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編撰指導思想與方式

朱熹所撰《儀禮經傳通解》一書，對後來元、明、清三代的禮學研究有很大的影響^[6]，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五禮通考》的編撰。兹試析之。

（一）考索與義理并重，宗朱子家法

古之治禮者，或研故訓，或闡禮義。《五禮通考》雖然對歷代典章制度進行了系統的編纂，但此書并非是資料的簡單纂輯。秦蕙田治禮非常重視禮義，强調禮制研究必須探索禮之奥旨與義理，“法古貴知其意”^[7]，考據之學的目的是爲探求大義。《五禮通考》編纂的另一重要參與者方觀承，受其叔父方苞影響，治禮自是尤重義理，聖環本、乾隆本《五禮通考》有方觀承序，内云：“禮者，群義之文章，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斷也”，“名數雖繁，要以義理爲之準”。方氏論秦蕙田《五禮通考》之旨云：“吾友味經先生，以博達之材，粹于《禮經》。官秩宗日，侍内廷，值聖天子修明禮樂，乃益好學深思，研綜墳典。上自《六經》，下迄元明，凡郊廟、禋祀、朝覲、會同、師田、行役、射鄉、食饗、冠昏、學校，各以類附，于是五禮條分縷析，皆可依類以求其義。”可見，秦、方二人在禮學研究上聲氣相投，均重視禮義的探索。

秦蕙田非常推崇朱熹的治禮之法，清人多有論此者。王鳴盛《五禮通考序》嘗論云：“朱子之學，以研究義理爲主，而於古今典章制度、象數名物，亦靡不博考之。其綱條之所包羅者多，故援據間有未精；而日力不暇給，則書之未成，而有待于補續者亦多。《儀禮經傳通解》以經爲經，以記爲緯。續之者益以喪、祭二禮，規模粲然矣！然熊勿軒《序》稱‘文公初志，欲取《通典》及諸史《志》、《會要》與《開元》、《開寶》、《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則今本猶未之備也。大司寇梁溪秦公味經先生之治經也，研究義理，而輔以考索之學，蓋守朱子之家法也。……書成，人但知爲補續徐氏，而公則間語予曰‘吾之爲此，蓋將以繼朱子之志耳，豈徒欲作徐氏之功臣哉！’”^[8]王氏曾襄助編《五禮通考》，深知秦蕙田編此書的目的，此論誠的當。晚清曾國藩認爲：“乾嘉以來，士大夫爲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爲空疏；爲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爲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于《禮經》，考核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該，源流畢貫。雖極軍旅戰争，食貨淩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説之争。”^[9]曾國藩主張“考據”是“明禮”的手段，“明禮”是“考據”的目的，考據是爲探求經之義理。他認爲《五禮通考》兼采漢宋之長，考據與義理兼備。王、曾二人所論，可謂知秦、切中肯綮之言。

秦蕙田希望從對禮制的考辨中探求禮制製作之本義，“五禮條分縷析，皆可依類以求其義”。例如《五禮通考》卷22就《春秋》“大雩”書法之奥旨案云：“《春秋》常事不書，其書雩者，皆爲旱而設也。厥義有三：一則記灾也，一則言大以志其僭也，一則見其時君臣猶有憂旱之心，以别于書大旱、書不雨、書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而不言雩者之忘民事也。經義宏深，所該者廣，傳者區區較量于月時之間，豈能通其旨哉。”另如《五禮通考》卷114蕙田案：“程子有只以元妃配享之説，又有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之説。朱子并以爲不然，而曰：‘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并祔合祭。’故知陳舒、韋公肅之議爲深得禮意。”在對禮制合理與否的裁斷過程中，以是否合乎禮意作爲標準，《五禮通考》此類例證較多，恕不多舉。

古代禮制因襲損益，代有嬗變，“禮可義起”，時代變化則新禮亦不能拘泥而食古不化。若據古禮之精神原則，“法古之意”而斟酌古禮，則古禮亦可爲製作今禮的資源。但若禮義不明，則製作新禮無從談起。故從朱子，一直到《五禮通考》編撰者秦蕙田及參與者方觀承、宋宗元等人，均重視對禮義的探討并强調“禮以義起”的理念。

（二）編纂方式

1．取材廣博，兼采史乘

在隋唐以後的科舉教育中，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士人學子尚能通過誦習經典而知其説，但到北宋熙寧時，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當時博士諸生誦習虚文，對其中的禮儀内涵，“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遇到議禮之事，則“率用耳學臆斷而已”。針對這種情况，朱子即與門人編纂《儀禮經傳通解》一書，“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于禮者，皆以附于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説，略有端緒”，朱子希望編修此書，既可以使傳統禮樂“興起廢墜，垂之永久”，又可以“爲聖朝製作之助”^[10]。朱子提出，自秦漢魏晋以來，所傳禮學，“惟《三禮》而已”，《儀禮》乃其本經，《禮記》乃其義説，《周禮》爲禮之綱領。但是在編纂《儀禮經傳通解》時，此書取材并不拘于《儀禮》十七篇篇目的内容，而是突破經傳的界限分别，貫通《三禮》，融會諸子史書，擴大古禮文獻資料和解説材料的選取範圍，從而以經補經、以傳補經、以經補傳、以子書補經、以史補傳，成爲《通解》一書的最突出特點^[11]。

關於經史之間的關係，朱熹在《儀禮經傳通解》編撰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考察禮制發展沿革的重要性，并不能僅僅將經注編纂在一起，還需要經史結合，考察禮制的發展變化^[12]。朱熹在給門人的信中嘗表達這一認識：“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説得個題目，若欲從事于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像個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13]但由於種種原因，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未能採擇史料來考辨禮制的源流沿革。其後楊復編纂《續卷祭禮》時，非常注重對祭禮發展演變的歷時性考察，但採擇史料的規模及指導思想，與朱子理念尚有一定差距。

秦蕙田對《儀禮經傳通解》未盡善之處有清醒的認識，《五禮通考·凡例》稱《儀禮經傳通解》“第專録注疏，亦未及史乘”，有鑒于此，秦蕙田“徧採紀傳，參校志書，分次時代，詳加考核”^[14]，按照朝代順序，對禮制之古今沿革、本末源流進行縱向的歷時性考察。

2．考辨禮制，折中諸説

朱子在撰修《儀禮經傳通解》時，曾打算“具列注疏、諸儒之説，略有端緒”，希望對聚訟紛紜的禮制問題加以考辨折中，然由於種種原因，朱子這一設想並未付諸實施。今人錢穆先生曾云：“今本《經傳通解》僅附注疏，并無盡取漢晋而下及唐諸儒之説而加以考訂辯證之事。”^[15]實際上，朱熹《經傳通解》儘管也引用宋儒如劉敞、張載、林之奇、程頤、吕大臨、陳祥道、陸佃等人之説，但考訂辨正并不多，朱子之願並未實現。朱熹之後，楊復《續卷祭禮》則繼朱子遺志，對祭禮中諸説作了詳細的考辨，并闡述己意，多有精妙之論。

秦蕙田《五禮通考》則將朱熹之志加以發揚光大^[16]，《五禮通考·凡例》云：“兹特兼收異説，并先儒辨論，附于各條之後，以備參稽。或並存闕疑，於治經之學，不無補裨。”秦蕙田廣引各種文獻，博稽綜考，對禮制中的疑難問題進行辨析考證，并以“案語”形式來闡述自己的看法。可以説，秦蕙田以繼承朱子之志自勉，對諸儒異説以及各代議禮之論，加以考辨折中，實獲朱子之心。

3．承繼發揚朱子之分節法

分節之法，唐代賈公彦在疏解《儀禮》時已做了初步的工作，大略皆符，而略有瑕疵。朱熹在此基礎上，將《儀禮》分節附注，《儀禮經傳通解》在各種程式儀節後以“右……”來表示出其節目，每節加以標題總括一節内容，條理分明；同時將原來各自爲書的注疏，分别附在經文的下面。這種方式，有利于把握經義，閲讀古書，對後代《禮經》研究産生了重要影響^[17]。江永《禮書綱目序》評論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云：“其編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綱細目，于是粲然，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陳澧《東塾讀書記》稱“自朱熹創此法，後來莫不由之矣”^[18]。吴澄《三禮考注》、敖繼公《儀禮集説》、盛世佐《儀禮集編》、吴廷華《儀禮章句》、張爾歧《儀禮鄭注句讀》等禮學著作皆遵循朱熹的這一研究方法，對經文加以分節。

清代的幾部通禮性質的禮學著作，如徐乾學的《讀禮通考》、江永的《禮書綱目》等禮書均繼承了朱熹的分節這一編纂方式，“雖規模組織不能盡同于《通解》，而大體上，則均由《通解》脱胎者也”^[19]。《五禮通考》亦不例外，例如在“大夫士廟祭”門中，一併録《儀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經文與鄭玄注、賈公彦疏，同時以“右……”形式來歸納説明上述儀節的内容，便於讀者瞭解。不寧唯是，《五禮通考》將此種編纂方式加以發揚，進一步運用於全書的編撰中，《五禮通考》在分類編纂文獻之後，往往以“右……”的形式概括主旨或説明文獻的内容，使讀者讀之而明瞭大旨。