，⁽¹⁰⁵⁾约请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博明主持建筑设计事宜，郎世宁主持绘画装饰工作。和南堂一样，东堂的绘画也十分成功：“其圆顶，绘画悉用透视法，来堂瞻视之满、汉访客，莫不惊羡。有奥斯定会士二人来自罗马，以为置此堂于罗马，亦无愧色。”⁽¹⁰⁶⁾可能藉由此次工作，郎世宁与费隐的关系得到深化。

综上所述，可能正是与苏霖和费隐的交往，使郎世宁对已经在北京城由于与耶稣会士的密切关系而受到各方关注的苏努家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出于发展传教事业的考虑，他也会很乐意在方便的时候为苏努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修补画像的小活很可能只是其中之一。

苏努及其家族成员的政治立场在胤禛继位之后，逐渐遭到清算。雍正元年（1723）二月初十日，雍正发布上谕：

勒什亨憸邪小人，伊父苏努系七十之党，结为生死之交。七十等朋比为奸，摇惑人心，扰乱国是。朕于苏努父子，宥其罪戻，叠沛恩施，封苏努为贝勒，授勒什亨领侍卫内大臣，御前行走，亦冀其感念国恩，悛改旧恶。岂知伊等心无餍足，仍然结党营私，护庇贝子允禟，代为支吾巧饰，将朕所交之事，颠倒错谬，以致诸事掣肘，难于办理……而勒什亨显悖朕旨，记载档案，复敢以恳给佐领冒昧陈请，狂妄悖谬。勒什亨不可在内廷行走，着革职，发往西宁，跟随允禟 效力。⁽¹⁰⁷⁾

雍正二年（1724）五月十四日：

朕即位后，于苏努格外加恩，晋封贝勒，伊子勒什亨委署领侍卫内大臣，亦冀伊等感朕宽大之恩，迁善改过耳。讵意勒什亨并不感戴，仍袒护贝子允禟，扶同隐匿，将所交事件故为迟延。及朕将勒什亨派往西宁，伊弟乌尔陈指称武备院奏事入内，于朕前显露愤恨之容。勒什亨系获罪之人，例不得奏请训旨，而乌尔陈将伊兄引入紫禁城内，殊属不合，是以并将乌尔陈同伊兄发往军前。今苏努以七十病故，退有后言，是仍念伊等旧日党与，扰乱国家之心毫无悛改也。苏努不可留在京师，煽惑众心，着革去贝勒。其属下佐领着撤回，存贮公所，止留伊府佐领。着伊同在京诸子于十日内，带往右卫居住。到彼之后，若不安静自守，仍事钻营，差人往来京师，定将苏努明正国法。⁽¹⁰⁸⁾

雍正四年秋八月，“发苏努子孙鲁尔斤、赫席恒、傅尔陈、吴尔陈、库张于山东、河南、山西、江宁、苏州、浙江督抚，圈禁衙署内”。所谓圈禁，就是软禁，但其条件很苛刻：“圈禁之制，为屋数间，宽不满丈，高倍之，墙之厚数尺，留穴以通饮食。”⁽¹⁰⁹⁾

雍正五年冬，“刑部请旨正法，上以苏努之子孙至四十余人，不忍悉诛，仍行圈禁”。⁽¹¹⁰⁾

对与苏努家族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耶稣会士，雍正也并没有留情。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在雍正二年10月16日的信中写道：

我尊敬的神父：主内平安。在我们所处的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叫我怎样给您写信？又如何给您描述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一幕幕悲惨情景呢？多年来我们所担心并无数次预言过的一切终于于最近发生了：我们的圣教在中国已被完全禁止，所有传教士——除在北京的以外——都被逐出帝国，教堂或被拆除或被派作渎神的用场；敕令已经颁布，基督徒必须放弃信仰，其他人不得信仰基督教，违者将被严惩。近二百年来花了我们无数心血建立起来的传教会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¹¹¹⁾

危急之下，耶稣会士似乎不想引火烧身，面对曾经热心发展的信徒的请求，却不敢有稍稍出格之举。严嘉乐的一封信记述了1726年7月苏努家族成员从流放地押解至北京的相关情形：“他们先派了一个忠实的仆人来找我们，交给我们一封在夜间偷写的密信。信中苦苦哀求我们，派一名教士到他们抵达京城之前的最后一个宿夜地点去，乘着黑夜秘密地为他们做最后一次忏悔，因为他们以后永远不会有忏悔的机会了。”⁽¹¹²⁾由于害怕激起当局的反应，对传教事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北京的传教士没有答应苏努家族成员的要求。严嘉乐说：“他们又派人来找我们，要求在他们被发配离京，走过我们的住院门前时，我们有教士混在观望的人群中，悄悄地宽恕他们的罪孽，他们届时会认真准备。”⁽¹¹³⁾

严嘉乐的记述一方面反映出耶稣会士转化苏努家族成员信仰工作的极大成功，另一方面也透露出雍正即位以后急转直下的传教形势。据耶稣会士宋君荣的信件，由于苏霖、白晋和巴多明与苏努家的“特殊联系”，使耶稣会士们“很害怕皇帝会抄查葡萄牙人的团体和法国人的住处”，甚至对生命安全充满担忧，惴惴不安地“请求天主在这动乱的时刻来拯救”他们。⁽¹¹⁴⁾作为其中一员，并与苏努家族有所往来的郎世宁此时的心境可想而知。

穆敬远案

穆敬远⁽¹¹⁵⁾是葡萄牙人，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来华。⁽¹¹⁶⁾做过康熙皇帝多年中文翻译，并数次随驾巡幸塞外，深得康熙信赖。据某位耶稣会士说，在一次谈话中，康熙问穆敬远“应该任命哪一位皇子为皇位继承人。穆敬远推托了许久，不予直接答复。最后他夸奖了九皇子胤（允）禟的优秀品质”。⁽¹¹⁷⁾西方传教士涉入宫廷事务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政权逐渐稳固之后，在争议中继承大统的雍正对皇位继承权斗争中的对手之一允禟逐渐发力。先是在雍正元年（1723）命其出驻西宁。雍正三年七月，“手诏斥为无耻，遂夺允禟爵，撤所属佐领”。雍正四年正月查获允禟寄给皇十四子允禵（1688—1756）的“西洋字书”。⁽¹¹⁸⁾命革去黄带子，削宗籍，押解还京，令胡什礼监视同行。五月，令允禟改名为塞思黑。⁽¹¹⁹⁾随着允禟势力的瓦解，穆敬远也被收监受审：

我在塞斯黑处行走有七八年，他待我甚好，人所共知……当年太后欠安，听得塞斯黑得了病，我去看。他向我说：我与八爷、十四爷三人有一人做皇太子，大约我身上居多。我不愿坐天下，所以装病成废人。后十四爷出兵时，说这皇太子一定是他。这都是塞斯黑说过的话。……塞斯黑原与阿其那、允禵很好，自皇上登基后他不如意，虽不说，我在旁也看得出来。……我有一本格物穷理书，他看了说有些像俄罗素的字样，这字可以添改，不想他后来添改了写家信，我不知道。我住的去处与塞斯黑只隔一墙，他将墙上开了一窗，时常着老公叫我。后我病了，他自己从这窗到我住处是实。我是外国人，逢人赞扬他，就是该死，有何辩处。⁽¹²⁰⁾

穆敬远的供词表明，允禟完全视其为无话不谈的密友，二人堪称铁哥们，而穆敬远也善于察言观色，用心维护这种关系，允禟所写外人看不懂的字体，很可能就是穆敬远帮助“发明”的，至少是提出过相应的建议。⁽¹²¹⁾敌人的朋友即是敌人，刑部对穆敬远做出的判决体现出了雍正的这一观点：

穆经（敬）远以西洋微贱之人，幸托身于辇毂之下，不尊法度，媚附塞斯黑，助其狂悖……潜与往来，密为心腹，广行交游邀结，扇惑人心……经（敬）远逢人赞扬塞斯黑大有福气，有将来必为皇太子之言，及塞斯黑诸恶败露，本当立正典邢。蒙我皇上至圣至仁，令往西宁居住，冀其洗心悔罪。乃不但绝无悔惧之心，益肆怨尤之恶。而经（敬）远之穴墙往来，构谋愈密，奸逆愈深，是诚王法之不所容，人心之所共愤……将穆经（敬）远立决枭示，以为党逆之戒可也。⁽¹²²⁾

如果穆敬远单单和皇九子允禟有牵连，或许还不至于让雍正对他处以极刑，偏偏他又和苏努家族有瓜葛。

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穆敬远“居谪所时，得苏努家若干人之助，劝化数人入教，建筑教堂数所。雍正帝决意禁止天主教，闻敬远身居谪所，尚敢劝人入教，怒甚”。⁽¹²³⁾明知苏努家族已经受到惩处，穆敬远还积极与之交往，在雍正看来，即使完全不考虑穆敬远的举动与相关法律的冲突，也会感到这是对其权威的极大蔑视和公然挑衅。事实上，早在雍正上台之前，穆敬远与苏努家族即已有来往，这从穆敬远与苏努第六子勒什亨在皇位继承斗争中都支持皇九子允禟，而穆敬远又为勒什亨施洗能够看出。

雍正四年（1726）⁽¹²⁴⁾八月十八日，穆敬远在西宁被处死。《中国宗教状况轶事》中记：“敬远死，状甚惨。”冯秉正也根据这一史料，说“敬远受缢刑，头示众，焚尸扬灰”。耶稣会士费赖之（Aloysius Pfister，1833—1891）对此种说法表示怀疑，认为穆敬远是被下毒而死。⁽¹²⁵⁾

郎世宁与穆敬远有无关系？如有关系，其深度几何？对于这些问题，耶稣会士严嘉乐写于1723年10月14日的信值得推敲：

1723年4月14日以皇帝的名义将苏霖、费隐、冯秉正及俗家修士郎世宁召进宫，皇十三子示意他们，不必为穆敬远的事伤心，也不可与他通信（因为皇十三子说，他的流放对他们有好处），皇子劝他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安静的生活，宣传自己的信仰，不要管别的事，尤其是不必关心皇帝陛下为何至今未召见他们，因为别的人至今也未见到皇上。⁽¹²⁶⁾

在同一封信中，严嘉乐提到穆敬远是在雍正元年（1723）4月5日被流放到满洲边境，一同流放的还有“他的保护者（皇九子）”。⁽¹²⁷⁾但《清史稿》的记载显示雍正元年皇九子允禟是被发往西宁。另外，穆敬远本人的供词也表明他是在西宁：“我住的去处与塞斯黑只隔一墙。”⁽¹²⁸⁾可见严嘉乐把地点搞错了。⁽¹²⁹⁾但他的信却让我们确认了穆敬远的谪期是在1723年。⁽¹³⁰⁾由此可以推断，皇十三子（怡亲王允祥，1686—1730）在和苏霖、费隐、冯秉正及郎世宁的谈话中所提“不必为穆敬远的事伤心”，所指正是穆敬远被流放至西宁这件事。

令人疑惑的是，当时常驻北京的耶稣会士有二十多位，⁽¹³¹⁾怡亲王却为何独独召见苏霖、费隐、冯秉正及郎世宁四人。这其中有几种可能：第一，四人在北京耶稣会内较有影响力；第二，至少在雍正看来，这四人具有某种小团体性质（从上文所分析郎世宁与苏霖、费隐之间的关系看，这种小团体的形成是有可能的）；⁽¹³²⁾第三，四人与穆敬远的关系较近。据费赖之记载，穆敬远曾任北京某堂堂长，⁽¹³³⁾而从穆敬远的葡萄牙国籍看，应是南堂或东堂的堂长。而郎世宁、苏霖都是住在南堂的。虽然费隐是东堂的住所道长，但在管理上仍附属于南堂。⁽¹³⁴⁾这就为苏霖、费隐、郎世宁与穆敬远之间的密切交往以至更亲近的关系提供了可能。⁽¹³⁵⁾

从表面上看，怡亲王谈话的主题是劝慰和安抚四位耶稣会士，不要为教中伙伴受到的处罚而感到难过，但从怡亲王对四人所提明确要求看，这更像是一次诫勉谈话：“根据自己的信仰安静的生活，宣传自己的信仰，不要管别的事！”无需怡亲王多作解释，郎世宁四人也能听出来，新皇帝是在委婉地警告他们，切勿再卷入宫廷政治斗争，或王室成员之间的矛盾纠葛中。而这种警告实际上意味着，皇子时期的胤禛就对苏霖、费隐、冯秉正、郎世宁等人各种有针对性的上层交往活动了如指掌。

即使苏霖、费隐、冯秉正、郎世宁四人不具有小团体性质，怡亲王的谈话也多少能反映出郎世宁在北京耶稣会事务中的活跃程度。而这一点恰是以往多强调郎世宁之辅理修士身份的研究所忽视的地方。换言之，虽然是会中层级较低，且不负有传教职责的辅理修士，郎世宁在有关教会事务中的表现也是相当积极的。

虽然目前还未发现郎世宁与穆敬远交往的直接证据，但从二人同时与年希尧（1671—1738）保持有超乎寻常的关系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一般。

年希尧出身于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汉军镶黄旗。⁽¹³⁶⁾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家拨归尚为雍亲王的胤禛门下。同年，年希尧的一个妹妹入宫作了雍亲王的侧福晋。⁽¹³⁷⁾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姻亲关系使年希尧与其弟年羹尧（1679—1726）在雍正朝享有特殊地位。年希尧于雍正元年授广东巡抚，年羹尧则在当年封三等公，世袭罔替，后官至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并授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位极人臣。尽管在随后的几年间年羹尧被打击致死，但年希尧却没有受牵连，而是始终得到雍正的信赖和重用。在升为内务府总管的同年（1726）七月，年希尧又被命榷税淮安，加左都御史，并督理景德镇御窑；次年九月接管宿迁关务。这些最有利可图和令人垂涎的肥差⁽¹³⁸⁾相继统统交予年希尧，其与雍正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¹³⁹⁾

对于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耶稣会士当然不会错过，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与之建立关系。而年希尧也确实对涉及耶稣会士的问题发挥过一些作用，如当广州和佛山的居民要求推翻当地的教堂时，时为广东巡抚的年希尧以北京城也建有教堂予以搪塞：“瞧，连皇帝也允许在他的皇城里建起一座很高的教堂。去干涉此事将会是多么冒失。”⁽¹⁴⁰⁾

在耶稣会处理和年希尧的关系时，穆敬远可能是主力。其在1726年刑部的审讯中供述道：

我原与年希尧相与，在年希尧家会过年羹尧……我因向年羹尧说：塞斯黑大有福气，将来必定要做皇太子的。原是我赞扬他的好处，要年羹尧为他的。后来年羹尧向我说，皇上把九贝子骂了。我听见这话心上不服，因对他说皇上骂九贝子是作用，不足为凭的。⁽¹⁴¹⁾

“相与”即是两个人非常要好的意思。从穆敬远的供述看，他不仅与年希尧关系密切，对年羹尧也相当熟悉。⁽¹⁴²⁾这从穆敬远与年羹尧讨论的话题能看出。被立储问题折磨得心力憔悴的康熙早在四十七年（1708）就曾严厉警告过众皇子：“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¹⁴³⁾而他也确实对皇八子允禩做出过严厉惩处。在这种情况下，臣子们很少敢于公开讨论有关话题，即使是在私下场合，一般的交往关系也不会让他们冒险涉及。而穆敬远不仅无所顾忌地与年羹尧大加议论，甚至还试图说服这位当时手握重兵的股肱之臣支持皇九子允禟。和年氏兄弟的交往，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耶稣会同事对穆敬远的评价：“深得朝廷信任，朝中大员争与交游。”⁽¹⁴⁴⁾但事情的发展可能是穆敬远始料未及的，年羹尧并没有把穆敬远当作知心朋友，在控告苏努第六子勒什亨和第十二子乌尔陈加入天主教，并建造教堂的密折中（1724年7月1日），年羹尧提到了穆敬远与他们的密切关系。⁽¹⁴⁵⁾而雍正在年羹尧相关奏折⁽¹⁴⁶⁾上的朱批是：“西洋人穆近（敬）远，摇尾乞怜之外，无他技也。”又在穆敬远的名字旁特意加注：“内中此人留心。”⁽¹⁴⁷⁾

转过来看郎世宁与年希尧的关系。

在雍正七年（1729）出版的《视学》序言中，年希尧写到：“余曩岁即留心视学，率尝任智殚思，究未得其端绪。后获与泰西郎学士数相晤对，即能以西法作中土绘画。”《视学》是年希尧在意大利画家安德烈亚·波佐（Andrea Pozzo，1642—1709）之《画家和建筑师的透视学》（Perspectiva Pictorum et Architectorum）基础上编著的。伊丽认为，波佐这本1693年以拉丁文和意大利文首版于罗马的书可能是被意大利人乔凡尼·吉拉尔迪尼（Giovanni Gherardini，1655—1723）带到中国来的。⁽¹⁴⁸⁾

“数相晤对”虽然是个模糊的说法，但从“数相晤对”之后年希尧便“能以西法作中土绘画”的效果看，郎世宁与年希尧交流的深度自不必言，而次数也不会太少。

郎世宁与年希尧的关系可能始于雍正四年（1726），因为年希尧在本年授内务府总管之职，而这个职位正是掌管造办处的最高机构，作为在造办处服务的画师，郎世宁与其上司之间碰面和交流的机会不会太少。而年希尧在景德镇御窑瓷器生产中，“引进包括郎世宁在内的宫廷艺术家所创作的新款式”，⁽¹⁴⁹⁾也说明他对郎世宁是有相当了解的。画技高超，而又身为意大利人，郎世宁显然是年希尧研究《视学》的最佳助理，而郎世宁必然也乐意为雍正的红人兼顶头上司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翻译一些关键术语，指导插图绘制等。

年希尧不仅在陶瓷、算学、历史等方面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且“精于绘画”，《八旗画录》（后编）、《岭南画征略》、《古今画史》、《三万六千顷湖中画船录》、《雪桥诗画》等典籍都有其画艺的相关记载。⁽¹⁵⁰⁾在郎世宁与年希尧的交往中，这个因素无疑又会对二人关系的发展起到促进和深化作用。

无论是穆敬远还是郎世宁，他们的耶稣会士身份决定了，与年希尧的交往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双重功利目的：一是寻求政治支持；二是传播天主教义。而年希尧晚年的生活状态也反映出与耶稣会士的交往对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¹⁵¹⁾宋君荣在一封寄往欧洲的信中写道：

年希尧很理解耶教的宗旨……他心仪耶教，如果不是死亡阻止了他，他已经受洗了，因为在重病中他已万分痛苦，而欧洲人又不准进入他的宅邸。他曾经常到教堂拜会会士们，并爱听祈祷。他很领会耶教教义，还能准确地背诵祈祷词。⁽¹⁵²⁾

综上所述，在雍正年间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苏努案”和“穆敬远案”的郎世宁之处境虽不至于令其整日提心吊胆，也足以让他一度寝食难安。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使得雍正年间的郎世宁虽也参与一些教会事务，但与乾隆年间的情况相比，显得低调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