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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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禮中的其他重要人物

朱熹編修禮書,除了直接助編者外,還有起到特殊作用的人。以幫忙轉送鈔本者的范念祖爲例:朱熹在致潘恭叔的信中説:“《儀禮》已附高要范令去,不知今已到否?”[8]朱熹編禮時,先編過《儀禮附記》,信中所謂《儀禮》即指此書的框架。據陳來的考證,此信當作於淳熙十三年(1186)[9]。“高要范令”即范念祖,當時朱熹鈔《儀禮》篇目並請范氏送交潘恭叔。范念祖乃范如圭長子,其弟念德於朱熹爲僚婿,來往極爲密切。又以分抄禮書稿本者的王介爲例:爲防遭黨禁毁亡,朱熹嘗命門人弟子分抄禮書稿本,朱熹在致王介的信中説:“昨日所喻抄《禮書》,欲俟向後整頓有序,即發去莆中。但不知彼中分付何人點檢指授,幸留數字於此,詳道所以然者,容並寄去爲幸。或有餘力,得爲别抄一本見寄尤幸也。”[10]在另一封致鞏豐的信中,他又説:“《禮書》半稿略可寫浄,旦夕寄直卿處,仍就使廳借筆吏數人抄過一本。王元石亦要抄一本,仍更爲寫一本,當俟彼中寫了,卻寄莆中也。……”[11]據陳來的考證,二信均作於慶元六年(1200),正值慶元黨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