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子禮學思想與《五禮通考》編撰

《五禮通考》亦體現出編撰者的禮學思想與治禮主旨，下面從三個方面考察朱子禮學思想對秦蕙田編撰《五禮通考》的影響。

（一）朱熹《周禮》觀

關于《周禮》一書的性質以及成書年代，古代學者的意見分歧較大，漢代以來，懷疑《周禮》爲僞書者大有人在。北宋諸儒，如歐陽修、蘇軾、蘇轍、胡宏、包恢等人對《周禮》的成書亦頗多懷疑，而贊成《周禮》以及相信《周禮》爲周公制作者亦不乏其人。相信《周禮》者，主要是根據《周禮》一書的規模與内容之龐大恢弘，條理之繁複，認爲能製作出如此之宏偉典制者，必非周公莫屬^[20]。朱熹亦根據該書之宏大規模與體例等，認爲《周禮》爲宗周典制。朱子對《周禮》比較推崇，云：“《周禮》一書，也是做得縝密，真個盛水不漏”，“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領是也。”^[21]在《周禮》的成書年代及作者的問題上，朱熹明確認爲“《周禮》是周公遺典也”，《周禮》、《儀禮》爲可信之“説制度之書”。針對後人之懷疑非聖人書，以及“雖細碎處可疑”，朱熹認爲，即使退而論之，《周禮》或許不是周公親自撰作，或許有人代筆爲之，但其大綱、精神及其規模均爲周公制定，仍應視爲周公所作。故而朱熹編撰《儀禮經傳通解》時即會同《三禮》，以《儀禮》爲經，以《禮記》爲傳，并將《周禮》視作周代典制而采其内容加以纂輯。

《五禮通考》又如何處理《周禮》這一棘手的問題呢？《五禮通考》卷首第三案語曰：“春秋時博物閎覽，好古洽聞之大夫，無如子産、叔向、晏嬰、韓起諸人，曾未一見《周官》、《儀禮》，蓋周公成文武之德，其追王、郊禘、六官、五禮，諸大經大法，皆藏于王朝，掌于柱下，史官固不得見也。”秦蕙田認爲，《周禮》、《儀禮》乃宗周典制，因一向藏於王朝，故春秋時諸君子未曾得而睹，史官亦不得見到。另從《五禮通考》卷首第三《禮制因革上》的安排上看，此書將《周禮》至于夏、殷之後，春秋禮制之前，亦可見秦蕙田認爲《周禮》内容爲周代典制。參與《五禮通考》撰修的各家秉承朱熹等人《周禮》、《儀禮》爲周公所製作的觀點，將《周禮》一書納入《五禮通考》，成爲考察古代禮制的重要支撑文獻。不唯如此，在全書的編撰上，《五禮通考》也繼承了朱熹“《周禮》爲綱”、“《儀禮》爲本經”的觀念，“吞吐百氏，剪裁衆説。蓋舉二十二史，悉貫以《周禮》、《儀禮》爲之統率”^[22]。

（二）尊王思想

北宋諸儒深感政治局勢之局促與外邦夷狄之邊患，故政治思想中尤重“尊王攘夷”。至於尊王，則牽涉到歷史上周公攝政稱王的公案。宋儒對周公是否稱王之事，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大略而言，程朱理學派對周公稱王之説極力反對。程頤在與門人討論這個問題時，明確地否定了周公稱王之事，認爲“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23]朱熹雖然主張周公作《周禮》，但反對周公稱王之説，此一態度雖未明言，但朱熹嘗論《尚書》云：

《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説“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遽述己意而告之乎？決不解如此。五峰、吴才老皆説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叙其書于《大誥》、《微子之命》之後。

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24]

另，朱熹在《與孫季和書》中也有類似的看法：

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爲成王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爲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吴材老、胡明仲皆嘗言之）。至于《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誤以爲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也。^[25]

朱熹對周公是否攝政稱王的態度，由上可見。此後楊復編撰《續卷祭禮》，則徑直删除了《禮記·明堂位》篇中鄭玄注的二處“周公”，以體現尊王之旨，并云天地祭祀“惟王得行之”^[26]。言外之意，魯國雖爲周公封國，亦不過諸侯，舉行郊祀是僭越禮制。

《五禮通考》没有明確地就周公是否攝政稱王的問題進行討論，但在書中也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五禮通考》卷24引《禮記·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下引鄭玄注：“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于户牖之間，于前立焉。”孔疏：“户牖之間謂之扆，在明堂中央太室户牖間。”此處删去“周公”，與楊復爲推崇尊王之意而删除“周公”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魯國郊祀問題上，秦蕙田等編撰者亦承宋儒之論，主張魯國不應有祭天之禮，魯國郊祀祈穀、大雩乃是僭越之舉。例如，《五禮通考》卷21蕙田案語云：“先儒論魯僭郊，義理之正，無如程子、張子；考訂證據，以羅氏、陳氏、蔣氏、馬氏、楊氏、何氏爲最。今以《禮運》之文繹之，則末世僭擬之説爲近。”宋宗元案語曰：“魯用天子禮樂，程子論固嚴正，要以張子之説爲平允。蓋成王之賜，在周公没身而後，則生時未嘗用之也。”《五禮通考》卷22引程子曰：“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同卷蕙田案語贊成宋儒之説，謂：“《春秋》常事不書，其書雩者，皆爲旱而設也。厥義有三：一則記灾也，一則言大以志其僭也，一則見其時君臣猶有憂旱之心。”雖然秦蕙田、宋宗元二人對魯郊解釋略有差异，但對魯國郊祀的僭越性質判定是一致的。這種嚴防禮制僭越的裁斷，其背後無疑是郊祀非王不得行的理念，反映了編撰者的尊王意識。

（三）禮以經世與禮以時爲大

朱熹治禮具有强烈的現實關懷，他强調“禮，時爲大”，主張根據現實情況采擇古禮而用之，并反對拘泥古禮，食古不化。朱熹嘗謂：

古禮繁縟，後人于禮日益疏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删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朱子語類》卷84）

“禮，時爲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于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朱子語類》卷84）^[27]

欲發揮禮學的經世功能，關鍵在于因時變通地斟酌古制，而不是恪守成規，拘泥于三代之制。朱熹主張堅持禮制的基本原則，同時在製作新禮時，必須遵循“禮時爲大”的原則，制禮作樂必須簡單易行，便于推行，故而需要隨時損益古禮而變通之。

《五禮通考》亦强調治禮的經世取向，這與秦蕙田繼承朱子之志的編撰初衷是一致的。在《五禮通考》中，撰修者對古禮與今俗之間的比較，常常以古禮爲依據加以評判，不時以案語形式來批評針砭非禮之舉和當時的鄙陋風俗^[28]。例如卷81蕙田案語云：“漢立原廟，議者非之。宋乃復襲其名，建立神御殿，至不可數。而以帝王之尊，雜處于浮屠、道家之宇，先王之禮掃地盡矣。《通考》總叙始末最詳，存之可以爲戒也。”方觀承更對當時祭祀中的鄙陋之俗加以批判，卷5方觀承案語云：“唐《開元禮》亦尚有尸，自後尸法亡而像設盛，于是梵宫道院，野廟淫祠，無非土木衣冠，神鬼變相，既立不罷，終日儼然，煽惑愚民，無有限極。以至玉帝天妃亦冕旒環佩而户祝之，則侮天瀆神之至矣。乃知古人立尸之意，固甚深遠也。”諸如此例，《五禮通考》中所在多有，充分體現了編撰者對于現實的關注與“禮以經世”的淑世情懷。

但是古禮或因時代的變遷而不適用於現實社會，那麽如何處理古禮與新禮的關係？秦蕙田認爲禮有因襲損益，禮學經世，須以古禮爲基礎，因時加以變通，“禮以義起，亦與時宜”，在《凡例》與卷首“案語”秦蕙田中表達了這一思想。《五禮通考·凡例》云：“班孟堅云：‘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夫子亦曰百世可知，述禮制因革。”卷首蕙田案語云：“曹褒君臣相得，誠一時之嘉會也。惜乎所撰新禮不能依古損益，多雜緯，有虚盛美，可勝慨哉！”

此外，對於朱子《家禮》中的禮儀制度，方觀承主張需斟酌裁剪取而行之，他認爲，“《家禮》亦有難行之處。朱子爲要存古，故段段有宗子行禮。今世宗法已亡，亦無世禄，數傳之後，宗子未必貴，貴者不必宗子。祭用貴者之禄，倘支子爲卿大夫，而宗子直是農夫，如之何？反使農夫主祭，而卿大夫不得祭也。此當酌一變通之法”。他主張採納榕村李氏家祭法，“以貴者主祭，而宗子與直祭者同祭”。如此實行，“此亦禮以義起，於隨俗之中仍寓存古之意，庶不似俗下祭祀，全然滅裂也”^[29]。

古禮或因時代的變遷而不宜全部實行，後人可以法古義而斟酌古禮施行，這種理念也是參與編撰者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