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范主编《王重民向达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序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界刮起了一股“老照片”热，人们纷纷翻腾出压在箱底的那些“文革”烬余的相片，把上面的老房子、牌楼、洋房、电影明星，乃至旧上海的招贴画，等等等等，都辑了出来，分门别类地影印出版，让上了年纪的人得以追念往昔，重温旧梦，也使得年轻一代多少了解一点过去，在数字化的时代感到并非都是今非昔比。

在敦煌学的历史上，“老照片”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拿来欣赏的玩意儿，而是逐渐成为保存历史文献真面目的珍贵文物了。

当伯希和于1909年携带着一批他从敦煌藏经洞攫取到的六朝隋唐古书写本珍品来到北京时，京都的士大夫们为之震惊，罗振玉等人在匆匆抄录的同时，和伯希和商议拍照事宜，只获得允许影照十五种，“计书卷五，雕本二，石刻三，壁画五”。这大概是中国学术界最早拥有的敦煌文献和壁画的照片，罗振玉还特别为入藏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这些照片写了一篇跋，其珍视程度可想而知，因为在当时，敦煌写本精华已为斯坦因、伯希和捆载而去，中国学者要想研究，就只有通过照片了。

与这区区十五种照片相比，1934-1939年间奉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到巴黎调查敦煌写卷的王重民先生，在伯希和、戴密微等人的帮助下，不仅饱览了全部写卷，而且还为北京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拍摄了近万张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敦煌写本照片。清华大学的一份，在抗战转移到长沙时，遭日军轰炸而毁掉，而北图的一份则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些照片中，还有王重民、向达分别在1935年和1937年走访柏林时所得数十件吐鲁番文献的珍贵照片。

从40年代到今天，研究者一批接一批地前往巴黎、伦敦、柏林“挖宝”，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写本被反复借阅，千年的纸张经不住人们翻过来、倒过去地折腾，一些带有文字的纸块已经脱落而不知所在，比如巴黎藏的《沙州图经》、《张淮深变文》，就是如此。收藏的馆方为了保护原卷，有的（英图）托裱，不经意把一些重要的文字糊在里面；有的（法图）用丝网固定纸张，但架不住学者的多次翻阅，丝网和纸张脱离，由于隔着一层丝网，于是后来拍摄的照片自然模糊不清，这种情况越是有学术价值的写本越是如此。

与此相反，王重民、向达带回来的照片，由于他们回到祖国时正值战争不断，以后又是不停的政治运动、“文化革命”，原本要作为研究使用的照片，却静静地躺在北京图书馆里没人问津，照片的质量也没有受到任何损害。80年代中叶，我曾远渡重洋，到巴黎去查找归义军史料，没想到有些写本文字是后来在文津街北图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看到王重民带回的老照片才最终定谳的。记得有一次周绍良先生让我核《读史编年诗》的录文，因为他据70年代的缩微胶卷或《敦煌宝藏》的影本都有不少文字无法见到，我知道中华书局的徐俊先生独具慧眼，明了王重民照片的价值，已经用这批老照片全部核对了他整理的诗歌文字。一问，果然《读史编年诗》的全部文字，都可以通过这批老照片释读出来，周老为之大喜。至于我比定出来的那些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毁掉的德藏吐鲁番写本残卷，北图照片的文物价值之高，就不用费辞了。

虽然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印出《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但读者一对照，就知道现在把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批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老照片影印出来，是何等重要。近年来，由于藏有许多重要典籍的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的日本藏家一直不公布这批“最后的宝藏”，所以京都大学羽田亨纪念馆所藏李盛铎旧藏文献的照片，便成为学者们重要的取材对象，推动了敦煌学一些方面的发展。我相信数量更加庞大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法藏敦煌文献和部分英藏、德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出版，一定能推动敦煌学的更大进步。为此，我们不仅感念王重民、向达先生的功绩，也感谢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研究人员的辛劳，让我们拥有这样富有学术价值的精品图录。

因为我较早利用这批照片，受益良多，今受命属辞，不敢推卸，因略述敦煌写本老照片之学术价值与研究旨趣如上，聊作序言。

（2007年6月15日完稿。本书2008年4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